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E学术｜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2019年7月5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优秀学子夏令营在北京大学朗润园致福轩大教室开幕。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发表题为《新结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结构革命》的讲座，详尽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背景、理论基础、“结构”的概念对现代经济学各领域的意义，以及新结构经济学未来的研究方向。

课堂上，林毅夫教授发起一连串引人深思的问题：

理论的本质是什么？理论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该根据什么样的原则来反思、批判现有的理论？

为什么要反思发展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逻辑框架是什么？

为什么说新结构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

新结构经济学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在哪里？

以下，让我们随着林老师的课堂来找寻以上问题的答案。

国际上，许多学者已经在发展经济学上做出不少贡献，并因发展经济学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或在学界取得了巨大的声望和影响力。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提出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明白：理论的本质是什么？理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该根据什么样的原则来反思、批判现有的理论？

理论是社会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个逻辑体系。理论首要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了解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但理论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游戏，我们认识世界，提出理论，更是为了指导行动，帮助我们更好地“改造世界”。因此，如果现有的理论不能帮助我们达成这两个目标，我们就应该进行反思，提出新的理论。

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凯恩斯主义、理性预期理论的提出就是这样的例子。现在一般认为 凯恩斯提出“凯恩斯主义”之后才有宏观经济学，但其实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新古典经济学对宏观经济现象也有理论。凯恩斯主义之前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供需关系及价格调节能使商品市场、劳动市场自动出清，实现均衡，不会出现长期的失业现象。但在上世纪30年代，西方出现经济大萧条，通货紧缩与大量失业并存，无法用原有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凯恩斯才提出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存在结构性的刚性问题，造成大量就业，宏观经济无法自发恢复均衡状态，主张政府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创造需求，增加就业，使经济恢复均衡。凯恩斯主义理论在当时很有说服力，且影响深远。保罗·萨缪尔森在影响了好几代人的本科生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原理》（第一版）中提到，“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到了60、70年代，西方经济又出现滞涨现象，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或增发货币只提高通货膨胀率，未能提高就业和经济增长率，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失灵。于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在70年代提出“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会增加人民的通胀预期，而不会改变人的消费和投资行为，所以，只会改变物价水平，不会对真实经济有影响。

一个好的理论首先要能够解释现象，但关键还要看按这个理论做政策，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因为理论无非就是几个社会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体系。而实现的社会经济变量非常多，选取不同的变量作为因，经过不同的逻辑路径，可以导致相同的果。但只有抓住现象背后最主要的原因的理论，用它来指导政府、企业或个人的决策，才能达到理论所预期的结果。

比如针对经济转型之前国有企业效率低、存在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产权理论的解释是国有企业为国有所致。预算软约束这个概念是亚诺什·科尔奈所提出，他说在国有企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就像父子，企业有亏损，政府只能给予兜底，而不是让其倒闭，所以，预算是软的。而且，经营得好，收入都归国家，经营得不好，有亏损，政府会给补贴，员工干好干坏都一样，所以，积极性和效率很低。用这样的理论来解释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低效率很有说服力。但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另一个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以求民富国强。国强要有坚强的国防实力，要有非常先进完善的军事工业体系。而军事工业不论是在过去或是现在都是技术最先进、资本最密集的产业，发展中国家普遍又都是农业社会，资本极端短缺，不具备这方面的比较优势。这类产业无法在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市场上自发产生，只好由国家直接投资建立，国有企业也因背负国家战略目标所造成的政策性负担，经营中必然出现政策性亏损，只好由政府给予补贴来维持生存。

同样一个现象，可以用产权理论来解释，也可以用政策性负担来解释，并且这两个理论的内部逻辑都是自恰的。但是按照不同的理论来指导政策实践，导致的结果是不同的。按照产权理论，解决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效率低的问题的对应措施是，切断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父子关系，使国有企业私有化，以硬化预算约束。但实际情况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效率不仅没有提高，政府给的补贴还更多。按照理论做政策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就要对理论进行反思。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看法，这些企业私有化之后，其所处的产业还是违反比较优势，政策性负担没有消除，国家为了国防安全的需要，不能让其倒闭，还要继续给予补贴。预算软约束没有消除，效率也未必提高，而且私有化的企业拿了补贴变成个人的收益是合法的，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贿赂政府官员以获得更多的租金难于避免，为腐败提供了空间。如果是政策性负担造成的，短期的解决办法是加强监督让企业不能用政策性负担作为借口来要更多的补贴。长期的解决办法是，增加资本积累，让企业产业从违反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从而消除政策性负担。

