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林毅夫

题目：新结构经济学及其在产业政策中的应用

林毅夫教授首先从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反思阐释为什么要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他提倡回归到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也就是《国富论》书名中所表明的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然后详细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比较优势理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新结构经济学对经济发展成败的解释等；接着以五种产业类型为例，对新结构经济学在产业政策中的应用进行讲解，并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在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波兰的应用。最后，林毅夫教授提出，作为发展经济学第三波思潮的新结构经济学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和帮助。新结构经济学建议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现在有的（要素禀赋）、能做好的（比较优势）做大做强，每个国家都有潜力高速增长，发展成为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

经济发展理论急需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理论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达到与高收入国家相同的水平。第一波发展经济学称为结构主义。众所周知，如果发展中国家要有发达国家那样高的收入水平，那么就需要有发达国家那样高的生产率，但如果你想拥有同样高的生产力，你应该拥有与高收入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但是，这些先进的产业行业不会自发地出现，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那些产业生产的产品。因此，结构主义提倡进口替代战略，但结果令人失望。第一波经济发展思潮提倡的政府干预主张的失败催生了一股新的经济发展思潮，新自由主义。它关注政府的失灵并采纳了华盛顿共识，但又失败了。所以，我们仍然没有适当的经济理论来帮助实现预期的发展目标。形成对比的是，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采用出口导向战略的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越南和毛里求斯采取渐进双轨转型的国家。这些成功的经济体拥有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和积极的政府。发展结果的巨大反差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发展成败的原因。事实证明这种结果不能用结构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来解释，而我在反思经济发展的成败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我们需要这种新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践行“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的目标。

回归到亚当·斯密。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时，我倡议在研究发展和转型问题时重回亚当·斯密。但不是回到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观点，那反映了亚当·斯密基于他对18世纪经济现象观察的研究结果。而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揭示的对“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来。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Madisson数据显示，快速持续的人均收入增长的过程是现代以来才发生的。现代收入增长的本质是一个持续的结构变迁的过程，包括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软硬基础设施结构的升级以降低交易成本，而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

为什么称为“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及其演变的决定因素和产生的影响，这是经济发展中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按照惯例，应该被称为结构经济学，但为了区别于结构主义故称 “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假设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包括技术、产业和软硬基础设施的结构均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的，但其随着时间可以变化。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最优产业结构内生于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如果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交易费用也会最低，从而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遵循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成功之道。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遵循经济的比较优势（由其禀赋结构决定）来发展产业和升级软硬基础设施是实现动态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此时，经济将最具竞争力、产生最大的剩余、具有最高的资本回报率，从而节省资金，确保禀赋结构最快升级，并最终实现最快的产业升级和收入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还可以拥有后来者优势，比高收入国家更快地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实现增长收敛。    

“自生能力”是一个新结构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即一个处于开放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具有正常管理水平的企业，无需依靠政府或外部补助就可以预期获得一个社会可接受的正常的利润水平的能力。企业的自生能力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自生能力取决于企业所使用的技术和所在的产业是否跟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如此，企业要素生产成本最低，当经济中的软硬基础设施合适时，交易成本也会最低，从而形成最强的竞争力，企业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就能生存。

“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并基于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来选择进入哪种产业、采用何种技术。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的前提是，价格体系能反映经济体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也就是要有充分竞争的“有效的市场”。产业升级和产业多样化的过程中，为了处理先行者的外部性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必须要有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

新结构经济学是否为观察到的发展成功和失败提供解释？根据Michael Spence的增长委员会报告，二战结束以来，有13个经济体在25年或更长时间内达到7％或更高。这13个经济体具有以下5个共同特征。它们是开放的，宏观稳定，高储蓄和高投资，有效的市场机制和积极有为的政府。Spence认为这些是成功的要素，但不是成功的秘诀。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成功的秘诀在于遵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是遵循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其他的特征则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如果能够通过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那么就会因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财政账户和政府收支有盈余、较少发生内部导致的经济危机而表现出开放和宏观稳定，因高经济盈余和高投资回报表现出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新结构经济学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失败的解释。首先，让我们关注结构主义的失败。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结构主义建议各国政府发展现代工业，这些工业在高收入国家普遍存在，与其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它们的发展水平太高，并且与其比较优势相悖。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市场中不具自生能力，并要求政府对其初始投资和持续经营提供补贴和保护。政府的补贴和保护只会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寻租，腐败和政治俘获。至于华盛顿共识，该共识未能认识到扭曲是内生的，需要保护优先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并建议政府立即消除所有扭曲，导致旧的优先部门崩溃。华盛顿共识还反对政府采取针对特定行业的因势利导政策。因此，比较优势产业很难成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这些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失败了。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由于需要解决外部性和解决协调问题，促进国家对于市场经济中的快速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多样化至关重要。产业政策是促进国家发展的有用工具，因为政府的资源和能力有限，因此政府需要战略性地使用它们。然而，令人遗憾的事实是，世界上几乎所有政府都试图利用产业政策发挥促进作用，但大多数都失败了。原因是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了违背该国比较优势的行业，在发展中国家一般是为了赶超而去支持过度先进的产业，发达国家则是为了就业而去支持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成功的产业政策应该针对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潜在的比较优势是指在经济体中，某个行业要素生产成本低、有要素生产成本的优势，但其交易成本过高，以至于无法在本国或国际市场上竞争。政府一旦帮助这些企业解决协调和外部性问题，从而降低风险，减少交易成本，则这些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相关产业也有能力竞争。

