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贻芳：努力工作，用实力说话

2015年11月，2016年度“科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在美国揭晓，“基础物理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 in Fundamental Physics)被授予了研究中微子振荡的7名领导者及他们领导的5个研究团队，其中王贻芳领导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项目获此殊荣，获奖者将分享300万美元的奖金。这是中国科学家和以中国科学家为主的实验团队首获该奖，同时也让这个相对年轻的国际重要奖项引起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

2016年度“科学突破奖”颁奖礼

2012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宣布发现了一直只存在于理论中的第三种中微子振荡模式，首次精确测量了其振荡幅度，确定了中微子振荡的一个新参数。这个物理学的重要发现引起国际科学界的强烈反响，获得了高度评价，被誉为“中国本土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物理学成果”，Science 杂志将其评选为2012年十大科学突破之一。

作为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的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王贻芳研究员为他自己并代表团队领取了“科学突破奖”。事实上，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及王贻芳研究员本人近年来屡获殊荣，例如2013年他也曾因“领导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首次确定地测量出中微子混合矩阵的θ13”，在我国科学家中首次被授予美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实验的最高奖——潘诺夫斯基实验粒子物理学奖(W. K. H. Panofsky Prize in Experimental Particle Physics)。

是什么促使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在国际中微子研究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该项目的成功对我国科研工作者有何启示？我国高能物理领域的发展前景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近期对王贻芳研究员进行了专访。

王贻芳研究员: 关于获奖我并没有特殊感想，但显然获奖对于相关领域研究是一件好事，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有利于未来获得更多支持和资助。“科学突破奖”与诺贝尔奖最大的不同在于两点: 一是任何人都可以提名，二是评奖委员会由往届获奖者构成。颁奖之前我们已经得知了获奖的消息，但对评奖细节以及是什么人提名了大亚湾中微子项目都不太清楚。

王贻芳研究员: 目前国际上大规模的粒子物理实验团队可以达到上千人，投资在几亿美元以上。相比起来大亚湾项目是一个很小的实验，团队规模只有200多人，全部投资只有1.6亿人民币左右。一个很小规模的实验能够取得有重要意义的物理成果非常不容易，有很大的随机性。

虽然大亚湾项目与大规模的高能物理实验相比相对容易一些，但比一般的实验室工作要难得多，我们为此投入了10年的努力。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到争取政府和基金会资助、获得基建许可、联系核电站各部门、实施土建等大量的非科学因素。此外，还有关键的技术方案设计、技术问题的克服和解决、设备的研制、后期的数据分析等，牵涉的因素非常多。该项目能够成功实施，是各种因素的累积，缺一不可。同时也可以说这是中国高能物理学界和工业界的一个累积成果——如果二三十年前要在国内实施这个项目，没有工业界足够的支持和配合，是一定不会成功的。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集合了各方面的努力，才成就了这个项目。

王贻芳在大亚湾中缴微子实验站察看设备安装情况

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θ13的值非常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完全是运气使然。

王贻芳研究员: 我认为有几个核心关键点: 一是自己实验的科学目标、实验方案要有足够的先进性、独特性和吸引力，如果科学目标不够重大或者方案不够先进，不会有人愿意加入；二是要通过长期积累，确实具备提出国际领先方案的能力，有让别人不得不承认的地方，让参与者愿意接受按照我们设想的方案开展整个实验，从而掌握项目的主动权。具备了这两个关键点，大家围绕着方案目标一致，可以一起共同努力，解决具体问题。

在国际合作中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要按照国际合作一般的规则做事，这需要对国际合作的规则、外国人的习惯、办事方式等有足够清楚的了解，能够用他们的方式和语言去沟通。二是要能够掌握关键点，对整个局势有所掌控。最关键、最没有把握的事情要自己完成，一方面避免别人掌握最后的发言权，另一方面避免实验在别人的掌控下失败，后果需要自己承担。委托给别人的事一定要有成功的把握。在竞争合作中，技巧固然重要，归根结底还是用实力说话，要有掌控科学和技术的能力。

王贻芳研究员: 国际合作对大科学工程至关重要。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能关起门来研究，近亲繁殖最后一定是死路一条，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大科学工程是进行国际合作最理想的载体和组织方式。一方面大科学工程中通过各国合作，投入各自最好的经验和最大的能力，有利于攻克难题，同时也会减少经费压力；另一方面也具有推动国际合作、和平发展，增进相互了解的政治意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里特别指出，要“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这正是我国现在还没有、但应该做的事。所以我们认为建设大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是很切合中央未来发展精神的一个具体工作。