所以大家要记住：学习理论的目的是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理论内部逻辑自恰，能够解释现象是第一步，但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如果一个现象能够用一种理论解释，它就一定能够用很多种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但不同的理论背后的因是不一样的，对应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一样。只有真正抓住现象背后最主要的原因，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取得预期的结果。如果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现象，或者说按照现有的理论做政策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那么我们就要对理论进行反思。

发展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中比较新的分支领域，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追求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适应这个需要，发展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中颇具活力的一个分支领域。

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历代经济学家也一直在对发展理论进行反思：50、60年代提出了第一版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关注市场失灵，主张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进口替代战略”，但政策效果惨淡。70、80年代提出第二版发展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反思了第一代发展理论的失败，关注政府失效问题，主张“华盛顿共识”，用休克疗法一次性建立市场机制，实现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但结果是经济停滞崩溃，危机不断。

（关键词：市场失灵 重工业优先发展 进口替代战略）

1943年，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在 Economic Journal 上发表了一篇后来被称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之作的文章《东欧与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发展中国家的目标是实现民富国强，像发达国家一样有很高的收入水平和坚强的国防实力。发达国家之所以富裕强大是因为它们有先进的产业和国防军事工业。因此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先进产业。

二战后，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都有类似我国“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发展追求，希望建立起先进产业，实现民富国强。但当时所看到的情况是，先进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中不能自发地建立起来。第一代发展经济学认为，这是由于社会文化的因素，发展中国家普遍一些刚性的结构问题，比如居民没有储蓄的观念，有多少花多少，并且对价格不敏感，不会因为物价调整而改变消费行为。这些结构刚性导致市场失灵，市场无法动员资金进行投资，价格无法调节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等。有市场失灵，政府就要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由国家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大规模的先进现代化制造业和国防工业。这种政府发挥作用克服市场失灵的思想也和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如出一辙。发展中国家原没有这些先进产业，相关产品需要进口，现在要自己投资生产，所以这个政策也被称为“进口替代战略”。

结构主义的理论背后的因果逻辑很清楚，政策手段也很顺理成章，很符合发展中国家当时政府领导人、社会精英的愿望。发展中国家在这个理论和政策的引导下，经过政府的努力建立起了一些现代化的产业。但所建立起的这些产业效率都非常低，没有竞争力，导致发展中国家增长停滞，经济社会危机不断，跟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

（关键词：政府失灵 华盛顿共识 休克疗法）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结构主义的引导下不仅未能赶上发达国家，而且，还差距不断扩大，引起了学界的反思，结果在上世纪70、80年代，结构主义的理论被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所取代。新自由主义认为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差强人意是因为政府失灵，对经济过多干预，造成资源错配、价格扭曲，出现各种寻租腐败，导致增长停滞，经济社会危机不断。解决的办法是，一要取消政府的干预扭曲，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让市场决定价格，让市场价格调节市场供需，引导资源的配置；二要把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以消除预算软约束，否则，企业不关心盈亏，价格无法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三要保证宏观稳定，为此政府应该维持平衡预算，不能有财政赤字，否则“赤字货币化”会导致通货膨胀，消费者会抢购，生产者屯售，市场得不到均衡。这些思路和建议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看上去逻辑严密，非常有说服力，为学界和知识界普遍接受。

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型，以“休克疗法”把“华盛顿共识”主张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所应该有的制度安排一次性落实到位，实行价格市场化、企业私有化、宏观稳定化，并预期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可以很快得到提高。但实际出现的结果比结构主义时期还差，经济增长率更低、危机出现的频率更高，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少数几个发展中经济体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所推行的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一般是错误的。比如在50、6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是从传统的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以增加出口的方式来发展经济，这种政策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理由是发达国家发展的是生产力水平非常高的现代化大产业，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小规模产业，生产力水平低，怎能赶上发达国家？但后来成功赶上发达国家的，恰恰是这些采取的政策在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经济体。

