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张帆、陈雨田：“我在这里看了我想看到的一切”

匈牙利左翼作家阿图尔·霍利切尔（Arthur Holitscher，1869-1941）生逢诡谲动荡的乱世欧洲，过着波西米亚式的浪游生活，从“新世界”美国到“新希望”苏维埃，再到犹太复国主义的巴勒斯坦和革命中的中国，霍利切尔据此创作了风靡欧陆的多卷本旅外游记，以鲜活的“异托邦风景”震撼陈腐没落的欧洲社会，成为欧洲新写实主义漫游叙事的典范。正如本雅明、茨威格、萧伯纳、罗曼·罗兰等东游“朝圣者”一样，苏联和亚洲（特别是中国）之行，使霍利切尔走出文化无根感与生存孤独感的阴霾，他热情讴歌共产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或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并能引领疾风骤雨式的“世界革命”，“诞生新的人类共同体”；其游记在印象、评论与抒情的文字内里流溢着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求索和政治批判，不幸沦为一九三三年纳粹首次“焚书事件”的牺牲品。霍利切尔被迫踏上流亡之路，一九四一年孤苦无依地客死于日内瓦救助站。

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三月，霍利切尔在为期半年的远东之旅中游历了印度、中国与日本等国家，并创作了游记《动荡的亚洲》（一九二六），实录了各国（除日本外）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反殖、反帝、反压迫的民族运动；在霍利切尔看来，这正是“世界革命”的肇始，也是旧秩序瓦解与新秩序建立的征兆。霍利切尔尤为关注北伐革命战争前夜的中国——这只沉睡已久但已苏醒的雄狮。古老的中华文明与崭新的“苏联思想”结合，迸发出“从所未有的希望”，这是“世界历史新进程的焦点”“东方世界的命运之乡”“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诞生地”。此行于霍利切尔而言，不仅仅是漫游之趣，更是充满希望的救赎式远征。在此意义上，他解构了“欧洲中心论”“东方主义”以及西学概念下的“另类文化”，以细腻的笔触、炽烈的情感，筛选、剪裁、分割、排列与整合其直观印象与经验，在一种“政治异国情调”的构建下，将看似零碎的印象、经历与反思统一在其革命乌托邦的想象之中。

阿图尔·霍利切尔:《动荡的亚洲》初版封面

霍利切尔的中国游记主要包括广州、上海、北京三部分，不同的城市景观给予他看待中国革命的迥异视角。广州作为“中国南方革命的首都”与“伟大的中国解放战争的大本营”，在北伐革命动员阶段呈现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

霍利切尔的广州叙事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后举行隆重的阅兵仪式开篇，极力渲染阅兵式的隆重盛大——厚描东校场舞台上的孙中山巨像，细数出席检阅的政要，慨叹气势恢宏的士兵方队，讴歌革命群众的高昂热情：“当一个军团走过，或一个工会挥动着旗帜在远处现身时，就传来千万人齐声的呐喊，校场上的民众也跟着欢呼呐喊：‘第九军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北伐军的阅兵仪式令霍利切尔联想到莫斯科红场和列宁格勒冬宫前的军队游行。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理念的先行者和传播者，“苏联人……是征服者与先锋，却不是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他们是一种即将征服世界的思想先锋。东方世界已然受到其影响，西方世界或自愿或被迫，终有一天也要追随这种思想”。

与阅兵场上生机昂扬的氛围截然不同，霍利切尔笔下的广州沙面租界却是一片死寂，西方列强的银行、别墅、领事馆“早已是海市蜃楼，脆弱不堪，毫无根基”。杂草丛生的废弃足球场、门可罗雀的维多利亚宾馆（广州唯一一家欧洲宾馆）、落尘斑驳的威士忌广告、空无一人的俱乐部等；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那面刻着“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自由”的法国“一战”纪念碑已然坍塌，整个沙面岛上全面戒严，风声鹤唳。霍利切尔以沙面萧条荒凉的景象与惶惶不安的气氛反衬阅兵场上群情激荡、团结振奋的革命场景。在霍利切尔看来，帝国主义与殖民体系在中国已时日无多，中国人民重获自由解放已为时不远。

《动荡的亚洲》插图，图中为手执汉语和俄语宣传旗帜的大学生

怀着对中国革命的无限热情，霍利切尔与苏联顾问——时任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的鲍罗廷促膝长谈，了解“在中国贯彻苏联思想的进展及其未来”，剖析消除中国土地私有制、组织农民阶级的困难性以及军阀混战、盗匪肆虐的破坏性，指出“判定中国有某种确定的结局还为时尚早”。与鲍罗廷对中国革命问题理性审慎的态度相比，霍利切尔则饱含热切期待：“苏联已经实现了自我解放，这一伟大的榜样在这里，也在世界各地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产生着影响，尤其是在‘有色’的东方世界里。”在霍利切尔看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一环。“苏联思想”或共产主义，对他而言，更多的不是一种政治学说，而是人类社会彻底变革的乌托邦理想。

