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所认识的斯蒂格利茨与“美国真相”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题记：2020年7月3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分别演讲并精彩对话，本文根据林毅夫教授的演讲整理。

很荣幸能在2001年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的《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新书发布会上和他同台分享和对话。

斯蒂格利茨教授也曾是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算是我的前任，他是1997年开始担任此职，我是2008年。他对我的影响不仅是世界银行工作中的前任，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还是他的私淑弟子。他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研究，这个理论对我大学写博士论文及后来的工作都有很多影响。

1992年，我根据博士论文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文章，研究农村的生产队用工分制为什么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是受他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启发。还有1990年我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讨论在人民公社、农村合作化过程中，如果剥夺了农民的退社权就会抑制农民的积极性，也是受他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启发。

1993年我在北京大学创办国发院的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虽然斯蒂格利茨教授是诺贝尔奖级的经济学家，地位非常高，但是我每次请他到北大来演讲，或是请他对我的新书写评论，他都有求必应，而且从不计酬。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首先想感谢斯蒂格利茨教授对我学习和工作上的帮助。

今天的分享，我主要谈三个方面，一是我所认识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二是为什么他对美国社会的分析鞭辟入里，但开出的药方未必被接受？三是《美国真相》这本书对中国有什么启发。

我所认识的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书中的前言里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谈得非常精彩，对他的学习、人生追求已经有非常多的描述。我想基于我过去30多年跟他个人的交往谈谈我所观察到的斯蒂格利茨教授。

我觉得他特别像中国所推崇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而且他相信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1979年，他在三十六岁拿到美国经济学会的克拉克奖，这个奖是给在40岁之前对经济学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的最高奖项，得此奖者一般都最有资格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的理论贡献非常杰出，大家知道他一定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不满足于书斋里的成就。

1995-1997年，他先是出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然后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亲身参与克林顿总统时期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1997-2000年他又进入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承担这些工作都是为了把他在经济学理论方面的认识应用到政策实践中去。2000年离开世行后，他又风尘仆仆地在非洲、中国甚至世界各地向政府、社会提供政策建议，以不懈的努力，推动社会和整个世界的进步。

与此同时，斯蒂格利茨教授笔耕不辍。他的履历有135页，出版数十本著作，撰写文章几百篇。仅仅2010-2020年这11年间，他出版了11本专著，谈的都是当前美国和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比如2010年出版《斯蒂格利茨报告：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同年还出版了《自由市场的坠落：美国、自由市场，以及全球经济的沉没》。2019年出版《超越GDP》，同年还出版了《人民、权力与利润》，近日被翻译为中文引进到国内，也就是今天讨论的这本《美国真相》。这些著述谈论的也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向世界提供他的真知灼见，以知识的力量改变世界。

斯蒂格利茨教授还是特别有道德、有勇气的经济学家。《孟子•公孙丑上》里讲“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就是这样的人。

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当时新自由主义盛行，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都遵循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华盛顿共识”方向的改革。但斯蒂格利茨教授当时就站出来公开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些政策主张，赞扬马来西亚马哈蒂尔总理对资本管控以稳定金融和经济的办法。这一举动违背了当时的新自由主义观点，他也因此被迫提前从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上退下来。

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美国和欧盟政府反而都遵循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观点去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也正式采用他的政策建议，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必要进行资本账户管理，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资本账户自由化。

另外，中国经济这几十年发展得非常好，但批评中国、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观点在美国属于政治正确，不批评中国反倒不合时宜。然而在《美国真相》这本书以及他以前的著作和演讲中，都高度赞扬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成绩。

美国会不会接受他的药方？

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书中对美国现在的经济、社会、政策问题分析得鞭辟入里，深入剖析了美国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源。我个人希望美国政府采纳他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改革，因为他提出的这些改革药方对美国、中国甚至全世界都非常重要。

比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大流行传染病，美国身为第一号强国应该协调全国、全世界的力量共同抗疫。除了传染病之外，全球还有气候变暖、金融危机等问题，都需要协调全世界各国的努力来克服。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号强国，天然应该是这一方面的领袖。问题是，如果美国内部的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必然导致它不顾全球领导职责，只关心自己国内的问题，进而导致全球性危机无法得到有效协商应对。而且，如果美国内部的经济、社会、政治矛盾重重，美国势必没有信心以真正公平竞争的方式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就必然会像这几年的中美关系一样，不断为自己内部的问题寻找替罪羔羊，并利用自身的科技、军事霸权来抑制中国的发展，置公平竞争于不顾。