在80、90年代，中国大陆、越南、柬埔寨，毛里求斯则从70年开始，从原来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进口替代战略”，向市场经济转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他们都不是采取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把政府的干预扭曲一次性取消，进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而是采取一种渐进的、双轨的方法，对原有的国有企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对新的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允许市场准入，并且政府积极因势利导，通过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保证局部基础设施、电力供给和其他便利。“渐进式双轨制”在当时被认为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因为在计划经济中，有钱也可能买不到东西，使寻租行为还能得到控制，但市场和政府双轨并存，使得寻租腐败的空间更大，还会造成收入分配恶化。但实际情况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9.4%，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越南、柬埔寨、毛里求斯也都有不错的发展成绩。

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在解释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成功时，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在改造世界上却苍白无力，用这些主义去指导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是那些采用被主流理论认为是错误的政策的经济体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增长，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是为什么？

世界银行成立于1945年，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之一，也是不同时代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和践行者。世界银行的第一任研究部主任（相当于后来的首席经济学家）就是刚才提到的罗森斯坦·罗丹，第一任首席经济学家Hollis B. Chenery是位结构主义者，所以在60、70年代世界银行是结构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当时的政策也是根据结构主义的政策来制定的。1982年上任的第二任首席经济学家Anne Krueger则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所以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就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

但世界银行不仅是理论的倡导者，还需要根据理论的指导来制定政策，必须看到政策的实际效果。二战以后，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到目前只有南韩和中国台湾两个从低收入升级为高收入，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进入到高收入行列，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或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以1993年世界银行出了一本书叫《东亚奇迹》，研究这几个东亚经济体为什么能在二战以后成功赶上了发达国家，结果发现，这些都是采用出口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并且政府都发挥了积极有为的作用来弥补市场失灵问题。2003年，世界银行又出了一本书叫《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增长》，是对苏联东欧十年转型的结果的一个反思。按照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原先被当作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药方，当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经济发展不好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时，附加条件是必须落实这个药方所主张的改革。而十年之后的反思结论是：世上无万能药，每个国家的状况不同，政策也应该因国制宜。

2008年，由迈克尔·斯宾塞和罗伯特·索洛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领衔，21位有政府实践管理经验的经济学家组成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增长报告》。这个报告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持续25年或更长、平均每年7%或更高的增长。这13个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的特征：开放；宏观稳定；高储蓄率、高投资；市场经济或向市场经济转型；积极有为的政府。这个报告很有影响力，迈克尔·斯宾塞经常被邀请到发展中国家作为总统、总理的座上宾，分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道。但斯宾塞经常说，这五个特征是成功发展的必要成分（ingredients），而不是处方（prescription），具体如何成功发展，他也不知道。

没有药方和具体的方法，还是没有办法真正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还应该继续进行反思，提出既能解释发展中国家成败经验，又能指导政策取得成功的理论。这是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背景。

新结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理论。2009年，在我任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一个内部会议的报告中，我首次将多年研究发展和转型的心得总结做了介绍，并将这个理论框架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2010年，我受邀到耶鲁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作一年一度的库兹涅茨讲座，以《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的理论框架》为题发表演讲。演讲稿在2011年发表于 World Bank Economic Observer 第26卷第2期，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提法首次正式见诸于学术期刊。

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时，我倡议回归亚当·斯密，不是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观点和结论，而是回归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亚当·斯密著作的全称：“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对国家财富的本质和原因的研究。根据这种研究方法，亚当·斯密得出的结论是，增加国家财富要依靠分工，而分工的程度决定于市场的规模。我们经常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学习要学习钓鱼的方法而不是去分得一箩筐的鱼，不过多数人现在读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时，经常只记得“分工很重要、市场很重要”这样的结论，而忽略了亚当·斯密得出这些结论的研究方法。而且，在读时也是选择性地理解，例如亚当·斯密著作的第一篇谈分工的重要性时，讲到分工决定于市场范围，市场范围决定于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但现在“市场范围决定于政府”这句话完全被忽略了。从我们把亚当·斯密这本著作简称为《国富论》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知识界只想得到鱼，而不是学会怎么钓鱼。我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时候，想回到亚当·斯密更强调的如何钓鱼，即直接研究一个问题的本质和它的决定因素。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收入增长和相关问题的理论。但收入为什么能够不断增加？它的本质是什么？高速持久的收入增长是现代才有的现象。按照历史学家的研究，在十八世纪之前，西欧等国家人均GDP增长率每年只有0.05%，要1400年收入才能翻一番，人均收入基本不增长。进入十八世纪以后，人均收入年增长率由0.05%变为1%，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降为70年。从十九世纪末至今，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为每年2%，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减少到35年。工业革命之后，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同期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却仍旧贫困，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是什么？

