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ga首先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两大特点：着眼于大局，不拘泥于小节；重视证据，从事实出发。紧接着介绍了国际发展理论的三次浪潮，分别关注市场失灵，政府失误和国际援助错配。最后指出新结构经济学是能切实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先进理论。

首先，Monga 博士以两个有趣的故事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前奏和介绍: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 在一个非洲的小村庄里长大。他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老师拿出了一张上面有个小黑点的白纸，然后问学生那是什么。学生们回答说这是一个黑点, 只有很少的人认为这是一张白纸。老师教导他们着眼于大局, 而不是只看到小点。这和生活的道理一样, 你应该把重点放在大局而不是小点上。另一个故事关于托马斯·爱迪生, 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他的公司招聘工程师的方式很奇特，他要求候选人去一家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餐厅，并观察他们吃饭时的反应。如果他们还没有品尝就往盘子里放盐和胡椒, 爱迪生就不会录用他们, 因为他们的行为没有基于证据。因此, 我的观点是: 着眼于大局，不拘泥于小节；重视证据，从事实出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联合国有共同的概念理解和倡议，所以联合国的创立是精神上, 而不是经济的或军事上的需要。人们相信，如果能够实现繁荣，世界将会更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枚炸弹，因为有人竟然认为最好的停止战争的方法是杀死千百万无辜的人民。我认为这是一个失败，没有人赢得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意识到需要把所有的国家团结起来。不仅是政治层面上的，而且是经济方面的, 以刺激全球经济的增长。因此，1945年，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以期帮助每个国家实现繁荣。但是谁能得到贷款呢？世界银行的第一笔贷款发放给了法国，然后是荷兰和丹麦，以重建西欧。当时，世界银行不是世界的银行，而是为了发展西欧，正如我们所知道的 "马歇尔计划"，受益国是因为政治原因。

新结构经济学从这些浪潮中吸取了以往的理论和有益的思想。

第一波浪潮是由保罗·罗森泰因·罗丹领导的，他是第一个主张各国不应该在遇到特定问题时和别的国家采取相同的办法。新古典经济学先假设供需平衡，然后确定价格，但在某些国家和情况下可能行不通。所以，市场并不总是最好的机制，市场也会失败。保罗研究市场失败问题将近20年，他的理论被称为结构经济学。拉丁美洲出现市场失灵，因为这些国家之前被殖民，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负有重大责任。不幸的是，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因此，保罗认为，贫穷的经济体应该只投资于大型公司，才能获得超过社会成本的社会效益。因为大公司能够实现经济规模和利益最大化。

第二波是关于政府的失败。一个众所周知的公式是：经济繁荣=宏观稳定+结构和体制改革。货币基金组织以这一公式为原理帮助发展中国家。麻省理工学院和波士顿大学的学者写道，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它们缺乏资金、储蓄和投资。资本增长利率很重要。例如，你有1亿元，第二年产生了1000万的利息，那么利率就是10%。拥有的资本越多，就可以投资和赚取更多，投资少利润少。因此，世界银行试图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在20世纪80年代，物价和利率的不断上涨导致许多人陷入贫困。而且政府犯了错误，比如索马里的债务危机。一些人认为政府应该远离市场，把所有的事情交给私人部门。

政府应该怎么做？提高税率或削减开支。财政纪律是指政府不应该支出过多而陷入赤字。预算应该受到限制。政策的制定方面，中央银行不能超发货币，因为会造成通货膨胀。降低利率，人们会借钱买东西，价格就会上涨。之前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为100万亿倍，一块面包要数十亿元。许多贫穷国家由于管理不善而陷入麻烦和赤字。在我的国家喀麦隆，很多公司不赚钱，但是人们有工作不在街上游荡有利于社会稳定。所以政府用税收支持企业，给予补贴。但是这对农村地区和穷人是不公平的，因为农民、卖花人和买报纸的人都要交税。

