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E大家谈 | 渐进改革与林杨之争
渐进改革与林杨之争
【注】这些发言发生在2015年8月中旬，是根据“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微信实名学术群（群主: 王勇，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中的讨论稍作整理而成。
发言人
（按发言顺序排名）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 副教授）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张中祥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院长 卓越教授)
刘培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研究员）
郭强 (中央党校 教授)
李志赟（英国杜伦大学 助理教授）
徐瑾（FT中文网“经济人”专栏经济学家作家）
施康（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 教授）
陈定定（暨南大学政治系 教授）
章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副教授）
对话内容
王勇：
这个从发展早期需要强调技术模仿（及集中投资）到起飞后的经济在发展中后期需要强调创新（及经济自由）的转换，也正是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低收入陷阱问题一直很重要并且已经被广泛研究了几十年，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亦非常重要（比如中国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但背后的经济学机制是什么却基本没有成熟的研究，经济学家和政策界对此理解得更少。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认为研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迫切，因为否则学界和政策界就有可能会将低收入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混为一谈，忽略了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性差异。
王勇：
今天讨论的这些问题，让我不禁再次想起当年林毅夫老师与杨小凯老师之间就“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问题的学术争论。这个争论非常重要，直到今日大家仍旧在讨论在思考。去年7月@韦森老师在复旦组织举办了一个纪念杨小凯教授逝世十周年的追思会与学术讨论会。@林毅夫 林老师也参加了。我个人认为，林杨两位老师对于希望中国最终达到的目标是不存在分歧的：民富国强并且人们都能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他们之间争论的是经济改革发展与宪政改革（或其他形式的政治改革）的先后顺序与速度这个动态过程的问题，即不只关心长期达到的稳态（Steady state），而且关心过渡动态（Transitional dynamics）。这个争论引发的思考对于我们考虑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也是极具启发性的。
林毅夫：
@王勇 小凯的观点是：1、英美的宪政是最优的制度安排，2、如果先从技术的后发优势进行追赶，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妨碍发展中国家学习先进制度的积极性，而无法克服国家机会主义，以至于导致最终的崩溃，所以有后发劣势，克服后发劣势的办法是先进行彻底的共和宪政的改革再发展经济。在此再次强调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不是指发展中国家有制度的落后性，而是有不先学先进制度就去利用技术的后发优势的倾向。
王勇：
@林毅夫谢谢林老师的进一步澄清！理论上说，这也算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一个可能的作用机制了。
王勇：
我那篇China Economic Review的拙作《A Model of Sequential Reforms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The Case of China》，里面动态模型设定简单但是刻画起来细节蛮复杂，它主要印证了North的观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力量是背后的制度政策的瓶颈约束被Sequentially放松，从而要素得以积累技术得以进步而带来经济增长，增长到一定阶段又遇到了新的增长的制度或者政策瓶颈，倒逼进一步改革放松这些约束，然后继续增长，...，如此反复，在间歇性的倒逼式的渐进改革中不断获得连续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停止改革就不会有可持续增长，但在表象上却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结论一致：技术进步与要素积累伴随着增长。这种改革能够奏效的前提条件是政府必须足够强势可以做长期的打算，平滑制度改革的成本。主要结论之一是政府若政治上比较强势，那么最好进行渐进式的改革；若政府太弱，最好尽快一步到位地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聂辉华：
@王勇 按照你文章的逻辑，是否经济下滑时政府更容易改革？因为财政压力啊。但现在的情况似乎相反，经济在下滑，市场化在倒退，改革在逆转
王勇：
@聂辉华 我那个增长模型比较Stark，把所有不同的改革简化到一个模型里来研究。在原稿中考虑了随机增长的因素，如果经济下滑是因为外生一些冲击而不是制度政策的制约性遏制，那么“计划者”就没有动力去改革，因为约束不Binding。
刘培林：
@王勇 这个文章的故事好
王勇：
@刘培林 文章第二节里面我详细引用了张晓波老师讲给我听的关于甘肃省安定县当地的土豆产业的发展的案例，我觉得特别受启发，也经常转述给别人听。很能说明产业发展经济增长与制度政策改革的互动关系。
聂辉华：
@王勇 外生的冲击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发展的制度性约束，这个不好判断啊。08年是外生冲击，本次也是外生冲击，再往前98年也是外生冲击，但结果都不同，改革措施或者说制度化措施都不同
林毅夫：
如果能够找到好的切入点，就能在渐进的改革中立即产生明显的经济发展的效果，那么，在一个弱势政府中渐进的改革也比休克疗法的改革好，最早推行渐进双轨改革的国家是毛里求斯，是非洲的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
王勇：
@聂辉华对，每一次经济放缓与制度瓶颈都是不一样的，需要细究很多方面。我们文章的主要缺陷之一就是无法具体到每一个不同的特定改革的独特性质。我们文章里也对三十几年改革的历史做了一个描述，对应于模型里的故事，比如讲了中国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放松当时的“大锅饭”时代农民缺乏足够生产积极性这一主要约束，再到后来农村生产力提高后，再普遍承认建立了“乡镇企业”，做到农民离土不离乡等等大的制度约束和对应的改革。
聂辉华：
我的意思是，理论模型的假设最后能够在经验上识别，这样才有“可证伪性”。当然，有时这是难以做到的。
王勇：
@林毅夫 林老师，谢谢评论！我同意您的看法。在我们模型里，所谓的弱势政府不一定与是否民主直接相关。在政治经济学里也区分consolidated democracy 比如美国，和unconsolidated democracy, 后者经常发生社会动乱政局不稳，所以我们文中比较强势的政府也包括Consolidated Democracy.