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有两个机制：一是现有产业的技术不断创新；二是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随着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产品数量品类多样化，市场规模扩大，需要不断完善硬的基础设施，如电力、交通基础设施等，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的机器设备资本越来越密集，风险也越来越高，需要金融安排等软的制度安排，来动员资金、分散风险，让现代化的生产力能够实现。

因此，现代经济增长的表象是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本质是一个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不断的结构变化过程，包括提高生产率水平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及降低交易费用的经济体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研究现代经济增长，实际上就是研究推动收入水平和劳动力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构变化的决定因素和动态发展过程。

新结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转型和运作的理论。新结构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也就是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在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和其动态变化的决定因素和影响。依照惯例，应当取名为“结构经济学”，但为了区别于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故取名“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的的核心假说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以及软硬基础设施是内生于该经济体在每一时点给定的禀赋，包括要素禀赋、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地理位置、现有的产业、金融、法律环境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每一个时点给定、随时间可以变化、决定一个经济体的总预算和相对价格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

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切入点，研究一个经济体产业技术结构和软硬基础设施是如何决定的：在某一时间点，给定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了一个经济体在该时点的总预算和生产要素间的相对价格。这些继而内生决定了该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各种产业和技术：在国际比较中具有最低要素生产价格的产业，以及在具有最低要素生产价格的产业中实现最低的生产成本的技术。具有同一比较优势的产业很多，具体哪一个产业会被发展起来，还决定于其它禀赋，这些禀赋进一步决定其生产的可能性和成本。这些进而决定了经济体在该时点的最优产业结构。软硬基础设施需适应于最优产业、技术的需要，才能有最低的交易费用，使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变成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自生能力”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微观的概念，指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具有正常管理的企业在不需要有外部的保护补贴，即能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的能力。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前提是它所在的产业和所用的技术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并且它所在的地方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如果企业所在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的生产成本会最低，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企业的交易费用会较低，总成本优势使得这个产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这种情况下，企业只要有正常管理就能获社会认可接受的利润水平。

在一个动态的封闭体系中，收入增长有赖于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改善以降低交易费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的前提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产业技术结构就能升级，对应的规模经济的特性和资本的需求等会发生变化，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就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因为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软硬基础设施内生于产业和技术结构，最终也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所以持续的经济增长，本质关键在于持续提升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那么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实现收入增长呢？

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遵循一国在每一时点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选择技术，并提供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是实现快速发展、消除贫困和收入收敛的最好的方式。因为，当企业所投资的产业和所使用的技术遵循一国比较优势时，企业的要素生产成本最低，具有自生能力，当经济中的软硬基础设施合适时，交易成本也会最低，总成本最低使产品最具竞争力，成为国家的竞争优势。这样，企业能获得最大的利润，经济能创造最多的剩余，资本回报率会最高，储蓄和投资积累的积极性最强，资本累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产业技术升级、收入增长的速度会最快。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制度创新上发挥后来者优势，以更小的风险，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发展，以实现追赶。

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高，是因为它所在的行业技术很先进、资本很密集，生产力水平高。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是因为它所在的行业是传统农业或小规模劳动或资源相对密集的制造业，生产力水平低。这是由各自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发达国家经过工业革命之后两百多年的资本积累，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符合其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在劳动力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方法对于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看起来似乎是缓慢而令人沮丧的。但事实上，这种方法是积累资本、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进而实现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最快的方法。并且，发展中国家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时还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产业技术差距所给予的后来者优势，以引进技术和产业作为技术创新和生产升级的来源，而降低创新和升级的成本和风险，使得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有两个制度前提，一是要有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二是要有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经济学家的语言。企业家关心的是利润，利润决定于产品的成本、价格和销量。要让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自发地按照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很好地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这种价格体制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存在。所以，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一个经济要发展好，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必须建立有效市场所需的各种制度安排。