斯蒂格利茨教授开出的诊断和药方非常到位，很遗憾的是，在美国真正被接受的可能性很低。因为美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被极少数的权贵阶层绑架，表面上美国是一人一票，实际如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书中所言是一美元一票，政治体制被权贵阶层的利益绑架，贫富差距扩大、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不断缩小等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进而由内部矛盾冲突激化导致民粹主义抬头。

特朗普就是利用蓝领阶级、中产阶级因衰落而产生的民粹主义上台，上台后又为了自己的连任以及党派利益向权贵阶层政策倾斜，比如他推行的减税，受益最大的还是有钱人。

如书中所言，美国除非有一场革命，不然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问题难以解决。但即使有一场革命，美国至今还有1/3的人支持特朗普，加上美国的知识精英还有左右之分，像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上台的机会依然很大，政策上很可能只是新瓶装旧药，老问题继续存在。

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诊断和药方，其实过去十几年他反复在谈，但得不到落实。结果美国的问题越积累越大，对美国第一的焦虑感越来越重，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暴发，美国选择了放弃领导角色，甚至成为全球性协调的重要阻力，为国内的问题在外面寻找替罪羔羊，不断甩锅给中国。

《美国真相》对中国的启发

我非常赞成斯蒂格利茨教授的主张：我们应该追溯经济发展的本质，以及发展的目的。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是不断创造新知识并运用到生产中，使生产率不断提高。我非常同意他的判断和主张。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市场竞争来激励创新，并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同时还需要政府主动克服市场失灵，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或提供各种合宜的制度安排，包括给走在技术前沿的产业提供基础科研支持。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所有人的收入水平，让所有人在发展过程中受益。政府和社会就不仅要对“鳏寡孤独废疾者”等弱势群体有所帮助，还要防止金融寡头、科技寡头对财富的垄断。这就不仅需要有效的市场，还需要有为的政府，这也是这些年我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两只手”都要用。

美国自1776年建国后一直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重点是怎么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此，美国有两派观点，一派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倡政府要积极有为，另一派是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杰斐逊主义”，强调有限的政府，政府最好少管。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其中引用学者埃里克·莱特纳2007年的一段论述说，美国对政府的这两种作用模式一直有争论，但是美国重视实用主义，后来的解决办法是“杰斐逊主义”主导话语权，鼓吹政府少管为好；“汉密尔顿主义”主导政策权，即遇到政策制定，美国政府又在绝大多数时候表现得非常积极有为。

这让我想起1991年在匈牙利参加世行举办的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研讨会，斯蒂格利茨教授也同期参会，并在会上建议东欧、前苏联国家要按照美国做的去做，而不要按照美国说的去做。非常遗憾的是，东欧国家没有按照他的建议，参照美国做的去做，而是只听信了美国说的去做。结果大家都知道，这些转型经济体经济崩溃、危机不断、发展停滞、贫富分化。

中国有一句话，叫“谎话讲一千次，自己都会相信”。美国建国以后，“杰斐逊主义”主导话语权，“汉密尔顿主义”主导政策权，但是，由于美国不断宣称“杰斐逊主义”，后来自己也相信了，“里根主义”和现在的特朗普也都相信了自己的谎话。于是，美国在里根总统之后也推行了新自由主义，导致了《美国真相》这本书中所指出的收入分配的恶化、寡头垄断、政府被权贵利益集团绑架等问题。

中国比较幸运，在转型的时候虽然也借鉴西方的理论，但在改革中一直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而避免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得以在转型过程中维持宏观稳定，经济快速发展。

当然，我们也还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发挥好的作用，也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只手都要用。并且，我们确定发展的目的是要让所有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美好，整体经济、社会的发展都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避免美国金融、科技寡头垄断绑架政治体制的问题，从而避免像美国这样，作为头号强国，被自身的内部问题困扰，放弃了应有的全球领导权和领导风范，无法为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甚至成为全球问题的制造者。

文字整理：王志勤 |编辑：王贤青

林毅夫，现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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