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未来创新发展的优势与挑战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题记：2021年4月17日，北大国发院在上海举办长三角论坛《迈向碳中和新时代：产业变革与资本机遇》，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十四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席林毅夫教授的演讲整理。

总书记在对“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规划提出建议的时候谈了一个想法，希望中国能够在2035年时，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或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要实现这个目标，从2021年到2035年，我国每年平均经济增速要达到4.7%。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到2025年时我国人均GDP应该可以超过12535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而且从世界角度看也是改变人类命运的重要成就。

到目前为止，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只有18%，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也是18%多一点。这意味着，如果到2025年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会翻一番。

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2014年已超过美国，但是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还只是美国的70%左右。如果能够实现总书记对我们未来发展的预想，2030年左右，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也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20年，我国人均GDP按美元计算大约在11000美元（最终数字还未公布，我估计在11000-11500美元之间）。如果能实现翻一番的目标，2035年我国人均GDP可以到22000-23000美元之间（按照2020年的美元汇率计算），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上述目标的实现，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建设中的重要里程碑。为了这一发展目标，需要平均每年4.7%的经济增长。这靠什么来实现？答案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

今天我要谈的就是，我国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具备哪些有利条件，同时面临哪些挑战，以及从我这些年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来看，怎么抓住有利条件来克服这些挑战，实现总书记提出的发展目标。

中国发展的潜力与有利条件

所谓技术创新，是在下一次生产时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用的技术好；所谓产业升级，是下一次进入产业的附加值比现在的产业附加值高。

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持续发展都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收入水平高，代表劳动生产力水平高，其产业技术已经处于世界前沿，产业附加值已经是最高。这种状况之下，发达国家要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只能靠自己发明。然而，发明的挑战很大，投入很高，风险也很大。回顾历史，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一百多年间，欧美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只在3%-3.5%之间。

发展中国家现在的收入水平低，代表劳动生产力水平低，暗含着其产业技术不是最好，产业附加值也不是最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产业都跟发达国家有差距，这就给了发展中国家一个可能性，即通过引进发达国家比我们先进的技术或是附加值比我们高的产业，就可以有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方式，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都会比发达国家小，因而就有可能比发达国家发展得快。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42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是发达国家3-3.5%平均增速的三倍。其中的原因很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利用了新结构经济学所讲的后来者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的优势。

中国利用后来者优势已经42年，这一优势对我们来说还有多大潜力？关键是要看我们现在人均GDP所代表的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跟发达国家水平的差距还多大。

目前能看到的最新数据是，2019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是14128美元，相当于美国同年水平的22.6%，所以我们和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看看世界上其他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德国、日本、韩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2%左右的时间分别是1946年、1956年和1985年。随后，德国、日本、韩国分别实现了16年平均每年9.4%、9.6%和9%的增长。

他们能实现，就代表我国用同样的机制也有可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国在发展的潜力方面，从2019年到2035年的16年间应该有年均9%的增长。

除此之外，今天的中国跟1946年的德国、1956年的日本、1985年韩国相比，还有一点不同，就是新工业革命的出现。新工业革命的特性是产品研发周期更短，投入需要资本，更需要人力资本。这种特性给中国这样的人力资本大国带来很大的优势。因为老牌工业化国家的资本积累了两三百年，而我们的资本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四十年的快速发展累积的，跟他们有不少差距，但是，在人力资本方面，我们和他们的差距没那么大。

人力资本主要来自于两部分：先天的才能，后天的教育学习。

先天的才能是父母给你的、老天给你的，这方面很公平。聪明才智是常态分配的，天才占人口的1%，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基本上一样。按照这个比例计算，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天才也会最多，也因此在发明创新方面有优势。

在后天的教育方面，我国这些年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等等教育领域的投资和追赶力度很大，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

由此可知，我国具备人力资本优势，符合新工业革命的需求。这种新优势是当年的德国、日本和韩国在追赶美国期间所没有的。

我们的这种优势可以通过一些指标来体现，比如，新工业革命中很重要的独角兽企业，即新创立不到10年，还没有上市，但是市场估价已经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2019年，全世界有484家独角兽企业，中国有206家，美国203家，我们略多于美国。2020年，全世界有独角兽企业586家，其中美国233家，中国227家，我们只略少了6家。因此可以说，我国在新产业革命上跟美国比较基本是不相上下的。

综上，不论是看后来者优势，还是看新产业革命提供的机会，我们都应该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如果我们有9%的增长潜力，要实现总书记所讲的4.7%的增长，就像一辆汽车，设计有跑200公里的最高时速，你让它跑6、70公里，甚至100多公里，当然相对容易。

未来的三大挑战

不论是从潜力还是从可能性来讲，我们都有很大的信心，但是大家也知道，中国在发展方面也面临不少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确实在国内已经出现，有些学者或者舆论比较悲观，认为如日本这样的人口老龄化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都非常慢，我们可能也会步其后尘。但我认为不能简单类比。