在发展过程中，市场很重要，政府也不可或缺。经济发展是一个资源必须随着要素累积、比较优势变化，不断从现有技术和产业配置到新的效率更高的技术和附加价值更大的产业的结构变迁过程。在这过程中，需要有勇于冒险的企业家，来尝试新的技术或是进入新的产业。先行者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都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但失败了独自承受所有成本，成功有无数后来者随之跟进，只能获得和大家一样的利润。外部性造成先行者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不对等，这种情况下，理性的企业家不会选择充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了鼓励企业家去冒险，政府应该给先行者一定的激励，补偿其行为的外部性。同时，企业家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勇气、智慧和才能，还决定于是否有合适的交通、电力、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以及金融、法律法规、教育体系等软的制度安排，这些并不是单个企业家能够决定的，需要一个“有为政府”来协调不同的企业加以克服或者由政府直接提供。

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市场和政府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既需要“有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也需要“有为政府”来克服市场失灵。总之，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市场的有效以政府的有为为前提，政府的有为以市场的有效为依归”。

经济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增长报告》提出成功的经济体具有5个典型特征，即开放、宏观稳定、高储蓄高投资、有效的市场机制、积极有为的政府。迈克尔·斯宾塞强调，这五个特征是发展成功的药材，而不是药方。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最好的发展方式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有两个制度前提，一是必须有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二是必须有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这对应《增长报告》所提到的第4和第5个特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够带来三方面结果：第一，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会多生产并出口到国际市场，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少生产或不生产而从国际市场进口，出口和进口比较多，经济体就比较开放；第二，企业有自生能力，无需依靠补贴，发生内部危机的概率会更小，经济有竞争优势，政府的财政状况会好，采取反周期手段对应外部冲击的能力也会更强，所以宏观经济会比较稳定；第三，生产的剩余最大，产业技术升级速度快，投资回报率高，居民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高，所以表现出高储蓄率高投资。这三个结果对应《增长报告》提出的第1、第2、第3个典型特征。因此，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确实是一个经济体取得成功的药方。

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出发点都很好，但政策效果惨淡，反而是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越南等这些采取了被主流理论认为是错误的政策的经济体取得了瞩目的成功发展，这是为什么？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完整的解释：

结构主义失败是因为它忽视了产业结构的内生性，建议政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先进产业，但这些产业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而言太过超前，与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拔苗助长的结果是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支持来完成初期投资和持续运转。这导致了资源的低效配置和寻租、腐败行为。日本、亚洲四小龙这几个经济体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是因为它们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支持下，产业在国际上有竞争优势。

华盛顿共识失败是因为它忽视了扭曲的内生性，所有转型经济体旧的发展战略违背了它们的比较优势，导致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只能依靠国家保护补贴来维持生存。华盛顿共识建议政府立刻消除所有的市场扭曲，无视于政府当初是由于保护这些优先发展产业中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而内生了那些扭曲。取消那些扭曲将使那些企业破产，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如果为了避免经济崩溃或为了维持国防安全所必需的“先进”产业，取消原来的扭曲，只会促成政府采取更为隐蔽、低效的保护方式，造成更大的寻租腐败。此外，华盛顿共识主张普惠性政策，反对政府针对某些特定地区和特定产业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为其克服外部性和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但政府可以用来完善软硬基础设施的资源和执行能力有限，结果新的产业缺乏足够、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而无法成长起来，于是出现了旧的赶超产业破产、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去工业化”现象。那些成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转型经济体，则采用了双轨渐进的方式：对那些旧的优先发展的行业中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认识到补贴的内生性，继续提供转型期的保护，等资本积累到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有自生能力，或这些行业变得小而不重要之后，再消除市场扭曲；对新的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取消准入限制，并战略性地使用有限的资源，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帮助私营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原先受限制的产业，使其迅速变成竞争优势，经济得以维持稳定并获得快速增长。