第三波国际发展理论浪潮集中研究了国际援助错配。发展中国家难以做到“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工会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许多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贷款，但并没有摆脱贫困。在政治上，这将是一场灾难。中国没有做类似的事情。如果邓小平加入IMF的贷款项目，中国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得那么好。许多非洲国家在IMF计划的基础上进行结构改革，但是20年后情况变得更糟。一些IMF官员也许将责任归咎于这些国家，因为它们没有把这些钱用于投资。但是这个策略本身就是不好的，执行情况应该是策略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制定策略时应该考虑到执行过程。NGO教印度村里的妇女识字，有的项目运行的很好，有的失败了。如果你去村庄里分析这些策略失败的原因，你会看到他们的行为和结果。不是某个特定的教育项目在某个特定的村庄失败，就能证明它是一个糟糕的策略，你需要在事后思考，为什么有些东西在这里行得通或者行不通。

真正重要的事情是认清当前的情况和局限。产品空间指的是产品将来的发展空间。看看你正在生产的商品，和中国5年或10年后会生产什么。你的产品在将来还会不会生产。各国应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生产。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劳动力素质、资本、初始禀赋的比较优势所在。新结构经济学带来了真正正确的答案：着眼于大局，忘掉领导人应该做的事情。在韩国，总统决定将首尔的贫民窟搬到城市的另一头，并在20世纪70年代在那里建起一座桥梁。在20世纪80年代，这那里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提升，但在2005年，另一位总统拆除了高速公路，恢复了原来的河流，改善了环境。深圳以前只是广州附近的一个小渔村，但在2015年成为了有1140万常住居民的城市，主要专攻电子制造行业。

我上过哈佛和其他大学，但他们没有教给我真正有实用性的经济学。林教授的理论对我自己的国家有实际的帮助。在许多非洲偏远的村庄，啤酒要比纯净水容易获得。我们有自己的优先项。生产啤酒比纯净水更困难，但人们更喜欢啤酒。

非洲国家有许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就业。工作可以提供个人购买力，工作给他们尊严。但是大多数人没有付工资的工作，比如农民。大约只有20%的人有工资，大多数非洲工人都被困在低生产力的农业中。因此，首要的政策应该是促进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提高生产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关于工业的，新加坡的重点是服务业。林教授的经济理论可以应用于生存。由于政治原因，大多数经济原因，非洲的年轻人逃离自己的国家。他们要穿过沙漠或海洋，而且可能被卖作奴隶和面临其他危险，但他们认为死亡要比留在本国要好得多。

有些人说，让我们直接跳到服务业，因为服务业是可交易的，附加价值最高的。工业化开始于两个世纪前，服务业是新的行业。但是服务业的岗位需要专业技能，比如保险和咨询，不像是在街上卖西红柿。坦桑尼亚有一半人不懂英语。但是工业可以接纳低技能的劳动力，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足够的熟练劳动力的时候发展工业。印度IT行业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有直接关系的200万个就业岗位，与IT行业相关的900万个岗位，但印度人口总数超过10亿。只有当大部分劳动力都有工作时，才能实现社会繁荣。

没有国家是因为腐败导致的贫穷。从研究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腐败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性。快速增长的国家的腐败指数可能更高。有效的政策框架和原则是：避免照搬错误的参考、错误的模式经济。低收入国家不需要像高收入国家那样发展同样的行业而忽视所谓的先决条件，要素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比如农业企业、轻工业、旅游业、某些现代服务业……)；以及工业升级。

这是人们非常高尚、道德、哲学的非常理想的想法。作为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公民，我觉得不应该强调增长中的平等。我的朋友的儿子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去了非洲，成为了一个帮助病人的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在孩子的教育上花了很多很多钱，但他们的儿子不想赚钱。不是每个人都是为了三餐而工作。但重要的是机会平等。每个人都应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政府应给予公民平等的教育机会。在接受教育之后，你可以选择你的生活方式，但首先要提供平等的机会。

我刚才提到的，新结构经济学关注全局。某个特定的项目在某个特定的村庄失败并不意味着它是坏的，只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不适用。各国应根据其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制定政策。走出舒适区，制定你的策略。林教授先生昨天说，如果专注于自己的优势，那么最大的持续的增长可以达到8%。

邓小平说过：不管黑猫白猫谁，能捉到老鼠是好猫。没必要纠结于马克思主义或资本主义。林教授曾在世界银行工作，他的同事们说，哇，他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却忽略了林教授是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笑）。但他的理论可以应用于不同的国家。

  撰稿：郭紫薇

审校：赵祚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