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产业甄别与因势利导。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是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产业，对于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帮助其转型、转产或退出。根据目标行业与全球技术前沿的距离，可以将对应产业的产业政策分为五种类型：第一，追赶阶段的产业政策和多样化的产业政策；第二，国际领先型产业的产业政策；第三，失掉比较优势产业的转进型产业的产业政策；第四，弯道超车型产业的产业政策；第五，国防安全型和战略型产业的产业政策。    

（1）追赶产业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理论框架。它有六个步骤。首先，找到具有相似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高出约100％的快速增长的国家，或者20年前的人均收入相似。确定在过去20年中在这些国家表现良好的增长强劲，可交易的行业。或者，确定在人均收入约100％-200％的国家生产的主要进口产品。在这一步中，我们需要避免政府做错事或被既得利益群体寻租。其次，看看一些私营国内企业是否已经在这些行业（现有的或新生的）。确定在市场竞争或进一步企业进入的限制因素。采取措施删除约束。在第三步中，目前国内没有企业企业存在这些行业，从第1步参照的国家寻求外国直接投资，或组织新的企业孵化计划。第四步，除了第一步确定的行业外，政府还应注意民营企业的自发发现，并支持扩大新兴产业的成功民营创新。那么，在基础设施薄弱，商业环境恶劣的国家，可以利用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来克服企业进入壁垒，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鼓励产业集群，这是第五步。最后，政府可以补偿上面提到的先行企业：有限期间的税收优惠，投资的信贷和外汇获取的优先。我们还需要注意在最后一步解决外部性问题。 

（2）国际领先型产业的产业政策。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等收入国家，由于高收入国家从这些部门退出，可能会有一些处于全球技术前沿的部门，例如中国的家用电器。为了保持这些部门的技术领先地位，企业需要在依赖研发的新技术和产品上进行本土创新，政府应该支持大学或研究机构进行与这些部门新技术创新相关的基础研究。基于基础研究的突破，这些行业的企业可以开发新技术或新产品。政府还可以利用采购来支持各行业的新产品，使企业能够快速达到经济生产规模，也可以支持企业进入或扩大全球市场。

（3）失掉比较优势产业的转进型产业政策。由于工资上涨，中等收入国家可能在一些现有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失去比较优势。政府可能会采取政策来支持一些企业转向更高附加值的活动，如品牌推广，产品设计和市场渠道管理，帮助其他企业将其生产转移到低工资地区或国家，并培训现有工人到其他部门就业。

（4）弯道超车型产业的产业政策。一些现代行业的新产品和技术，如互联网和手机，创新周期短，主要需要人力资本进行创新。中等收入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孵化园区，鼓励风险投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新产品采购来鼓励这些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5）国防安全型和战略型产业的产业政策。为了国家安全的原因，中等收入国家可能不得不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需要长期的创新周期并且违反比较优势的本国国防工业，那么政府需要补贴这些行业的企业，无论它们是由国家还是私人所有。补贴既可以直接来自财政拨款，也可以间接地通过价格或市场扭曲来实现。但最好是直接提供补贴，因为直接补贴比通过扭曲的间接补贴更加透明，更容易监管，而且经济成本更低。

新结构经济学的实践。新结构经济学在国外得到广泛应用，如华坚鞋业在埃塞俄比亚的迅速成功、C&H成衣在卢旺达的快速成功和新结构经济学在波兰的成功应用等。2011年3月，林毅夫教授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建议埃塞通过工业园克服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不良的瓶颈限制，并学习中国一把手工程的经验，到中国招商引资。华坚鞋业于2011年10月到当地考察后决定进驻东方工业园投资，并当时雇佣86人到中国来培训，现在该企业已雇佣8000人。华坚鞋业的示范效应为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埃塞现已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非洲国家，2012-2017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4倍。在非洲普遍出现去工业化的情况下，工业产值也增加了4倍。GDP年均增长9.7%，成为非洲乃至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埃塞结构转型的成功经验促使卢旺达同样采取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C&H成衣进驻卢旺达首都的经济特区，其雇佣人数从2015年的200人增至2017年的2000人，成为卢旺达雇佣人数最多的企业。新结构经济学还在波兰得到成功运用，2016年波兰总统宣布以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制定国家发展计划，2017年波兰的人口占整个欧盟的十分之一，创造的就业占整个欧盟的70%。

两点补充。一是农业发展对发展中经济体非常重要，因为农业发展可以消除贫困，提供资本、为工业产品提供市场，而且农业发展也需要技术和产品结构的变化。二是资源祝福还是资源诅咒取决于该国管理方式的好坏（比如，是否为后代留下部分资源，是否避免了腐败和掠夺式开发）和该国是否使用部分资源产生的财富来促进结构转型。

思路决定出路，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发展中国家要改变发展绩效，必须先改变发展思路。新结构经济学建议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现在有的（要素禀赋）、能做好的（比较优势）做大做强。只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协助私营企业遵循本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发挥后来者优势，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有潜力高速增长数十年，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

参考文献：

• Justin Yifu L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The Third Wave of Development Thinking”, Asia 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27, Issue 2, November 2013, pp:1-13.
  

• Justin Yifu Lin, “Industrial policies for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017 Vol. 15, no. 1, 5-18.

  整理：宋诚熙 

审校：惠利 

经林毅夫教授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