新结构经济学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提供一个契合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观察人类社会长期发展，总结出来的历史发展规律。但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力由什么决定？如何变化？生产关系如何决定于生产力水平？这条规律如何应用到现代经济分析？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并没有给予解释。

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是由这个社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决定的：传统农业和轻加工业生产力水平低，资本密集型产业生产力水平高。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于其生产力，本质上也决定产业：生产力水平低的产业劳动工资水平低，依靠劳动力就业来获取生存资料的劳动者距离生存线近，和有资产可以维生的资本家的谈判能力低，自由度小；资本密集产业的工资水平高，有了积蓄，不工作一年半载也能维持生存，劳动者距离生存线远，即使和资本家的财富差距扩大，和资本家的谈判能力反而提高，自由度增大。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作为经济基础的产业由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软的制度安排则由该经济体的产业和技术的规模和风险特性决定，社会和政治制度则由决定于生产力水平的人的自由度（和生存线的距离）决定。

现有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经常使用不存在结构的一部门模型（one-sector model）来讨论经济现象，或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唯一的结构来分析经济问题。在前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后者把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给定的暗含前提，发展中国家和其不同，则被认为是扭曲。

例如，主流的宏观和增长理论中的模型，通常假定经济体为单一部类，如此一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只以收入水平、劳动力、资本的量的不同来刻画。但是实际上这些国家之间不仅有量的差异，也有质的区别，比如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方式的不同。发达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只能依靠自己研发发明，技术研发在生产函数中不作为投入，反映为全要素生产率（余项）的增加；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可以依靠引进消化吸收，反映为资本积累后设备的引进和增加，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忽视国家间结构差异的理论，其政策主张便极有可能是错误的。比如1995年克鲁格曼著文称东亚发展模式是纸老虎，因为全要素生产率很低，增长靠要素积累是不可持续的。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伴随技术进步，不会导致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所以是可持续的。另外，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理想结构，比如像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那样，也被历史证明是误导的。

新结构经济学把结构的内生性引进现有主流理论中，其作用有如把一维或二维空间扩展为三维空间，对新古典经济学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新结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转型和运作的理论。发展的问题可以理解为研究一个经济体如何从一个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低的平面升级到一个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高的平面。转型的问题可以理解为研究如何把经济体从一个有扭曲的状态带到一个没有扭曲的状态，实现最优的产业结构和软硬基础设施。此外，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经济运行的规律和原则因产业的规模、风险特性和市场失灵的地方不同而有所差异，将结构的概念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经济运行的所有子领域，都能产生很多新的见解，这些新见解还会让我们的理论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而且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改造世界。

（1）货币是否中性？主流理论认为货币对经济增长没有作用，货币宽紧只影响物价水平，这样的结论只在技术不创新、产业不升级的经济中才成立。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利率的高低会影响企业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投资的积极性。降低利率，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因此，货币政策并非是中性的，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低利率补贴创新者，将导致收入向企业家倾斜，会带来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并且，如果货币政策过度宽松，超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可能速度则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有一个最适度的货币增长速度。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可能速度不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最优货币增长速度也是不同的。

（2）货币政策与流动性陷阱。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前沿，当经济下行时，需求减少就会出现产能过剩，这时利率政策通常是无效的。因为即使利率很低甚至为负，发达国家产能过剩时仍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即使有少数新产业(如3D打印、电动汽车)，也不能拉动整个经济改变产能过剩的情形。所以，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基本无效，会导致流动性陷阱。但是，发展中国家不一样。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可以从现有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即使在衰退和萧条期出现产能过剩，降低利率仍可降低升级成本，刺激企业从有过剩产能的中低端产业向短缺的中高端产业投资，从而避免流动性陷阱。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比发达国家的运用空间更大。