王勇：
@聂辉华 同意。没有对这篇文章的一些理论模型的预测做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也是我文章的一个缺点。
林毅夫：
@王勇 consolidated democracy和unconsolidated democracy 也可能是内生的。一个unconsolidated国家的政府如果能够推行一些迅速见效的政策,可能就会变为consolidated，反之亦然。
王勇：
@林毅夫 林老师，您的这个观点我也认同。我这个模型里简化假设是政府的政治力量（Political Power）是外生给定的，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强的外生假设。一个更加完整的模型应该最好同时有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的互动关系。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包括对中国。
王勇：
模型中直接体现政府Power的关键参数包括：对于一项给定的改革的制定与实施所带来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中国政府强势，所以出台制定并通过一项改革的固定成本比较小，而在弱势政府国家中，各方利益集团之间掣肘严重所以每一项改革计划的出台都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物质成本。
林毅夫：
@王勇 除了考虑成本外也要考虑效益。改革若能从简单但成果明显的地方开始，就容易进入良性循环。
王勇：
@林毅夫 是的，我模型中对改革的成本函数的设定就体现了改革成本是非线性的，且越来越难。所以在均衡中，最优的改革方案就是从简单开始，而改革的收益就体现在由改革释放出来的增长和财力的积累，这些可用于将来支付后续改革的成本，所以是边改革边发展的均衡结果，支持了林杨之争中您的立场。模型也同时考虑了自力更生（国际借贷市场关闭）和可向国际借钱改革两种情况下的最优改革路径与经济增长。
林毅夫：
@王勇 很好！
郭强：
@林毅夫@王勇 林老师、王勇：我觉得要避免把制度内生绝对化，那样不仅违背改革历史事实，也会变成反对深化改革的武器。林老师曾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那么怎么看中国的改革是诱致性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呢？如果说双轨制一轨是计划一轨是市场的话，那么在市场这一轨上其实也有双轨。诱致性变迁的一轨和强制性变迁的一轨。比如来自农村基层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比较典型的诱致性变迁。但是像沿海的开发区就是高层决策，不是市场探索，就带有某种强制性。因为这个经验基层并没有，是外部输入的，特别是邓小平和几个经贸考察团出访学习的。到了九十年代，像建立股市、分税制、股改、加入WTO等等设计都不是在有充分经验基础上的决策，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对西方经验的学习与借鉴。 仅从中国经验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技术、资本、制度三大要素都不纯粹是内生的。其中，技术的外生性最强，资本大量引进也是有目共睹的，制度虽然内生性最强，但有很大比例是学习借鉴来的。今天的中国还是面临着后发劣势的风险，还是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不能完全坐等内生。顶层设计就需要去学习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的东西。退一万步说，假定西方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可学的，中国也不可能仅仅坚持现在的制度模式，还是要改革创新。如果要继续改革创新，学者就应该超前研究，超前设计。不能把有关降低国有经济比例、权力制约等内容的改革建议都指为照搬西方。单纯研究中国的国企效率、权力腐败不能得出相关结论吗？制度内生理论不能变成反改革理论。本来制度内生理论是支持改革的，是要求中央尊重基层探索经验。吊诡的是，制度内生理论现在好像变成了反改革的理论。今天，制度内生理论起码应该支持地方进行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更多更深层次的改革试验！
林毅夫：
@郭强 同意制度内生不能成为反对改革的借口，同时也要谨记没有诱致基础的顶层设计的改革可能使结果比原来更糟。现在中国出现的问题是否支持后发劣势？值得深入探讨。按照杨的建议，克服后发劣势的办法是先进行宪政改革，苏东是这样做了，但中国存在的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在先推行宪政改革的苏东国家还更严重。所以，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不能说是后发劣势导致。其实，中国现在的问题在有宪政传统的美国发展的早期也存在。我主张研究问题要秉持常无的心态，不要预设立场，否则容易对号入座而忽略了后面更加根本的决定因素。而这样的改革经常会好心干坏事，在苏东、在中东、在北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难道这不值得警惕吗。在讨论时不要把不同意你的改革主张的人就认为是反对改革的人。从《中国的奇迹》开始的一系列著作中对于改革的讨论应该说一点也不少呀！
林毅夫：