需要指出的是，霍利切尔的广州记述尽管充满憧憬，但其“并非以可能性为尺度来衡量现实，而是在现状之中发现未来”；换言之，他将革命的理想与高蹈奠基于日常生活的凡俗人生，写实与想象熔为一炉。他遍览“广州外滩”上船民、乞丐、手工艺人的生活，以及猖獗的偷盗、绑架等犯罪活动，以一种民族志式的文化刻写呈现出广州既有生机与活力，又有动荡与堕落的复杂图式。另一方面，他对“这座动荡城市里的政治游行者、学生、工人与市民”则更多是富有想象性的描述：他们挥动着“白色旗帜”，发出“狂热的喊声”，投掷着爆竹，充满“天真的活力”。仪式化的细节真实性与画面感恰恰表征着叙事的虚构性，因为异国旅行者显然无法确知游行者的身份，却又不惮于假设不同身份的人们在黑夜的掩护之下整齐划一地参与到政治宣传与革命活动中，无疑是一种审美想象与政治期待。然而，这座“人口众多、活力非凡、日夜灯火辉煌的城市真正的乐章”是“受压迫者”劳作时发出的“呻吟的、单调的、有时狂野的歌唱声”。霍利切尔以虚实交融的叙述喻示“这座熙熙攘攘、迅猛动荡、永久年轻的城市”喷薄欲出的革命曙光。广州无论多么混乱，却孕育着革命与新生，而外国人的沙面，则将“独自继续沉睡，自我麻痹，以珠江水面上冒着蒸汽、软弱无力的战舰做困兽之斗”。

霍利切尔写给杜伊斯堡文艺协会（Vereins für Literatur u. Kunst in Duisburg）主席Boss教授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了他亚洲之行的计划（图片来源：kotte-autographs.com）

与“革命之都”广州不同，上海作为封建和殖民压迫的“堡垒”，革命之风貌似难以吹进这间“万般难破的铁屋”，然而，霍利切尔还是敏锐地捕捉到黄浦江风平浪静下革命潜流的暗潮涌动。

霍利切尔在上海篇中首先回溯了广州和香港的手工业家庭的生活情景：“一些小商铺中，常常围坐着十个或十二个中国人，抽着水烟，或围望着烟灰缸闲谈、吐痰，闲散悠然；到了晚上，所有人围拢着一个饭盆蹲着，用筷子迅速向嘴里送饭；再过些时候，当卷门落下，一天的劳作结束，街巷里就传来麻将噼里啪啦的响声……整条街道都是布局类似的商店，彼此相邻的丝绸商铺，彼此相邻的象牙雕刻人……”霍利切尔由此认定，家庭与行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但经由上海游历，他又惊奇地发现了第三种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形式——秘密“帮会”。这三种前工业文明时期的社会或经济组织均遵循“为共同目的而建立联盟的古老原则”，奠定了中国人组建“一流的社会组织的基因”。家庭、行会和秘密“帮会”等“农耕文明共同体”经由“苏联思想”的指引，即可孕育巨大的革命力量，霍利切尔为中国革命的现代性与历史进步性找寻到一种东方的集体主义传统。

彼时，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经年余波未平，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urgen Osterhammel）称其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就其影响力与前景而言，甚至可能是人类文明史的转折点”。对“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群众性示威活动”，霍利切尔聚焦“学潮”与“工运”的联合，断言学生与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两大支柱。通过访谈与“抽样调查”等方法，霍利切尔确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两个基本要素，即“整个中华大国的学联突然统一在莫斯科的革命口号之下”与“一个在组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同质化的阶层”，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与中国社会阶层的团结与统一，促使中国工人运动从无序走向有序，迅速发展壮大并形成破竹之势。作为一名初来乍到的异国游客，霍利切尔的深刻洞见切中了中国革命的脉搏。

