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令营｜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专场讲座
2019年7月5-8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优秀学子夏令营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7月7日上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研究员谌文博士、项目研究专员李晨妹、李劼巍、吴昕月发表演讲，介绍国际发展合作部的前沿实践和研究。
于佳博士首先发表题为《知成一体——国际智库工作方法和落地案例介绍》的演讲。立足于林毅夫教授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所提倡的“知成一体”理念,新结构学术团队致力于推进拓展“知”的前沿，政策实践部门则致力于“用知践行”，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与工具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
于佳博士首先介绍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国际转移的大背景。日本学者赤松要（Akamatsu）在1962年提出“飞雁模型”,形象地勾勒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的国际转移路径。二战后，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经历了四波国际转移浪潮：先是从欧美发达国家转移到日本；60年代从日本转移到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80年代从东亚四小龙转移到中国大陆；2010年之后，呈现出从中国大陆向东南亚乃至非洲国家转移的趋势。而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间转移的力量是要素禀赋结构和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劳动生产率随之提高，劳动力价格也相应上涨。中国改革开放后，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资投资轻工制造业，但如今，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已逐渐失去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相较于前三次产业国际转移，中国大陆这次产业转移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对东南亚、中亚及非洲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都将带来巨大影响，因而，较之“飞雁模型”，中国也被称为“飞龙”。
于佳博士进而剖析了国际智库团队的工作思路与方法。发展中国家（以非洲为例）现阶段在吸引外资上处于三难困境（Trilemma）：国际买家对物美价廉的产品有需求，却对于“非洲制造”的产品质量和按期交付能力缺乏信心；中国投资人对非洲缺乏了解，故投资意愿不足；以及非洲国家软硬基础设施落后，营商环境差强人意，缺乏投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要启动非洲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方法是集中调动有限的资源，制造“快速成功”案例，以克服国际买家和投资者信心不足的问题，搭建国际买家-中国投资者-非洲国家三方合作共赢模式。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财力建设发展经济特区（SEZ）或工业园区（IP），在园区内完善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局部营商环境；然后甄别并优先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产业，积极招商引资以创造就业，启动工业化进程。
政府如何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就此问题，于佳博士介绍到，新结构经济学不仅从理论上指引了战略方向，也提出了政策实践工具——“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IFF）”。GIFF六个步骤是：1）甄别一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2）找出阻碍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并克服；3）吸引外国直接投资；4）如本国已有成功自我发现（潜在比较优势）的私人企业，帮助其扩大产业规模；5）在基础设施薄弱、商业环境恶劣的国家，利用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来克服企业进入壁垒，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鼓励产业集群；6）为先行者提供最大力度的优惠政策，消除外部性，为“快速成功”并实现滚雪球效应创造条件。
最后，于佳博士介绍了GIFF框架的应用和实践案例，以及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全球联盟（GReCEST）的工作。国际发展合作部的工作内容主要分两类：一是“研究型项目”，目的在于梳理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进行比较分析，并为学术研究提供案例和数据，目前项目覆盖乌干达、尼泊尔、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国、塞内加尔等国家；二是“国别发展项目”，旨在为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和发展战略规划，并配合国际产能合作，切实落地，项目国包括吉布提、尼日利亚、贝宁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等。
项目研究员专员李晨妹从案例分享的角度，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支持。她详细阐述了国际发展合作部“研究型项目”和“国家发展项目”两类项目的区别与联系。“研究型项目”主要研究三类问题，一是中国的发展经验及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二是“一带一路”、“走出去”、“中非合作”等主题的相关问题；三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相关问题。国别发展项目利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和其理论工具，即GIFF模型，帮助发展中国家诊断经济结构、利用工业园区、配套中国产业“走出去”需求，实现当地经济转型升级。她具体分享了两个国别发展案例：贝宁和乌兹别克斯坦项目，并对项目经验进行了三方面的总结与梳理：一是理论如何与实践中的政策建议、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就业出口四个工作模块相辅相成、协同发力；二是发展中国家园区开发和管理的模式探索；三是助力发展中国家招商引资的思路与方法。
研究员谌文博士以“The Relocation of Chinese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Firms: Facts and Potentials”为题，梳理了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外转移的现状和潜力。首先，谌文博士阐述了“飞雁模型”的理论基础。该模型是由日本学者赤松要（Akamatsu）所提出，并自60年代开始受到广泛关注。通过对各类统计数据的整理和分析，谌文博士叙述了目前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的走势以及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工作岗位向海外转移的潜力（jobs exposed to relocation）。基于对制鞋、制衣、玩具等产品出口额以及其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变化的分析，中国在此类产品的全球出口占比呈快速下降态势，且显性比较优势大幅减弱，现已次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基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的数据，他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和“非劳动力密集型”投资项目，发现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为中国香港、美国和俄罗斯，但劳动力密集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少数非洲国家，与“飞雁模型”理论高度一致。谌文博士进一步指出，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向海外开始转移，且规模不容小觑。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庞大，此番产业转移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数据显示，东南亚国家从中受益最大。
接下来，项目研究专员李劼巍以“Adjusting to Rising Costs in Chinese Light Manufacturing: What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为题，介绍了我院与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ODI）在2017年合作开展的“助力经济转型——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研究”项目及其研究成果，向在场师生讲解了该项目的问卷设计、抽样策略和实施过程，并基于样本数据分析结果介绍了中国轻工制造业厂商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压力，影响其对外投资及选址的因素，以及未来对外投资的计划等重要发现。课题组通过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四家不同类别企业的深度案例分析和600多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厂商的结构化问卷调研，发现在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挑战时，部分厂商选择通过改变生产技术、改变产品或市场来调整现有运营，也有部分厂商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内陆地区或东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工人的生产效率、商业环境，以及投资者、消费者和供应商网络成为决定厂商选址的几个关键因素。最后，李劼巍对该项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了其对政策发展实践的参考价值。
项目研究员专员吴昕月介绍了“一带一路”下的开发性金融。她指出，“一带一路”国家普遍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但基础设施项目存在“周期长、资金需求大、风险高、回报低、正外部性、战略性强”的特点，使私人资本望而却步，开发性金融机构大有可为。开发性金融机构是政府支持下，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为使命、拥有独立法人地位且财务可持续的金融机构。吴昕月介绍了其参与撰写的新结构经济学发展融资研究报告第一期《全球开发性金融机构全景概览：内涵、理据和多样性》中，全球开发性金融的层级分类和历史上的数量变化。吴昕月从机构目标、资金来源、资金流向、放贷期限、政府支持、资金成本几个维度阐明了开发性金融和商业金融的区别。总体而言，开发金融的目的是发展，其资金来源包括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大学基金、基金会等，资金主要流向基础设施、园区产能合作、气候变化、养老、城市化、妇女权益等一系列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其放贷期限偏中长期，可能获得主权担保、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等政府支持，借款人资金使用成本较低。商业金融则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收纳存款以短期放贷投资与逐利性行业，政府支持较弱且借款人使用资金的成本较高。截至2019年4月30日，中国已与131个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其中80%的国家设有开发性金融机构。
通讯员：叶燕茹
国际发展合作部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三个政策实践部门之一。
国际发展合作部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为指导，践行“知成一体”理念。一方面在国内外开展总结发展模式探索发展经验的研究项目，一方面运用“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研究框架（GIFF）”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建议。通过“产业甄别—园区规划—招商引资服务”的一条龙框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同时配合中国经济发展需求，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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