@郭强 关于对号入座，拿一个你前面提到的国有企业，在接受了产权私有是最好安排的学者来看，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效率比民营企业的效率差，似乎证明了国有制不如私有制。但是，现有的大型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许多是资本高度密集、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和国防安全有关的，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我把这种情况称为有战略性政策性负担，有了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亏损，除非国家给予保护补贴，这类产业不会存在，和民营企业所在的行业是具有比较优势，企业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好就能盈利的行业不同，所以，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比经常是香蕉和苹果比。在有政策性负担的行业，把国有企业民营化以后，实际上企业寻租的积极性有可能更高，效率不见得提供，补贴反而可能增加，苏联东欧的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最近李志赟和我发表了一篇这个问题的文章，可以发给大家参考。另外，有些大型国有企业是在自然垄断行业，自然垄断行业不管国有和民营一般效率都不高，只能加强监管，这在国外也是一样的。只有在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不影响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如果竞争不过民营企业，那就该破产或被民营企业兼并，而在有这种竞争压力下的国有企业不见得就经营不好。我在1998年的AER文章上就讨论了这几种状况下的国有企业如何改革的问题。
林毅夫：
@李志赟 请把文章发给大家参考，另外我发表在1998、1999年AER的proceeding上的文章，也发给大家参考。
郭强：
@林毅夫 林老师，我没有说您反对改革，我也相信您曾经对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也不同意杨关于先宪政后发展的观点（贫困水平下的宪政民主一方面很高概率变成长期的阶级斗争，一方面很高概率陷入中央集权还是联邦主义的央地争拗）。但是，我认为有三个重要因素要求中国不能停留在现在的中国模式上，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加快改革。第一，在政治上，权力还没有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现在的反腐败办法可以治标难以治本，还无法真正消除腐败；第二，在经济上，现在的制度无法将低效率的国有经济降到合理比例（中国很多国企与国防无关且是竞争性行业），无法解决扭曲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本质上是身份制）。这两方面都需要突破当前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框架。第三，老百姓越来越不满足于物质小康，对社会与政治权利的追求越来越成为社会变迁的独立变量。至于如何改可以争论、寻求较好方案。但是不能以不学西方为由而不改革。现在关键是好多人连问题都不承认。林老师关于苏东国企的观点很容易被作为反改革的武器。如果您的研究证明了中国需要保留一部分低效率的大国企，问题是需求长期保留这么大比例吗？需要在国家的补贴下继续把它们做大吗？如果您的研究证明发达国家历史上也曾经很腐败，那您也证明了这些国家面对腐败可以一直不改革吗？作为学生，我不期待您改变你已经高度系统化的学术观点，但是我期待您能平衡分析现实。社会上之所以误解您，就是您近两年较多为现状（包括严重腐败与过大比例国有经济）辩护，较少谈论应该如何继续改革。
林毅夫：
关于国企改革，我一直以来的主张是分类进行，否则苏东的结果就是可预见的中国的未来。其实，近几年大家在抨击国进民退时，拉迪新出的书发现国企的比重不断下降。关于腐败的治理，一方面在于扬汤止沸，加强反腐，一方面在于釜底抽薪，消除腐败的根源，否则任何改革只是换汤不换药，我其实谈得不少，只是不人云亦云吧！另外，像大家都说该转换成消费拉动，我则主张不可放弃投资拉动，所以显得异类吧！
李志赟：
@林毅夫 林老师和我原来在JC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政策性负担、私有化和预算软约束的
王勇：
@郭强 我再沿着@林毅夫林毅夫老师的发言补充一下自己的看法。你的发言里所表达的对现在有一些方面的制度改革有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担心，我很理解，也同样有些顾虑。我所理解的好的制度改革要注意制度的内生性，就是林老师阐释的那样，先弄明白现有扭曲背后的逻辑原因以后再来考虑引入的制度改革，这些扭曲是内生的，如果不改变扭曲背后的根源而直接引入国外一个貌似可以消除扭曲的市场化措施，反而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扭曲。这样的教条主义改革的例子国内国外都有很多。另一方面，如你所说，以前我国改革有着较强的“试验性”的理念，学习引进或者自发改革，都先在局部先做试点，然后调整，推广。很有效果！这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但现在，留下来的改革似乎都是全局性的深水区改革，加上国内国际一体化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中国自己的体量也已庞大很多，改革就牵一发而动全身，国际国内的一般均衡反应都存在。这个时候有些渐进改革遗留导致的扭曲就会进一步放大，危害性加强，亟需改革。从何处改起如何一步步地改是最关键的操作性问题，过渡动态的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问题。