上海外滩

与“中国的”“革命的”上海相对应的是“东方芝加哥”，即美国主义式（Amerikanismus）的上海。在霍利切尔看来，南京路上商铺林立、旌旗飘扬、热闹非凡的商业盛景具有“美式的野蛮、美式的程式、美式的速度”：“不仅橱窗拥挤得好似要炸裂，广告牌、旗帜和彩带比比皆是，侵袭着过往的行人；即使在店铺上的阁楼里，鼓手和号手也在敞开的窗户里吹吹打打，将楼下诱人橱窗里的广告播响整个街巷。”与商业大道南京路毗邻的是福州路，“茶馆挨着茶馆”，“穿着花哨丝绸裙的中国女人”伫立街道；食客云集的大酒楼里，“人们吞下太多难以想象的东西”；打一个电话，就有“身穿一条鲜艳五彩锦缎裙的女子带着琴师姗姗而来，唱起音调尖细的曲子”。租界内的欧美人每日“在苦力车的长队中穿过闹哄哄的中国城、郊区宽阔的欧式大道，从一家酒店到另一家，吃完早餐吃午餐，吃完午餐喝下午茶，喝完下午茶又抽着烟吃晚餐，晚餐过后又去真真假假的鸦片馆、赌场，欧洲人或亚洲人的妓院”。每周乘坐大型游轮来到上海的美国游客，目的只在于“调情、七道菜的菜单、在夜晚跳舞和在港口城市购物”；他们来到上海，匆忙地出入“丝织品店、铜器店和象牙制品店”，购得“佛像、象牙雕、潦草书写的卷轴、镶有金色和紫色丝线的晨衣，以及一大摞以十二倍价格购买的粗制滥造的仿冒品”，一副典型的西方物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堕落做派。

无论是南京路、福州路的“繁华胜景”，还是对西方人的漫画式写像，都体现了“美国主义”对上海的殖民入侵，“在以贸易合同、关税条约和保护条约为武器的‘正当’战争之中，少数人谋杀大多数人”。然而，透过灾难深重的民族压迫，霍利切尔发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大洲正在独立解放斗争中、在阵痛之中震颤”；上海繁华和浮华只是暂时的幻影，暗流涌动着革命的潜能将在不远的将来击碎它。外滩上，“随处可见印度和法国警察的戒严”，“欧洲自卫队和黄浦江上将炮口对准外滩的各国战舰”，以及“英国时评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深恶痛绝”，都暗示着殖民者的色厉内荏，中国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而那些穷困潦倒、丧失尊严的沙俄流亡者似乎正是眼下趾高气扬、腐朽堕落的帝国主义者的未来命运。

《动荡的亚洲》插图，江边的纤夫正在劳作

与上海和广州相较，北京或许是“东方朝圣者”心向往之的“真正的中国”。霍利切尔除夕之夜抵达北京，有幸亲历了“中国历法中最重大的事件”：在“彻夜轰响的鞭炮声”中，北京城“五彩缤纷，和乐喜庆”，“就连最贫穷的家庭也张贴着红、金两色的招贴画，装饰着圣人、贤者、武者的画像，以保住宅、门户和家庭平安”。在寺庙中焚烧金银纸钱祈求福佑，在街道上吹吹打打以驱邪避害等节日礼俗，“铜佛像、花瓶、首饰、玉器、宝石、符咒书、香炉熏香、绸花纸鞋等稀罕什物”，都逃不过霍利切尔民族志式的“介入式观察”。凝视着白云观内三清尊神“神情庄重地沉浸于超然物外的冥思之中”，霍利切尔陷入神秘主义的遐想：这些“生前便已弃绝尘世生活，退守内心深处”的道教之神是因已然仙逝而沉默不语，还是“超脱身外，云游四方”而岿然不动？喇嘛庙内“身穿黄袍”“头戴奇特茧形帽”的和尚在主祭坛前虔诚地念诵着经文，孔庙里供奉着“被神化了的英雄”孔子和他弟子的牌位，中国人为各行各业贤能者建祠立庙的传统犹如世俗性的宗教信仰，与“以未知世界和难以解释的‘仁慈’为重心的宗教形而上学相比，更能与现世的人间产生深刻的联系”。

在呈现北京春节热闹非凡的景象后，霍利切尔随即写道：“正月十六开始，一切恢复如常，负债、交通、贸易、仇恨、背叛，前线战争、阵地战，服务于人类恶魔的枪炮不断交火。”军阀割据重燃战火，且愈演愈烈——“人们砍掉这个九头蛇（指封建军阀）的一个头，就会长出九个新的。”尽管，霍利切尔对中国儒、道、释传统精神顶礼膜拜，但他并未粉饰太平：“日渐深入的启蒙和革命运动以及物质化与生存的困境极大改变了寺庙的存在方式”——沦落为“茶馆、赌场、摊位、照相棚”的寺庙已然失落其神圣性。而年轻的革命党人将佛像或神像扔出寺庙或劈成柴火，昭示了破旧立新的决心和勇气。旧日的神被赶下中国人的精神祭坛，但中国人不是失去信仰的民族，一位新的偶像——孙中山——进驻中国历史的先贤祠，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一个纪念堂内树立起一座“今日信仰和当代宗教形式的丰碑”。在霍利切尔这里，孙中山与其说意味着一种政治方向或一个党派，倒不如说是一种象征性的革命精神。