（3）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很多人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策，担心出现李嘉图等价（理性人预期到未来政府通过增税消弭财政赤字，因此为平衡消费，减少现期需求）。但如果引进结构的概念，会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运用财政政策的机会和成效也并不完全一样。经济增长、产业升级需要完善基础设施。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较丰富，改善老旧的基础设施可能就是挖个洞补个洞，效率增加不多，运用财政政策确实很有可能出现李嘉图等价。但发展中国家普遍是基础设施不足，如果政府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去投资基础设施，不仅可以增加当下的就业和需求，也能通过消除增长瓶颈，提高经济增长率，增加政府未来的税收，以未来税收的增加来弥补投资基础设施的财政赤字而克服李嘉图等价。我从2009年2月开始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结合了周期政策和增长理论，提倡以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现在这个观点已逐渐成为国际主流。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明确提出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4）预算软约束和国企改革。科尔奈最早提出“预算软约束”这个概念，是很了不起的。他观察到，市场经济当中，企业预算硬约束，政府不会因为企业亏损就给他补贴，但在社会主义和转型中国家国有企业亏损国家就会给予补贴，预算的约束是软的。科尔奈沿着产权理论的角度提出预算软约束。但他没有认识到，在这些社会主义或转型中国家赶超产业中的企业，它们所在的产业是国家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投资造成的，国家为了国防安全或是现代化，而使企业有了战略性政策性负担。有了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亏损，国家必须负责给补贴。这两个理论都可以解释预算软约束的存在道理，但是他的政策建议是不同，导致的结果也不一样。按科尔奈的观点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就解决了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按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私有化以后企业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苏东转型以后的经验证实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判断。

（5）最佳金融结构。处于某一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规模特征和风险特性，从而形成对金融服务的特定需求。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在动员储蓄、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方面各有优劣。因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资本需求规模和风险结构，对应有不同的最优金融结构。比如，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所发展的产业通常是劳动密集型或资源比较密集的，资本投入低，所需资金规模小，所生产的产品和所用的技术也是成熟的，风险主要来自于经营者的管理才能，因此，更适合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在高收入阶段产业是资本技术密集，技术创新和进入新产业，更多依靠研发，所需要的资本多，投入高，风险大，发展大银行和股票市场，可以解决资金需求大规模的需要，也有利于风险分散。

（6）人力资本投资。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创新速度和风险特性不同，人力资本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人力资本投资应与发展阶段的产业特性和风险特性相匹配。有很多研究证明，人力资本的提高会提高一般人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有赖于自己研发新技术和新产业，需要高金融资本和人类资本投入，在发达国家金融资本丰裕，不成为增长的瓶颈限制，因此，发达国家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决定该国发展的最根本甚至是唯一的因素。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资本所限，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支持足够的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投资，大幅提高人力资本的结果很可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没有合适的就业机会，在国内找不到合适就业就会到国外就业，造成人才外流；留在国内的人找不到好工作，则会产生很多社会、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收获周期长，比如孩童阶段和青年阶段的学习机会成本低，若等到产业升级时再来投资教育可能会来不及。因此，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应先于产业升级。

（7）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一个农业社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会有人口红利。所以，当农村剩余劳动力都转移到制造业部门后，就不再有人口红利。但从本质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的红利来自于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转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制造业。现实中制造业并不是一个部门，而是一个无限细分的谱带，从劳动密集型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只要把劳动力从附加值比较低的制造业转移到附加值比较高的制造业，就会有人口红利。除非没有产业升级的空间，只要有升级空间，就有人口红利存在。我们在分析问题时，不能简单运用现成的理论，而是应该直接面对问题，了解问题的实质。

（8）投资的潮涌现象。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处于国际技术前沿和产业链的内部，在资本积累、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很容易形成共识，认为应该进入到资本更密集的产业，然后如果看准一个产业，投资就蜂拥而入。这样容易导致产能过剩。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会发生，在发达国家中也会发生。在90年代末，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一致看好互联网产业，一窝蜂投资造成互联网泡沫。在发展中国家，新的产业容易造成一窝蜂投资，投资者就像浪潮一样，大家都看好一个地方，就都往那个地方去投资，这样，即使这个方向是对的，也可能造成宏观的波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投资的时候预算约束要硬，投资应该有一定自己的资金投入，不能全部都是银行贷款或股市融资等外源资金；二方面政府应该提供一些信息，让投资者知道这个产业的市场有多大，现在投资的情形怎么样，会不会造成过剩等等。总之，要对宏观的政策和政府的作用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9）经济开放：好还是不好？很多发展中国家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并未取得类似二战后13个成功经济体那样的持续高速增长，反而绩效表现更差。这是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开放之前存在很多扭曲，而扭曲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企业所处的行业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如果在开放过程中，没有采取双轨制，原先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政府支持和贸易壁垒被取消，这些产业就会垮掉，而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又没有得到有效的因势利导发展不起来，经济表现当然就会更差。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发展巨大，是因为中国采取双轨制的方式，对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必要保护补贴，维持稳定，对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因势利导，帮助企业进入并发展。总的来说，当经济体处于转型阶段时，对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可以提供某种临时保护；同时，对那些过去被严格管制和抑制但却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应放开准入。否则，开放可能带来经济的危机、停滞和去工业化。

