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老师的讲座首先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和意义，之后报告了两篇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文献。王勇老师希望营员能通过本次讲座了解新结构经济学分析结构转型的基本方法，通过具体的理论模型理解新结构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异同。

现代主流宏观（增长）理论通常采用如下单部门模型：

其中Y代表总产出，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TFP，K是物质资本，H代表人力资本，L是劳动力。这样的单部门模型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解很多宏观经济现象都非常有帮助。但是，这样的模型容易使得人们只看到了不同国家之间在技术与要素上的量的不同，而忽略了经济结构的差异，因此通过这种理论简化模型所引伸出来的大多数发展政策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实践中收效甚微。

举例来说，在单部门模型中，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于是诺奖得主Prescott提问：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采用国外更先进的技术使得自己也能步入发达国家之列呢？这是一个很重要并且被提出很久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却给出了错误的答案，其中之一就是旧的结构经济学给出的答案。旧的结构经济学（提出并盛行于上世纪50到60年代）认为穷国与富国的差异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不同，只要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就能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达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所以主张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然而旧的结构主义没有认识到无论是最优的产业还是最合适的技术都是内生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与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因此旧结构主义的政策违反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从而遭到了失败。另一个错误的答案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提出并盛行于70年代到现在）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源在于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拥有与发达国家一样的完善的市场、对私有产权的相同的保护水平，乃至于相同的民主制度，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自动会发展起来。为此，新自由主义提出了“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主张发展中国家以最快速度进行改革，复制最发达国家的制度结构。不幸的是，那些采用“休克疗法”的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经济动荡不安，经济崩溃，而采用渐进式改革的中国却在过去四十年创造了经济奇迹。究其根源，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本身没有认识到最优制度本身也是内生于发展阶段的，因此它在对具体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结构问题进行具体诊断之前，就为发展中国家开出了统一的药方：马上立刻全面复制最发达国家现有的制度体系。

新结构经济学意识到这些主流分析框架的局限性，认为无论是最优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还是最适合的市场经济等制度结构都是内生的，需要重视与强调“结构”的重要性与内生性。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里面有一支关于结构转型的文献，主要研究的目的是解释库兹涅茨事实(Kuznets Facts)。库兹涅茨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农业部门所占的劳动力比例下降，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比例先上升后下降，而服务业的劳动力比例则一直上升，即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迁移。

在结构转型方面，新结构经济学与现有文献研究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所强调的结构转型驱动力的不同。新结构经济学特别强调由禀赋结构驱动的结构转型，即资源在不同部门的重新分配是由禀赋结构的提升驱动的。一个简单的禀赋结构的例子就是资本劳动比，衡量人均资本存量。而现有结构转型的文献认为结构转型的驱动力主要来自消费者的“非位似偏好”（non-homothetic preference）和不同部门技术增长率的不同。

简单来说，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动态变化和影响。新结构经济学中“结构”的维度可以有很多，既可以是经济结构，也可以是政治结构。新结构经济学中最常提到的结构是禀赋结构，即不同生产要素构成的差异。除了禀赋结构外，新结构经济学还研究产业结构、金融结构、空间结构、教育结构等。当模型中加入更多的部门，就必须要考虑不同部门之间的异质性。这些异质性包括不同的资本密集度，不同的生产率，不同的技术密集度、不同的可贸易度、不同的收入需求弹性、在投入产出表中不同的位置等等。 新结构经济学可以将部门之间的异质性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研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的变化。

王勇老师接着介绍了两篇他与合作者写的新结构经济学论文。第一篇发表于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题为“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王老师认为这篇文献可以作为新结构经济学未来很多问题的理论研究的基础模型。这篇文章阐释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新动力——资本的积累。文章建立了无穷部门的无限期动态模型，从而使模型可以描述更细分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完整生命周期。虽然模型设定较为复杂，但是却可以得到模型的解析解，这使得模型可以做非常干净的比较静态分析而且在未来有良好的拓展性。文章首先利用美国制造业的NBER-CES数据以及UNIDO跨国数据总结了的四个典型事实：

• 事实1: 不同产业的资本密集度有很大不同

• 事实2: 某个产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增加值份额、劳动力份额）先上升，达到顶点后下降，呈现倒U型

• 事实3: 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产业，到达顶点的时间越晚

• 事实4: 产业的资本密集度偏离整体经济的禀赋结构（以资本劳动比衡量）越远，该产业的规模越小

文章以典型事实1为基本假定，建立动态模型可以解释典型事实2，3，4。给定劳动L和资本K，并单位化家户数量，文章先建立了静态模型，通过求解静态模型可以得到，中间品产业交替出现，而最终品的生产函数形式并非不变，而是内生于禀赋结构的。

为了研究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个产业、总体经济以及要素禀赋随时间的变化，文章进而建立了动态模型，通过求解动态模型，文章发现由要素积累驱动的结构转型能够解释典型事实2，3，4。此外，文章还发现，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最优产业不同，并给出了产业倒U型曲线的显示解。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所建立的模型中推动结构转型的机制是要素禀赋结构的提高，与赫克歇尔-俄林（H-O）贸易模型所强调的国际分工机制不同，因为模型中的产业升级发生在封闭经济体当中。

王勇老师报告的第二篇论文主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题为“结构转型, 产业升级和中等收入陷阱”。随着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主流增长与发展文献对此却鲜有关注。现有文献经常只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简单二分法，忽略了即使发展中国家也有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区别。这篇文章从制造业内部的产业升级以及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结构转型这两个动态过程的角度，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来阐述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可能的机制。文章将制造业分为低质量制造业与高质量制造业，并且将服务业分为三类：

• 生产性服务业：为最终产品的生产提供的中间服务，包括金融、交通等

• 消费性服务业：直接用于最终消费的服务，包括旅行、餐饮、娱乐等

• 社会性服务业：承担某种社会性功能的服务业，包括养老、医保、教育等

文章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程度不同：低收入国家主要生产低质量产品，所以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较小。在中等收入国家，由于非位似偏好（non-homothetic preference）的存在，人们倾向于消费更多的高质量制造业产品和消费型服务。在消费性服务业和高质量制造业的生产中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更加密集，因此如果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入壁垒过高，那么就可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进一步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瓶颈，进而导致中等收入陷阱。文章发现，由于存在跨部门之间的外部性效应，市场均衡并没有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有时候中等收入国家虽然在制造业上依旧具有从低质量制造业向高质量制造业的升级空间，但是却由于协调失灵导致经济体“过早”地向服务业转型，在另一些时候，市场均衡也可能导致导致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过于滞后，这些都可能会导致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存在这种协调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有为的政府因势利导，使得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更加有效率，以避免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该模型强调了生产性服务业在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在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中因势利导的作用。

在这个讲座中，王勇教授强调我们需要把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部门的异质性与经济结构的特点更好地引入到模型中，对经济结构转型从这些新的角度重新模型化。只有当我们正确理解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关键性的结构性差异时，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真正有效和到位的政策建议，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增进社会的福利水平。那个JME模型对于我们思考这类结构转型问题可能是一个有用的理论探索的初始点。 

参考文献：

Remodeling Structural Change, Justin Yifu Lin and Yong Wang (见阅读原文)

整理: 张维晟

审校: 任晓猛

经王勇教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