笼统地把现有扭曲全归结于现有宏观政体是一种思维偷懒，也对实践没有指导意义。另外，我个人觉得，中国政府现在不能过于强调“自信”，原来的韬光养晦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并不应该过早地放弃。上半场球的踢法虽赢得了主动，但下半场老的踢法就不一定依旧适用，需要站在中等收入的开放大国的新立场去思考改革和发展问题。心态仍旧需要开放：该借鉴别人的还要借鉴，用的时候不教条不硬搬，这两点都是因为有效的制度必须内部匹配兼容外部适应所处的发展阶段，都是内生的。以过去老办法的成功作为反对今后继续改革的理由，或者以现存的扭曲来反对过去的成就和经验并主张全面推倒再来一次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这两者都是错误的极端。
徐瑾：
@林毅夫 林老师最近有没时间写写国企改革呢，市场多数对于目前方案比较悲观。
李志赟：
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如果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私有化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而不是相反
李志赟：
背后的原因是，由于产权的变化，私有化的企业会要求更多的政府补贴
李志赟：
私有化不会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而只会让情况更糟糕
李志赟：
@林毅夫 林老师和谭国富老师在AER proceeding上也有一篇关于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的文章
李志赟：
目前新的一轮国企改革，的确是一轮非常重要的改革，应该有很多重要的研究题目。
林毅夫：
百度云分享：http://msh.baidu.com/9XDKM77A362d
李志赟：
林老师和我的那篇文章 Policy burden, privatization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链接在这：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7596707000820
郭强：
@王勇 我觉得我们没有原则性分歧。现在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没有符合社会期待的改革路线图和实质性大动作，终极解决、一次性解决的思想就会越来越强大并最终自我实现。
林毅夫：
@郭强 社会期待的改革经常是社会思潮的产物，而大多数社会思潮事后证明是没有对症下药的，我在马歇尔讲座中专门论证了这一点。克服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倡导深入社会、面对现实的研究方法，不以现有理论、现有发达国家的经验为解决问题的依据、不人云亦云。
王勇：
@徐瑾本群除了@林毅夫林老师以外，我看了一下还有很多很多的学者都对国有企业改革做过深入研究！比如@韦森老师95年悉尼大学博士论文讲的主要就是中国的行政控制经济中的国企效率与改革问题。适当的时候，要不鼓励本群所有有兴趣的同仁大家都发表一段关于国企改革的观点，综合一下，或者问卷调查一下？
施康：
国有企业改革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高层对国有企业没有定性，国有企业到底是全民的企业，还是维持社会稳定甚至政权稳定的工具。
王勇：
@林毅夫 林老师，我觉得@郭强似乎主要在强调现在国有企业改革等很多改革过于迟缓甚至有些倒退了，这种迟滞可能会加剧效率扭曲和社会收入不平等不公平等的严重性，以至于有可能带来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更加剧烈的社会变革。他并没有说主张全盘照搬西方宪政模式改革，我理解的对么？@郭强
郭强：
@王勇知我者王勇也
聂辉华：
我上次参加一个内部会议，前国资委负责人自己也承认，这些年国企的改革方向摇摆不定，让大家无所适从。限薪就是典型的倒退，国企行政级别十几年前经贸委就下令撤销了，没想到这些年还在加强。前不久中组部还将几家保险公司升格为副部级。
聂辉华：
一方面要市场化的报酬，另一方面又保留行政级别，这是典型的激励扭曲，定位错位。但这样拧巴的制度就出现在中国，而且多年没有改变。
聂辉华：
最近还要学淡马锡。中国怎么可能在政府和国企之间建立一道完全隔离的墙？
张中祥：
现在中央包括中纪委经常拿国企负责人既拿高薪又保证行政级别说事，享有高的行政级别，拿着远高于行政部门干部的收入，业绩又那么不好。其实，国企领导人既拿市场化的薪酬又保留行政级别，是中组部干部政策不当，并非完全是国企的意愿。因此中组部首先应当反思其干部政策，而不是把这个板子首先打到国企身上。把一个有一定级别的官员从政府部门安排到国企，即为希望提拔的干部腾出了位置，被安排到国企干部收入大大提高但政治级别又不变，虽然并非完全自愿，但也能接受。但现在既要限薪又取消政治待遇，一些体制内的能人就可能出走到非国有企业工作。既然国企没有政治级别又要限制薪酬，那到非国有企业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获得更高的回报和收入也是合情合理的选择。但这些国有企业体制内的能人离开，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因此一刀切的限薪是非常愚蠢的政策。真正要做的是合理化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激励企业负责人不仅仅盯着眼前的利益，而是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多考虑企业的长远利益。
陈定定：
不肯改革，最后可能就是激进派
聂辉华：
