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普斯+林毅夫+薛澜：创新的关键理念与举措

题记：2021年7月30日，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清华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教授进行线上对话。对话源起于费尔普斯教授的新书《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下称《活力》）中文版在中信出版社出版，围绕“创新如何激发社会活力”的话题展开。活动由《华尔街见闻》“创制”和中信出版社“深阅读”主办，由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北大国发院特别呈现。本文根据三位教授的对话整理。

创新要注重教育，不要过于担心垄断

薛澜：我自己也研究创新，重点关注创新政策。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大力支持创新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认为这项工作开展得很有价值。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活力》这本书中学到很多经验，了解政府如何能够更好地激励创新，在一些方面做出切实的改进；如何让价值观、文化、体制等因素以和谐的方式发挥作用，从而最大程度推动创新。

请问费尔普斯教授，在推动创新方面会向中国政府提出哪些建议？您认为中国政府在哪些方面还能进一步改进？

埃德蒙·费尔普斯：非常感谢两位对《大繁荣》和《活力》的美言。据我所知，中国读者对这两本书的关注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并且对书中提出的目标和愿景有着浓厚的兴趣。对此我深表感谢。

关于中国可以采取哪些切实的举措来提升创新水平，我不再赘述中国当下的创新规模，这显而易见。我们主要探讨进一步提升的方式，即如何推动更快更有效的创新。回答这个问题时，我的劣势在于我不是中国人。但是，林教授可以作证，我在中国待过很久，考察了很多行业，并对他们的创新能力印象深刻。基于这些观察，虽然我也不知道有哪些“芝麻开门”般的诀窍能瞬间释放所有创新潜力，但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能够做些什么。

我常讲的一个看法是，要想提升创新水平，很关键的一点是要在中小学教育体系中给学生们提供发现和创造的机会，还要给孩子们树立榜样。

我小时候常常翻看我父母书柜里的书，其中很多是关于探险的。现在似乎没有几个国家会鼓励孩子们去多读探险故事，我可能有失偏颇，但这个问题切实存在。我认为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孩子们对探索创造和创新的兴趣。尽管这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可能让创新水平在来年就迅速提高，但我确实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值得讨论。

薛澜：您刚刚讲的正是中国当下的关键问题。如您所说，孩子们需要有足够的机会去探索和发现。但是现在，中国的中小学生都忙着应付考试。中国的高考制度深刻影响着整个教育体系，孩子们需要从小学开始就为高考做准备。我们确实需要思考如何进行改革。

现在请林教授谈谈政府可以开展哪些改进的举措。

林毅夫：读了《活力》之后，我认为中国需要改进自己的创新政策。正如费尔普斯教授所言，中国的读者高度重视他的著作并获益匪浅。中国肯定是有进步空间的。

根据这本书所写，也根据我和学生的互动感受，我同意创新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否能蓬勃发展则取决于环境。我们需要创造一种环境，鼓励人们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尝试和实施。过去有很多相关的至理名言，比如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如果不允许人们失败，就没有成功的基础。我们需要让这些智慧再放光芒。有人尝试新的东西，即使失败了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应该包容他们的失败。不要惧怕失败。

埃德蒙·费尔普斯：是的，不要惧怕失败。

林毅夫：也不要藐视失败。这是其一。

说到学校和政府层面，我们有句成语叫“百花齐放”。我们要允许并鼓励人们尝试新的事物，保护每个人的独特性，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创新潜力。

如果你有创新能力，你由此获得成功，这是好事，不过也可能有副作用。比如，如果你过于成功，就会形成垄断，给社会和经济造成损失。但是我们不要在这一点上杞人忧天，如果真的出现垄断，势必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那我们可以到时候再加以解决，而不是一味地提前避免。如果我们总想着避免垄断，那就会扼杀人们的创新能力。

这是我的观察，中国可以从以前的至理名言中重新汲取智慧。我认为中国完全有能力提升创新水平，并在今后几年实现有活力的经济增长。

埃德蒙·费尔普斯：林教授，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您讲得很清楚，我只做几点补充。创造新产品、开发新生产方式，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过程。人们应享受、欣赏这个过程，认识到有创造力的生活是精彩的，而不去回避。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关于垄断问题。如果一个人获得巨大的成功，超过了同行业其他所有人，那他就会在一段时间内形成垄断。不过政府可以介入打破垄断，或者另一个更强势的公司会出现，取代并成为新的垄断者。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一味地限制大企业的发展，不能总想着通过干预来避免垄断。竞争很重要，有能力打入一个行业很重要，尤其是知名老牌企业所在的行业，这就是竞争。中国不应惧怕竞争，而要拥抱竞争，这与中国的基本原则和思想理念不冲突，是有益的事。

