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E专辑简报 | 王丽莉、文一： 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王丽莉  文一（清华大学）

来源：经济评论杂志社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从一个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200美元的贫穷农业国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中国在近一代人的时间内，几乎取得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成就，但同时也在极短时间内积累了腐败、环境污染、产能过剩等诸多问题，面临着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是什么？中国会像众多拉美、东欧国家那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文一（2016）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指出，中国迅速崛起的“秘诀”在于改革开放后发现了正确的自下而上的市场培育方式，并一直遵循着与英国工业革命相同的发展路径，即从农村小商品市场到城市市场、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到资本密集型工业、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低端制造业到高端制造业再到金融业、从高储蓄到高福利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工业化顺序。

由于劳动分工和产业升级受制于市场规模（亚当•斯密），对市场的创造也必须服从循序渐进的“胚胎发育”原则。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依次经历了作坊式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78-1988年）、规模化轻工业繁荣发展（1988-1998年）和规模化重化工业重新崛起（1998年起）三个阶段，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遵循着相同的“胚胎发育”式的市场和产业升级路径。这既是中国在过去35年内快速增长的“秘诀”，也是未来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在明治时代早期（1868-1890年），日本在强政府的主导下开启并完成以世界贸易为目的的农村原始工业化阶段。在明治时代中晚期（1890-1920年），日本引爆以规模化生产轻工业品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纺织工业，依靠进口技术设备生产劳动密集型纺织品，并以出口世界市场为目的。1900-1930年，以铁路建设高潮为代表，日本克服能源、动力、交通工具的三位一体技术瓶颈。1945-1980年，日本完成以规模化生产资本密集重工业产品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1895-1945年，在台湾农村地区，制糖业、樟脑业等农副产品加工业得到发展。1945-1960年，台湾地区完成乡村原始工业化。台湾地区的轻工业发展高潮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开启以规模化重工业生产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比中国大陆早了约15年。

新加坡没有农村，但是独立以后也是靠手工作坊起家，甚至在1960年代还主要靠生产和出口假发从事原始积累。在政府的产业政策指导下，新加坡逐步从手工作坊产业升级为劳动密集型规模化轻工业，再到重工业和金融业。伴随着新加坡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产业升级过程，电子工业成为支柱产业，而且电子工业本身也经历了从生产消费型产品到投资型产品，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变。

相反，陷入中、低收入陷阱的国家则违背了以上工业化的发展顺序。其中，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的东欧、拉美国家未能充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过早进入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化阶段和金融业现代化。由于自上而下建立的重工业缺乏规模化市场基础与禀赋比较优势，这些国家难以为继，财政赤字严重，而在后来“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经济改革中都发生了“过早去工业化”现象和“去国家能力”现象，因而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被困在贫困陷阱中的非洲国家则严重缺乏启动规模化劳动密集型产业革命所必须的原始（乡村）工业化过程，盲目上马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现代企业和公共基础设施。长期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或依赖矿产资源发展单一制造业，或试图在进口替代下建立大工业，或尝试推行自由化，或依靠国外援助进行大推进。然而，非洲国家却没能充分调动本国广大的草根阶层，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以乡村原始工业化为起点，自下而上地进行原始积累和产业升级，因此无法引爆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