尤其是，最近几年国企效益不错，尤其是央企。我做过TFP的比较，央企的TFP居然是所有企业中最高的，比外企、法人控股企业都高。这么好的效益，哪里有改革的动力？倒退式的改革也是正常的。
王勇：
@陈定定@郭强 其实林老师这两年也一直在强调现在需要将原来的双轨制整合成单轨制了，因为原来的渐进改革也带来很多扭曲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加以消除；另外，林老师也一直批评我国金融结构不合理，中小银行比例太低，无法满足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改革；他还告诉我，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问题是他最为担心的问题，需要改革需要解决....林老师这些改革的呼声似乎没有得到国内媒体的充分报道，不少媒体一直偏执地集中宣传林老师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乐观，也经常有很多断章取义的解读。我在一些场合，看到有些人将自己对林老师的误解假设成是林老师的观点再大肆批判一番，实在也有点让我看不下去了
陈定定：
温和派容易受攻击
章奇：
国企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但更多地是政治问题。通过抓大放小、建立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国企的经济问题基本上能得到处理的都处理了。现在很多人认为国企改革进展不力，主要是因为很多经济领域没有放开，仍由国企尤其是央企垄断。同时国企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也不仅仅反映了政策性负担的结果，可能和更深层次的问题有关。首先很多央企的政治地位较高，其高管本来就是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因此谈判能力很强，在很多时候可以不受市场纪律的约束。例如，同样是承担政策性任务，国企相对于其他企业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保障和照顾；同时，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企的性质天然适合履行一定的政治职能，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国企的政治地位和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国企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和政策工具，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产业政策这样的一般性政策工具（其他企业也可以承担这样的角色），而是能够更有效地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去满足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治精英的政治利益。例如在印尼、墨西哥等国家，执政的政治精英也保留了大量国企和公共企业，不简单是为了实现产业政策，而是因为需要通过国企来控制和分配资源，保证政治精英的利益。这两个因素的结合，意味着国企本身就有存在的政治意义和工具价值，他们的经济效益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了。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对国企的改革，会是很困难的事情。
【相关文献】
1、林毅夫. 我到底和杨小凯、张维迎在争论什么？ 2014年08月13日 刊登于FT中文网,标题改为“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7679?full=y
2、Lin, J.Y. & Tan, G.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v89, n2, p.p. 426-31.
http://msh.baidu.com/9XDKM77A362d
3、王勇. "斯德哥尔摩陈述"感评.2016.
4、Yong Wang. A model of sequential reforms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The case of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5. 32.1–26. 请点击“阅读原文”
5、Lin, Justin, Y., Cai, F., & Li, Z.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some unfinished busin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422–428.
6、Justin Yifu Lin Zhi yun Li. Policy burden, privatization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8. Volume 36, Issue 1, Pages 90-102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7596707000820
本稿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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