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读书》| 许纪霖：那个令人神往的时代，有一份杂志和一群读书人
以下文章来源于许纪霖之窗 ，作者丽娃河之子
我是无法归类的蝙蝠
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对许多人来说，读书成为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很难想象上个世纪末国人读书的盛况。书店永远是熙熙攘攘的，好书、畅销书还要托熟人抢购。就在一个充满激情的大时代中，成就了一本《读书》杂志。《读书》对读书人的重要性，可借用当年的主编沈昌文先生的一句名言：“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
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成了《读书》的读者。那个时候，作为大学生，还买不起杂志，每个月《读书》出版了，赶紧到学校图书馆去抢读。这个“抢”字，一点儿也不过分，那是一个知识饥渴的时代，好的杂志在图书馆非常抢手，稍微晚一步，你就看不到了。《读书》就属于最得大学生青睐的杂志系列中的一本。
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之后我留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开始了自己的思想探索之路。坐了四年冷板凳之后，我写出了第一篇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章《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这不是一篇正规的学术论文，而是读了八年《读书》之后，模仿《读书》行文风格的“书评体”。说是书评，又不算书评，只是借书发挥，六经注我而已。我不认识任何一位《读书》的编辑，也无人推荐介绍，少年无畏，我就按照杂志上的地址，从邮局将稿子投寄过去。
一个月之后，竟然收到了《读书》的回信，说是稿子被录用了。这对于一个几乎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的年轻人来说，是何等的刺激与鼓舞！后来我才知道，给我回信的是《读书》编辑部主任王焱。他从众多的来稿中，一眼看中了我的文章，决定发表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期要目上。虽然当年的《读书》有众多名家为杂志写稿，但王焱以及他的同事们，依然非常认真地发掘新人。我的学术之路，就从《读书》起步。如果将《读书》视为我的引路人，那是丝毫不夸张的。没有《读书》，很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
一个年轻学者，一旦被著名杂志认可，将会爆发出多大的能量！从此，我一发而不可收，成为《读书》杂志的常客，一个名字经常在封面出现的作者。各种赞誉、约稿纷至沓来。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常常惊讶我会如此得到命运的眷顾，让一个智力中常的年轻人，一夜爆得大名。我遇到了一个大时代，一个激情燃烧、思想开放的大时代，让我对知识分子的思考有了一个自由展示的大舞台。假如放到今天按部就班的学术体制里面，我的激情与思想未必会有如此舒展的空间，说不定会变得与许多人那样世俗、平庸。我感恩八十年代，尤其感恩第一个发现了我、培育了我的《读书》。
一九八七年的秋天，我第一次访问《读书》编辑部，他们刚刚临时搬迁到东西六条，见到了王焱以及四朵“金花”：吴彬、杨丽华、赵丽雅和贾宝兰。坐下不久，便招呼我一起出去吃饭。那年头没有如今之气派，有公私小车可遣，人手一辆自行车，我是多余的客人，命我驾赵丽雅的坐骑，并捎带上她。不知是我的车技不好，还是她跳后座的能力有限，反复折腾了几次，总算成行。
说起吃饭，我的印象中，《读书》的编辑们最为好客，每次见面，必有饭局。难道《读书》诸君皆为饕餮之徒？沈昌文先生有一句名言：“要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他的胃。”他每次到上海，必定呼朋唤友，在饭桌上聚谈。我每次到北京，沈公也同样是招呼一桌“在京海派”，高谈阔论，隐隐之中，他似乎就是“在京海派”的精神领袖。沈公是一流的食客，但不要以为他只去高等的大馆子，有一次他笑嘻嘻地说：“我最喜欢去脏兮兮的餐馆，吃脏兮兮的小菜。”这里的“脏兮兮”，自然是夸张，但那些餐馆、小菜，乃是官僚、商贾和游客所不知、更不屑为之的当地著名小吃，没有当地的美食家做“带路党”，您是断然尝不到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大概也是唯一一次）喝北京的豆汁，就是由沈公带路，在沙滩胡同深处一家乱哄哄的小馆子里。