林毅夫：确实如此，我完全赞同。创新能给创新者带来满足感，这就是一种重要的回报。物质回报和社会认可固然重要，但是创新者在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中收获的自我满足感和充实感对于他们来说才是最大的回报。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再补充一点。不仅仅是行业内的大公司能产生新思路，其实一个新的想法也可能是一颗种子，然后萌发成为一家新的公司，因此，很多人都很享受创业。而且从这个角度看，竞争会很有助益，老牌企业需要与新兴企业竞争，这对生产力提升和资源配置都有好处。

创新的普及与引进

薛澜：您说得特别好。创新和创业紧密关联，很多新点子是创业者提出的，接着公司就逐渐由小做大了。

关于创新这个话题，我还想请二位谈谈前沿创新的突破与普及应用的关系。世界银行几年前做了一项有关中国创新的研究。他们发现，尽管中国政府这些年来高度关注前沿创新，但成熟技术的普及在中国还做得不够，在一些产业中，可能在同时使用几代技术。

请问二位，在整个创新的过程中，创新的普及有多重要，以及我们如何进一步使前沿创新得到普及？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同意，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在国内和全球扩散普及非常重要。很多年前，我和理查德•纳尔逊教授合写了一篇论文, 探讨创新扩散问题。我们在论文中指出，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越高，就越能吸收国外或邻国的好理念、好技术。人们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创新就传播得越快越远。

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提升了国民教育水平。几十年来，面对其他国家的技术创新，中国展示出强大的学习能力。而我们现在关注的是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众多人口，如果能让全体中国人都关注创新，鼓励他们产生新想法，潜力是无穷大的。

林毅夫：这些都是很值得讨论的话题。我也想借此机会谈谈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是中国还是非洲国家，现有的技术和产业肯定落后于发达国家。尽管存在巨大的鸿沟，但这也意味着技术扩散普及的空间非常大。我们可以去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但如何引进、如何运用就至关重要。

成功的技术引进消化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创新必须符合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要想有竞争力，就要发展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的产业，从而发挥低生产成本优势。如果禀赋结构升级，则需要采用新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同时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样就可以引进消化与自身发展程度相容的技术。基于这一原则做选择就可以从后来者优势中获益。如果不遵从这一务实原则，有时就会好高骛远。如果在收入水平还很低、技术水平还很落后的时候就想要马上发展前沿科技，当然勇气可嘉，但大概率会失败。所以，要从一个国家自身的发展水平出发来引进消化吸收新技术，这一点非常重要。

薛澜：林教授刚刚的发言让我想到，一个国家创新水平的提升取决于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在努力思考并实践创新。这要比一个新发现本身重要得多。之前也提到，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如果人们都能参与创新，形成的总效果将是巨大的。

林毅夫：我再补充一点。我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做技术借鉴的机会。技术借鉴本身也是一种创新。因为这项技术是新的，即使是从国外借鉴过来，我们也需要进行很多调整，使当地条件与其互相适应，才能让这项技术在本土发挥最大作用。因此，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看，技术借鉴和技术适应也属于一种创新。费尔普斯教授在书中也写到了这一点。

创新与经济复苏

薛澜：最后一个问题，各国都在推进新冠疫苗接种，所以经济恢复的前景更为明朗。两位经济学家会如何建议政府刺激创新，走出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下行呢？

林毅夫：我们首先要抑制住新冠疫情的蔓延，需要依靠技术，依靠疫苗接种。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要确保民众接种疫苗，越快越好，这样才能让生产和生活恢复正常。在那之后，我们需要激发公民创新和创业的潜力。假如政府能够创造一个让创新的潜力得以释放的环境，那么每个国家都有机会实现有活力的经济增长，提升收入水平，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并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改善银行体系来为创新提供更大的空间，使银行更愿意为新公司融资，尤其是那些有新想法的公司。现在的一大难点是中国的金融体系跟不上经济发展。中国需要关注小型银行，或者是为小型企业提供服务的银行，这样做会对创新有所帮助。

另外一点我们刚刚还未提到的就是专利。

专利保护很重要。如果得不到专利保护，小公司总会担心自己的原创技术遭到剽窃，那么肯定在推出新产品时犹豫不决。但是专利共享也很重要，在慈善社会中，专利可能会由于公益原因而进行共享，新冠肺炎的防护手段就是一个例子。一些公司在对抗疫情方面有新发现，他们所承担的风险有了一定回报，我认为现在他们可以与其他各国多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