首先，人口老龄化对我国不是没有影响，但是中国跟其他发生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其他国家出现人口老龄化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是高收入国家，他们的产业技术已经在世界最前沿。大家知道，经济增长速度主要来自于两部分：一是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要靠科技和创新；二是劳动力的增加。人口老龄化代表着劳动力人口不增长，增长很慢，甚至下降。

发达国家在过去3-3.5%的增长当中，一般来说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一直稳定在2%，总人口新增（包括出生率高于死亡率，或外来劳动力进入）为1-1.5%，这样整体经济达到3-3.5%的增长。那些高收入的人口老龄化国家，人口增长没有了，只能靠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技术创新还要靠自己发明，所以增长必然由3-3.5%降到2%左右。

然而中国还是中等收入国家，我们依靠后来者优势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的空间非常大。这种状况下，即使人口不增长，我们仍然能够把人口从比较落后的技术和产业转移到更高水平和附加值的技术和产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来源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其次，中国的退休年龄比发达国家早很多，男性60岁、女性55岁，发达国家退休年龄一般在65岁以上。如果说人口老龄化让劳动力供给变少，我们也可以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来增加供给。

再次，劳动者的素质更重要。劳动者天生的素质很难改变，但是后天的教育可以提高，让每个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能力。

综上，我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我们不会像发达国家那样降到仅有2%左右的增长。如果比较德国、日本、韩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2.6%的时候，德国后来16年平均每年人口增长是0.8%，日本在随后16年的人口增长是年均1%，韩国则是0.9%。我国现在平均每年的人口增长是0.3%，到2035年可能降到0。即使受到人口增长因素的影响，我相信中国从2020年到2035年还有8%的增长潜力。

第二个挑战是中美摩擦和竞争。

如前所述，后来者优势的获得有赖于引进技术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来源，美国对我国“卡脖子”，是不是会阻断我国利用后来者优势的可能？

但我们想想看，美国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要领先就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取得这个技术以后，美国怎么才有收益？当然是市场越大，收益就越大，但如果它卡中国的脖子，技术不给中国，它就没有中国这个市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技术如果不卖给中国，它就可能从利润很高变成利润不高，甚至变成亏本。利润不高或亏本，继续研发的投入就会缩小，那么，它想维持技术领先，就会越来越力不从心。所以，美国卡中国的脖子是为了维持霸权的政治目标，但也会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

同时我们也知道，现代世界上的大多数前沿技术不止美国有，德国、日本、法国、韩国等国家都有。美国有没有可能联合这些发达国家共同对中国进行技术卡脖子？这是美国希望的。拜登上台以后，也想让其他发达国家不把技术卖给中国，但问题是，其他发达国家会不会听美国的话？

美国卡中国的脖子，这一战略在本质上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美国使用自损八百的策略只是为了维持世界霸权，但对于德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来说，如果和美国联合卡中国的脖子，它们自己同样要自损八百，它们为什么要以自损的方式去维护美国的霸权？因此，德国总理默克尔跟拜登通话时讲得很清楚，她不希望选边站，希望维持和中国的关系，继续利用中国的市场优势。法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也是同样的立场。

虽然美国有卡中国脖子的想法，但它最后真正能卡我们脖子的技术非常少，因为绝大多数技术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得。剩下只有美国才有的少数技术，我们只要下定决心，利用新的举国体制，一定能突破。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一旦掌握了哪项技术，这项技术相关的生产成本就会下降，中国成本能做到全世界最低。所以，如果我们在卡脖子技术上实现了攻关，我想美国的企业会非常后悔，因为它们失掉的不仅是中国的市场，还可能将是全世界的市场，。

如果把这点考虑进去，我相信卡脖子对我国发展潜力的影响不会太大。

第三个挑战是碳达峰、碳中和等高质量发展目标。

中国与德国、日本、韩国当初的经济追赶阶段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全球的环境压力变了。这些国家在追赶阶段没有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还可以使用煤炭等高排放但成本低的成熟技术。如今全球通过了《巴黎协定》，都要一起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共同控制地球温度的上升，我们就必须也多用绿色技术、再生能源技术等新技术。传统企业必须把传统能源转换成新能源，成本会高一些。但这对企业的影响是双方面的，尽管有挑战，也有巨大的机会。

从上述各方面综合来看，我国有9%的发展潜力，减掉人口老龄化1%的影响，还有8%，再考虑应对美国科技战，需要自主创新的要求，以及在能源、环保方面的压力，我相信到2035年之前可以游刃有余地实现每年4.7%甚至更高的增长，到时中国可以初步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一方面需要所有企业家共同努力，也会给所有企业家带来发展的机遇。

整理：白尧 | 编辑：王贤青

【林毅夫教授完整演讲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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