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万众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活力的源泉

题记：2021年7月30日，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清华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教授进行线上对话。对话源起于费尔普斯教授的新书《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下称《活力》）中文版在中信出版社出版，围绕“创新如何激发社会活力”的话题展开。活动由《华尔街见闻》“创制”和中信出版社“深阅读”主办，由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北大国发院特别呈现。本文为费尔普斯教授英文主旨演讲的译文，未经本人确认。

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

万众创新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拐点

《活力》是我2013年所著《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的续作，书中所阐释和验证的观点与标准经济学理论不同。标准经济学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来源于科学家和航海家的发现，对经济而言完全属于外生变量。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也认为，科学和航海发现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企业家们主要是将科学发现带来的技术进步应用于商业。在标准的经济理论中，没有考虑谁能构思出新事物，继而对该国的创新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原生的自主创新是不存在的。

《活力》一书提出的基本前提是：无论科学家是否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社会各行各业的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去产生原创性的想法，并进行创新；并且，现代社会应当允许并鼓励人们去将这些新构思付诸实践，去创造和尝试它们。尽管熊彼特式的创新仍然在发生，但并不占主导，在创新水平高的国家，大多数创新都是自主的，萌发于该国大众的原创性和创造力。

在我看来，一个现代国家应拥有创新所需的活力以及将创新融入经济的意愿。这种活力的来源和回报取决于参与国家经济的个人所秉持的价值观。人们是否愿意创新与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构想相关。我在《大繁荣》中注意到这一点，在《活力》再次强调并做了验证。

我提出的“大繁荣”现象也是基于前人的研究。经济史学家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在他的著作《经济成长的阶段》中提出经济增长阶段论。回顾过去几个世纪，经济腾飞之后，往往接下来会伴随一段时间的倒退，直到19世纪才出现罗斯托所称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比如1815年前后的英国、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还有19世纪70年代的法国和德国。此后，很多国家都忙于引进和借鉴领先国家已经被市场检验的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例如荷兰和意大利等国靠引入英、美、法、德的创新技术推动了本国经济增长。

那些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国家，不仅保持了多年的经济强劲增长，而且完成了农业到工业、农村到城市、贸易到生产的转型，变成了现代经济。新的城市大量涌现，新的生活方式应运而生。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在《现代的诞生》一书中生动地刻画了英美和欧洲大陆一大批普通人所展现出的现代生活特有的原创性。

创新源于新型人生观

创新潮暴发的原因是什么？我在《大繁荣》中给出的答案是——新型人生观的出现。这是一种影响了整个英国的新的人生态度: 走自己的路，抓住自己的机遇，正如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所说“掌握自己的人生” 。这种精神催生了英美前所未有的自主创新潮。最重要的是，这种新人生观激发了经济中每个个体的想象力：有人在构想新的产品，有人在构思新的生产方式，还有人在探索如何为现有产品打开新的市场。所有人都尝试用新方式思考，用新方式做事。

这并非一个由商人和企业家主导的交易型经济，而是一个基于现代社会的创新型经济，其核心是社会能为个体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鼓励人们去构思、创造、推广、使用新的产品和工艺，创造更大的价值。

在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里，创新潮带来越来越多的物质回报：生产力的提高带动了收入的提高，经济活动的收益总量大于损耗，并且，随着衣食住行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健康长寿。

英国的记录显示：国民收入曾连续几个世纪起起伏伏，还曾于1750年-1800年间严重下挫，但最终在进入创新经济后大幅攀升，与人均劳动产出的增速相当。同时，人们的休闲方式也愈发多样化，包括去剧院、运动或者酒吧。这也给社会公共事业带来无穷的益处。随着收入上升，政府可以在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上加大投入。

有活力的经济还带来了巨大的非物质回报。即使在缺少活力的经济体中，学习新事物、与他人交换信息，哪怕只是保持忙碌工作的状态，也会给人带来满足感；在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民众收获的非物质回报给他们的生命赋予了非凡的意义。在现代经济中工作的大部分人，他们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将自己的新想法付诸实践，并且能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对很多人而言成为一件充满吸引力的事。

为什么这种新的经济和工作方式有如此非同寻常的意义？为什么这种活力在一些国家存在，而在其他一些国家不存在？

已经有一些研究关注到了这种新现象，但很少去分析背后的原因。为什么面对成功的不确定性，有些国家的人仍乐于创新，而其他一些国家的人不愿意？为什么有些国家能构建出有富有活力的社会，而其他一些国家却做不到？

我们最初可能认为巨大的物质回报推动了创新经济的崛起，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样的经济奇迹只在19世纪的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出现。我在《大繁荣》中提出，又在《活力》中得到验证的解释是：国民更现代化的国家更能保养一个创新的经济。

人与人不同，即使假设所有国家都能从现代经济中获得同等的非物质回报，一些国家的民众会从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会更多地被现代经济吸引；对另一些国家的人而言，这种回报没那么大吸引力。换言之，国家的关键区别在于民众的态度。

活力理论的验证过程

关于活力理论的验证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由于还没有关于自主创新的时间序列模型，所以我和我的团队构建了一个多国背景下不同创新类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以此评估自主创新的时间序列。这个模型能够让我们比较不同国家间的自主创新, 以及同一国家内部的自主创新在不同时间段的变化。

其次，在《活力》一书中我们也搜集了不同国家民众的态度方面的数据，以此来判断不同国家民众现代价值观的差异（比如个人主义、活力主义和自我表现欲望的不同等）是否比各国制度的差异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更大。

最后，我们的调研验证了活力的存在性。关于国家间经济表现的差异，大多数研究都把研究关注点放在经济体制上，而几乎不谈价值观。事实上，在那些有活力的经济体中，人们热衷于获取与追求成功，努力创造繁荣与兴盛，而在缺乏活力的经济体中，人们往往过的不那么快乐，无聊且沮丧。

再谈一点很多人关心的经济增速放缓问题。

在西方国家，澎湃且持续的创新潮已经基本落幕。除了信息革命的那十来年，为什么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经济就陷入了半停滞呢？答案可能是民众活力的减退和正确价值观的丧失使创新萎靡不振。

我认为，西方国家创新精神的来源是价值观，而这种现代价值观已大幅消退。当然我的这一观点也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