《动荡的亚洲》插图，颐和园石舫

霍利切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扶持各派军阀作为各自的代理人，利用乱局拖垮中国，从而维持自身殖民利益的策略，正是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重要原因。而真正“致力于消除中国人民所受的外国列强和本民族强盗的空前压迫”的，不是国民党，而是“革命的知识分子阶层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因其体内与精神结构之中有着反抗工业主义的自由天性……百折不挠、卓越非凡，张开的强健双腿上是捋起袖子的双臂——站立在中国革命新时期入口的是一个至今饱受屈辱、默默无闻、充满威胁的伟大人物：末人中的末人，新人中的新人，苦力”。游历北京的霍利切尔雇用了一名“编号为二○四”的中国苦力，在相处中，霍利切尔发现他是一个“天生聪慧、健康、强壮、整洁和有条理的人”，有着作为革命者的诸多优良潜质，是天然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二○四号苦力”代表了一种天然的同志情谊：“我当然会把我的工钱分给同伴，我们总是相互帮助。”他目不识丁，却具有朴素的政治直觉与正义感：走过苏联使馆时，他“激动地望着空中的红旗，好一会儿”；而在英、日、法使馆前则表现出深深的敌意。霍利切尔相信，苦力们的团结互助和自发反抗与其说是外来思想的影响，倒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天性，促使中国革命群众成为具有凝聚力的革命共同体，而非分崩离析的利益共同体。

穿行在北京古老的名胜古迹间，霍利切尔感受中国文化具有“神秘的、近乎不可思议的同化力量”，这种力量赋予中国文化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历史教导他们，那些友好地或图谋不轨接近他们的一切事物迟早都会被吞噬、消化与吸收。”因此，“共和国首都躯体中的异物”——西方列强使馆区，终将如广州的沙面和上海的租界，“必然走向毁灭”。虽然，中华文明暂时还无法“同化”入侵的西方文明，但“如同当今的耶路撒冷……北京也蕴藏着直可追溯至远古神秘时期的厚重的信仰力量”。这种力量如同古建筑的照壁、紫禁城附近的煤山一样，以一种神秘、不可知的方式守护着中华文明的根脉。因此，“欧洲与美国文明”虽然表面征服了“鞑靼人城”（达官显贵住的内城），却注定无法侵入南部的“中国人城”（老北京市民住的外城），更勿奢谈整个中国。

《动荡的亚洲》插图，作者与中国工人在开往广东的轮船上

如果说广州篇呈现出共产主义引领下中国革命势如破竹的态势，上海篇理性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社会阶层与制度结构的根基，那么北京篇则从文化底蕴与民族特性上展望了中国未来必胜的前景。霍利切尔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本质与民族特性的想象性建构，亦折射出身陷文明没落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勉力求索：“我充满渴念地在世界中寻找着共同体，除此之外，别无所寻。假若我自己的生活无法参与其中，那么我至少希望能得到这样的安慰，即世界上有一种全新的、幸福的人与人共同生活的形式正在形成之中。”从广州到上海，再到北京，霍利切尔由南而北的漫游线路恰似一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精神漫游与文明求索之旅。《动荡的亚洲》借助对三座城市迥异的叙事，建构起一个团结振奋、顽强不屈、勠力同心的东方革命共同体，恰切地呈现了革命前夜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状貌，准确预判了中国革命的斗争走向和最终旨归。

霍利切尔基于近代西方思想中以“文化”（Kultur）对抗“物质文明”（Zivilisation）的理路，通过对中国文化、古老文明和中国社会结构形式的深层分析，判定中国是处于革命阵痛中的未来之国。“我在这里看到了我想看到的一切”，既有眼下军阀割据、列强统治、盗匪横行、民生疾苦的混乱，又孕育着包容同化、摧枯拉朽、重构愿景的变革力量。中国人民历经凤凰涅槃，新生中国终将浴火重生。霍利切尔以其中国书写，为精神迷茫的欧洲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异域文明的大门——它底蕴深厚、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厚德载物，正滋养着“一种乌托邦式的人类远景”，“全新的、幸福的生活共同体”。

（Arthur Holitscher, Das unruhige Asien, Berlin: S. Fischer Verlag,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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