【观点】如何促进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需要科学家的参与，但是总体上来说，我国目前缺乏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强制性或鼓励性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家参与科普的激情。王大鹏和贾鹤鹏对2016年开展的科学家群体问卷调查进行了分析和梳理，提出促进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应该多管齐下。
王大鹏
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科学家与媒体关系, 科学传播理论, 新媒体科学传播, 主持并参与多项研究课题, 发表科学传播领域研究论文30余篇，翻译科学传播相关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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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同时，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要“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这些重要论述对科学普及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也指明了科学普及的方向。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如果缺失科学家参与这个环节，科学传播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长期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科学传播，并制定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普及法》为基础、以中国科协等相关部门和科技界专职宣传工作人员以及科学媒体为组成部分的科学传播体系。但是，目前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还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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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而言，很多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有成熟的作法，比如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法国科学院(French Academie des Science)、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Australian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以及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等都要求其成员同公众探讨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还要求接受其资助的科学家要拿出一定比例的资助经费用于向公众传播其科研成果(Public Outreach)。
西方发达国家发布的相关政策和规定，在促进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让我国的不少科学传播工作者、学者以及热心科学传播的科学家呼吁政府尽快制定相关政策，明确鼓励和要求科学家投身科学传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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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缺少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强制性或鼓励性的政策，科学家缺乏参与科学传播的热情和动力。那么，如果有了完善的政策体系和绩效考核要求，科学家是否就能够顺畅地进行科学传播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目前在政策体系不健全以及激励机制缺乏的情况下，在新媒体平台上仍然活跃着一大批热心传播的“网红”科学家这种现象呢？一批从事科学传播的“网红”科学家的存在，是否意味着强制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政策是可有可无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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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700余名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行为的问卷调查，以及对30多名热心公共科学传播的科学家的深度访谈，我们发现强制性或鼓励性的科学传播政策固然重要，但要让科学家能真正投身于科学传播大潮中，光靠政策或面向科学家设立科普基金并不够。鼓励形成面向公众的科学文化、科学家传播技能的培养、所在机构对科学家传播行为的积极支持以及专业科学传播机构与科学家的广泛互动，都在促进科学家进行科学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政策支持对于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不可或缺。调研显示，73.4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不积极的最主要原因是现行科研考核体制中没有针对科学传播的部分，导致科学家做科学传播没有动力(图1)。受访的科学家也一致认为政策支持对于他们从事科学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政策支持和激励机制”会让“科研人员更愿意从事科学传播”，同时也能让他们名正言顺地开展科学传播工作。不仅如此，我们也发现，在科学界普遍存在一种“抵制”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风气，因为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这不是科学家的主业，做多了必然影响研究主业。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科学家认为，有人从事科学传播是为了获得科学界以外的关注、资源以及领导的支持。可见，有必要通过普遍和均一化的政策让科学家参加科学传播成为一种常规的、被普遍认可的行为。
图1 影响科研工作者参与科普工作的因素
科学传播工作应与科研教学相结合。科学家的主要工作在于开展科学研究，所以他们的科学传播工作应该与科研教学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形成科研与科学传播的良性互动和正反馈机制。参与调查和受访的大多数科学家都表示他们愿意将自己学科的科研成果(不一定是本人成果)通过媒体平台进行传播，以此来提升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认知，并最终促进公众科学素质的提升。
科学共同体对科学传播的看法也会影响到科学家的热情和行为。如上所述，有些科学家认为“科普是不务正业”，“做不好科研的人才去做科普”，甚至“科普只能偷着搞”。“萨根效应”(科研人员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即科学家的公共声誉度与他们科研工作的质量背道而驰)成为盘旋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一个魔咒。我们的调研表明，大多数科学家不认为媒体报道对自己的声誉非常重要(图2)。
图2 媒体报道对学术声誉的重要程度
科学传播的最终目标在于提升公众科学素质。然而，传统上科学界认为公众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因而出现了以知识单向传播为主导的“缺失模型”。我们的访谈发现，大多数受访科学家在其科学传播中都在遵循这种“缺失模型”，即认为需要通过科学传播来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从而增加他们对科学的支持和对伪科学的抵制。如果单纯通过制定强制或鼓励性政策来推动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工作，那么一个想当然的结果就是科学家会延续这种知识灌输的行为习惯，忽视了科学传播首先是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需要通过良性、平等的互动来传播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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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成果的发表不应该成为终点，而应该是传播的起点。当前我们既需要决策者强力的推动，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将科学传播成果纳入到考评体系中，同时也需要各方面的积极配合，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来逐渐改善科学文化，让科学家意识到并且承担起科学传播的责任，积极投身于科学传播。这方面可能的措施就包括:为有志于或者已经从事科学传播的科学家营造良好、友善的社会文化氛围，让热心从事科学传播的科学家不仅仅获得支持科学传播的体制保障，也能在文化上获得满足感。同时，科研、科普界、传播学界以及科技政策智库合作，形成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为科学家提升科学传播技能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支持，也让科学家能有更多机会接触媒体、科普工作者和科学教育人士，让有利于科学传播的科学文化在科学界深入人心。
原文发表于《科学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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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鹏, 贾鹤鹏. 促进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需政策与机制并重. 科学通报, 2017, 62: 4083-4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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