王贻芳研究员: 科学家的人才队伍要从实践中打造，通过这些大科学工程和国际合作交流，我们的人才队伍在国际环境中通过竞争才可以成长起来，这是队伍成长最简单的方式。我们过去从国外引进了很多优秀人才，那是因为他们在国际竞争环境中得到了锻炼。我觉得大科学工程是最好的成长舞台，大家在同一个层面，讨论的问题对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都至关重要，所以自然会奋力去工作，对其个人成长和整个国家科研水平的提高都非常有益。

王贻芳研究员: 我们现在主要从事几方面工作，一是实施中微子实验的二期项目——江门中微子实验，这是正在建设的未来主要项目。二是推动未来的大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在中国的建设，这是继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下一步的项目。从现在开始到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之前，我们要继续运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争取有更多发现，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另外一项主要工作是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大型高能物理实验，一方面培养研究队伍、开拓研究广度，帮助我们掌握整个国际高能物理发展前沿；另一方面参与国际合作也是科研交流有来有往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国内项目的进展会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目前国内高能物理发展总体来说面临着两大困难: 一是国内研究者参与国际高能物理合作研究得到的支持不够，多数大规模的科研支持资金都只能使用于国内，缺乏向国外使用的渠道，这导致了我们一方面不能更大规模地参与国际上的高能物理实验，在国际高能物理学界的影响、地位、作用等都受到限制，另外也大大影响着国际上参与国内高能物理实验项目的可能性。可以说这实际上是目前国内高能物理发展比较大的一个瓶颈。另一个主要困难来自于国内各界对于高能物理研究和大型加速器研究理解的局限性。未来我国的高能物理发展如果要走上世界最前沿、成为国际上的领导力量，主要决定于大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否建设。目前这个项目颇受争议，很多人不理解项目的重要辐射作用及意义，仅仅从高能物理研究这个很窄的领域来看待问题，“设立这样一个项目对于一个二级学科是否投资过大？”是很多人存有的疑问。实际上无论从科学还是技术层面，高能物理研究和大型加速器的研究都有巨大的辐射、引领作用。目前国内无论是科学界还是非科学界，很多人对此都不够了解，因此推动这样的项目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为了促进国内各界对高能物理研究和大型加速器研究的理解，可能需要相关科研主管部门来组织一些研讨，促进正面的沟通与交流。无论未来大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与否、有益无益，都能够通过讨论和交流加深各界对这件事的理解，有助于对未来中国科学发展的目标和路径进行更好地沟通和交流。总之，需要有人积极推动、真正迎着困难去闯。

王贻芳研究员: 我觉得这是一件两难的事情。从科研人员角度来说，科研管理部门在评价考核其科研成果的时候通常会看在什么样的期刊发表了文章，如果在一些国际大刊上发表了文章连报纸都要报道一下，自然会形成一种导向。从另一个角度看，必须承认很多发表在国外刊物的文章确实有比较好的质量，可能因为一些学科国内的科研队伍规模不够大、研究领域不全，导致审稿力量不强，有些文章在审稿过程中不能得到很好的提高。

有的研究者向国外投稿会遇到有偏见的审稿人，我们遇到的不多，相信从杂志本身的政策来说是没有偏见的。如果研究有竞争，需要尽早发表，那我也很支持发表在国内。由于评价体系等的影响，研究者倾向于把文章发表在国外刊物，也能够理解。

要扭转这样的现实只能慢慢来。国内期刊应加强国际化，吸引国外的稿源和编委，引进国际专家作为审稿队伍，这样更容易找到小同行、提升审稿的专业性，保证稿件质量，以此为起点逐步改进，不能操之过急。总体来说国内期刊数量太多、太分散，高水平期刊不多。我觉得国内有一批高水平的科技期刊很重要，将有助于提高整体科研水平。

王贻芳研究员: 做科研没有灵丹妙药，对于如何做出成绩，我的说法和大家一样：努力工作。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和领域、研究的氛围和题目都不一样，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总体来讲我觉得就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和训练而言，与西方国家相比，在培养表达能力、进取心和主动性等方面有比较大的欠缺。同样一项工作，西方学生可以讲得非常漂亮，让人觉得很了不起；而中国学生则常觉得踏实工作才是好的表现，夸夸其谈不好。其实如果不能将自己的工作很好地呈现出来，也是工作能力的一种欠缺。在国际合作中，这种素质尤为重要，对个人发展有很大影响。我们要求研究生每三个月要做一次总结汇报，这是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和培养，要的就是能够出色表述自己的工作。

选择科研方向的时候要有自己的判断，是否可行，坚持还是放弃，要有所取舍。我不能说自己所做的决定都是对的，每个人所做的决定正确与否有时很难判断，没有绝对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