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专访｜林毅夫：技术封锁只会加速中国对美国的技术替代

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

世界经济中心就是大师辈出的中心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仁贵 于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嘹亮号角。因改革开放而生，《瞭望》1981年4月创刊。新华社举全社优势力量打造的这一刊物，各界寄予厚望。

“如同她的名字一样，这是一本高瞻远瞩、具有深刻观察力的刊物。”主要创刊人之一、《瞭望》原副总编辑刘野如此回忆当年确定的办刊路线。

此后40年，《瞭望》始终立于改革潮头，与改革同频共振。

“《瞭望》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本时政周刊，对了解我国在每一年、每一阶段的重要机遇与挑战，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世界。”同为改革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的林毅夫如此评价《瞭望》的作用。

林毅夫

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林毅夫以“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获誉“改革先锋”称号。林毅夫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曾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他植根于改革开放实际，自主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

早在1989年，林毅夫就在《瞭望》发声，提出“改革的前途在于确定新的发展战略”。此后，无论是1994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的《一堂具体的市场经济课》，还是1995年以《“两率”冲突：以往改革效应的双重评价》《循序渐进：存量改革的可行之路》为题连续深入探析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或者是近年来的《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倡导新型义利观》《改革向着复兴伟业再出发》等文章，林毅夫持续在《瞭望》上贡献着自己对改革的思索与远望。

在《瞭望》迎来创刊40年之际，围绕着对这本刊物的认识、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构建、破解中国面临的“卡脖子”问题等，林毅夫再次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

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对国家发展机遇与挑战的认识，利用《瞭望》这个平台传播出去，并与其他学者交流，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明确挑战和机遇在什么地方，从而形成共识。这样大家才能够往一个方向去努力。《瞭望》在这方面起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林毅夫：当时我国正在推进经济转型，那就要了解过去计划经济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计划经济是为了快速实现赶超，当时发展的产业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没有自主生存能力，只能靠政府保护、补贴，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把那样的产业发展起来。

经济转型的目的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市场经济当中，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当然，既要有效市场，也要有为政府。但前提是要有有效市场，在有效市场当中不靠保护补贴能发展的产业，一定要符合比较优势。从违反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变成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转型才能够最终完成，当时那篇文章主要的思想是这样的。

林毅夫：这是新结构经济学很重要的理念。消除贫困，最重要的是要给具有劳动力的低收入人群创造就业。有了就业就有了收入，就能消除贫困。要最大限度创造就业，就要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2002年，我国才刚刚跨过低收入国家的门槛，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劳动力多还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当时大量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到城市，必须有就业，这就需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按照当时的情形，农村家庭只要一个人到城里面务工，全家就脱贫了。这正是当时提出消除贫困也要发挥比较优势的用意所在。

林毅夫：我想是的。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富矿。新结构经济学是对中国改革发展经验的一个总结，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这是我们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作出的努力，这个理论提出的一些想法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并付诸实践。可以看到，中央的政策以及我们在国际上的主张都提倡，每个国家、每个地区要发挥比较优势。

过去西方的理论，不是强调市场的作用忽略政府的作用，就是强调政府的作用忽略市场的作用。我们在新结构经济学里提出，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前提是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两只手共同作用，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这个理论体系让市场跟政府在发挥作用的时候，有一个边界，有一个参照系。

我很高兴看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探索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的结合。新结构经济学正是往这个方向在努力。

林毅夫：理论提出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同时改造好世界。能够帮助我们真正认识世界和改造好世界的理论，一定来自于我们的实践。要了解经验背后的道理，深入剖析存在什么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审视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这样提出的理论才能够帮助我们总结国家发展的经验，分析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还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好挖掘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理论创新“富矿”。我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现象、中国问题的重要性相应就会提高。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也就会越来越大。

林毅夫：世界经济中心历来就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引领思潮的大师辈出的中心。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将成为最有影响的经济体。这是学者对经济学理论创新作出贡献的最好机遇，我期待中国经济学家能够抓住这个机遇。我们要把握这个机遇，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样才能够提升中国的话语权、软实力，才能把中国经验、中国智慧贡献给世界，与希望发展的国家人民分享，推进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林毅夫：这个问题是现实存在的。像美国对华为、中兴的技术封锁，把我们的一些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跟我们有任何商业活动等，都会对我们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些我们还没有的技术领域，就是他们卡我们脖子的地方。

但回到经济的基本原则，经济要发展，不管哪个国家都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都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确实在一些高科技产业上有比较优势，在世界上处在领先水平。一些技术我们目前还不拥有，它不卖给我们，确实会影响到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但绝大多数的技术不是只有美国一家有，世界上发达国家也不是只有美国。绝大多数的技术是美国有，其他发达国家也有。

美国卡我们的脖子，实际上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因为这些高科技产品需要很大的研发投入才能取得技术上的突破。技术实现突破后，有多大的盈利取决于它的市场有多大。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如果这些有优势的产品不卖给中国，这些企业就可能从高利润变成低利润，甚至是没利润。

这些企业要继续维持在技术上的领先，需要不断地投入大量经费。如果从高利润变成低利润甚至是亏损，维持技术领先的能力就越来越低。美国政府出于维持霸权的目的强迫这些企业牺牲自己发展的机会，美国企业整体上是不欢迎的。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如果听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利益就会受损。美国是出于政治目的需要，而这些企业无非是为美国作嫁衣裳。从根本上，这些企业不会愿意。

从这个角度讲，真正“卡脖子”的技术，是那些只有美国有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技术。但这样的技术和产品，数量非常非常少。

对于那些只有美国有，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技术，我们必须用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中国发展到今天的阶段，对那些数量极少的高科技产品，只要我们有决心，快则一年两年，慢则几年，我相信是能取得突破的。过去的经验一再证明，只要中国能生产，这个产品的价格马上就下降，参与封锁的企业只会更后悔。美国技术封锁，只会加速中国的技术提升，加速中国技术对美国技术的替代。

美国咱们管不了，但我们做好自己的事，一定有能力冲破这个难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继续开放市场，推进国内循环跟国际循环相互促进，让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刊于《瞭望》2021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