这颇有一点明清江南士大夫的遗风，享受的不仅是食物，而且是一种品位。宾主共饮，半醉半醒，总是那样的好胃口、好兴致。不似如今的文人，男性怕啤酒肚、脂肪肝，女性要纤细小蛮腰，三筷下去，便说饱了，让旁人看得也兴味索然。一个时代，最怕的是精神的萎靡，而精神萎靡的症候之一，便是缺乏兴致。
《读书》编辑与作者的见面，通常是在饭桌上；许多重要的约稿、选题，也是在觥筹交错中灵感迸发，一言为定的。一九九五年席卷整个知识界的人文精神大论战，主战场在《读书》杂志，这场论战的发起，就是沈昌文带领《读书》编辑，在上海参加王晓明主办的学术会议，在饭桌上策划决定的。
上个世纪末的知识分子，永远是那样的兴致勃勃。赵丽雅每天记有详细的日记，后来公开出版的日记《〈读书〉十年》中，记载最详尽、最出彩的，除了吃饭，就是游记那部分，她如一位云游四方的僧人，永远在路上、在旅途中：西安、敦煌、丽江、桂林、华山……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是很有些道理的。如今的学院中人，写出来的满纸工匠气，呆板生硬。而当年的《读书》，之所以好看、有灵性，多为躺着也能看的美文，乃是因为作者并非象牙塔中书呆子，乃是有着丰富阅历、见多识广的社会之人。从社会底层考进大学，甚至是没有文凭的读书人（如《读书》好几位编辑那般），读的不仅是书架上那几本小书，而且是山水自然、人文历史的大书，以先贤之经典，接天地之灵气，徜徉在湖光山水、千年古刹之间，胸怀何其之大，趣味何其之广。
可能有人会说，要论食欲、游兴，商人、为官者也有此类癖好，且在读书人之上，如此之兴致勃勃有何稀奇？同一桌酒席，同一片山水，俗人见俗，雅士见雅，读书人的本领，乃是在寻常之中发见不寻常之物，在世俗中寻得趣味之高雅。
世人聚在餐桌，话题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劝酒比拼，谈的只是吃喝本身。而雅士的趣味，醉翁之意不在酒矣。我参加过多次《读书》做东的聚餐，餐桌上的话题，离不开两个永恒的主题，一个是古今中外之书，另一个是国事、天下事、学界之事。谈兴之高，无与伦比。如魏晋之名士，竞相媲美见识之渊博、谈吐之风流。《〈读书〉十年》中多次记载，某学者翩然而来，在编辑部坐谈半日，滔滔不绝，又飘然而去。
我的记忆之中，《读书》诸君，从不向作者约稿，只是扮演一个耐心的倾听者，如赵丽雅；或成为积极的插话者，如吴彬。所有的选题，都在不经意谈吐之间，酝酿而成。一个月之后，作者自然会乖乖地交稿过来。读书人与《读书》的关系，如同鱼儿与池塘，鱼水之情，难分难离。用学术的语言形容，乃共享同一个文化之共同体、情感之共同体和命运之共同体。
二十个世纪末，最令人神往的，除了读书之外，还是人。《〈读书〉十年》当中，在赵丽雅的笔下，钱锺书、杨绛、张中行、金克木、赵萝蕤、徐梵澄、施蛰存、金性尧……这些老先生的音容笑貌、风姿神采，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作者见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大师，卸去了场面中的面具，露出了本来的面相，有真性情，有顽童状，有人情味，各具风采，统领风骚。老一代读书人上接古代之风雅，横贯西方之文明，一个个活脱脱的“民国范儿”。最早的《读书》风范，因为有这些老先生撑在那里，跳过了“文革”的戾气，尽显读书人的风雅。这个风雅，很难形容，不仅指文字，且是文字背后的人格，从容潇洒，风流倜傥。俱往矣，如此之美文，在今日之俗世，又何处寻觅？真人远去，雅士尽归，唯余我等瓦釜雷鸣，岂非时代之殇哉？
四十年来，《读书》开创了一种独特的“读书体”，这种文体，寓学理于思想之中，寓思想于美文之中，用沈公的话说，《读书》不必正襟危坐地读，是躺着也能读的杂志。能够写《读书》文章的作者，假如是学者，最好有几分文采；假如是作家，最好有几分思想；假如是批评家，最好有几分学理。思想、学理和文采，兼而有之。我承认，《读书》的风格，最对我的胃口，若论单项，我绝不出挑，但贯通三者，大概是我的特长。一九八七年初出茅庐的我，被《读书》一眼相中，与其说我天生有此禀赋，倒不如说是多年赏读《读书》，受到它无形的熏陶、耳濡目染所致。我与《读书》，犹如鱼与河溪，河溪培育于我，我嬉戏于河溪。鱼水情意，鱼知，水知，岂是文字所能言说！
二〇一八年夏改写于《读书》杂志创刊四十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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