（10）国际资本流动：是否应该开放资本账户？回答这个问题要看到底是哪种资本在流动以及流向哪些部门。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确实是资本短缺的，外商直接投资能增加实体资本、提高技术、扩大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有帮助。但是，如果流进来的是短期的投机性资产组合，这类资本一般不进入实体部门，可能会进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造成房市和股市泡沫。此外，短期资本的流动具有周期性，突然大量资本进入，会造成货币升值，企业出口竞争力下降，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旦实体经济不好，短期资本又会大量流出，造成较大幅度的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所以，在讨论资本流动时，要把资本的结构分清楚，对资本流动方向有较明确的区分。

（11）卢卡斯谜题：为何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主流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回报率高，资本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到发展中国家来。但卢卡斯发现，现实中资本却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对此现象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是，如果一国采取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为了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会有很多扭曲，就会有很多寻租行为，依靠寻租获得的财富缺乏合法性，资本不敢也不愿在国内投资，而且国内投资的资本回报率低，资本就会大量外逃到发达国家。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向发达国家，跟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关。

（12）农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劳动力都是在农村，依靠农业为生，因此农业对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农业的发展不仅可以提高收入水平，消除贫困，也可以为国家的工业产品提供更大的市场。并且农村储蓄的积累，也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资金。但是农业发展同样需要技术和产品结构的改变。提高农业生产力需要技术创新，更多地从以粮食为主的向经济作物、农副产品、蔬菜、水果、水产品多样化去转型，也要不断完善水利、电力基础设施使新技术得以运用，完善道路交通，使增加的产量可以进入到更大的市场，避免出现“谷贱伤农”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13）资源诅咒还是资源祝福？一般自然资源较丰富的经济体，经济发展反而更差，所以被称为资源的诅咒。地下资源一般都是国有的，开采、定价等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所以容易有寻租腐败，如果资源变成腐败的来源，对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社会稳定就会有不利影响。但如果国家对资源的开发有很好的管理，资源所创造的财富就能够进入政府财政，一部分累积作为下代用，另一部分用来支持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支持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所以，资源丰富是祝福还是诅咒取决于该国资源管理方式的好坏，以及该国是否使用资源产生的财富来解决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促进产业升级转型。

新结构经济学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新结构经济学体系中各种理论数理模型化；二是用数据来检验各个数理模型的推论。

在理论建模方面，鞠建东、王勇和我合作的论文[Ju Jiandong, Lin Yifu and Wang Yong,“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76（2015）: 244-263]是第一篇把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理论模型。将来我们希望把结构引入Arrow-Debreu的一般均衡模型，使没有结构的Arrow-Debreu的一般均衡变为有结构的一般均衡的一个特例。此外是把结构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引进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比如，北大经院的张博、刘政文和我合作的工作论文（Lin Yifu, Zhang Bo, and Liu Zhengwen, “Endowments, Technological Choices and Structural Change,”）研究禀赋如何影响技术选择、影响结构变迁。同时前面谈到将结构引入现在经济学各个领域的例子，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教育、开放、国际资本等等，这些都应该有严格的理论模型。有理论模型，也需要有严格的实证检验，这样才能为主流文献所接受。

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提出，但是，把结构的内生性提出来以后，实际上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引入结构内生性以后，现代主流经济学每个子学科都可以产生很多新的视角，是理论创新的金矿。而且，这样的理论创新，也不只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师生在学习经济学理论时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