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魏斌：斛律明月之箭

原创魏斌读书杂志

编者按：

草原地带的游牧人群崇尚骑射之风，骑射的能力又以力度和精准度为标准，弯弓射雕即成为内亚勇士的一个象征。东魏末期的斛律光有 “落雕都督”美誉，自然与他的高超箭术和杰出的军事才能有关。然而围绕斛律光兄弟和斛律家族的骑射传承故事讨论，就会发现骑射能力可以作为政治和社会资本，成为个人的进身之阶，也因具有文化、族群认同上的符号意义被刻意强调，而在北族内迁急速华夏化的社会潮流之中，它的重要性和标志性不可避免地被汉语读写和汉地礼仪所削弱。斛律光之箭，指向的正是“弯弓”“下笔”之间内亚文化的历史张力及个人命运的不确定性。

斛律明月之箭

文 | 魏斌

（《读书》2022年1期新刊）

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第五回中，讲述了一个铁木真和众人弯弓射雕的情节，郭靖在哲别指导下，一箭射落双雕，成为书中所说的“射雕英雄”。这个随着小说、电视剧流行而广为大众所熟知的名号，历史上其实早有由来。北朝时期的斛律光，晚唐时期的高骈，就都由于射落飞雕而获得过类似的美称。

83版《射雕英雄传》黄日华“一箭双雕”（图片来源：baidu.com）

斛律光射雕，是东魏末期高澄执政之时。一次他随从高澄在邺城附近校猎，见一只大鸟飞翔于云表，“引弓射之，正中其颈。此鸟形如车轮，旋转而下，至地乃大雕也”（《北齐书·斛律光传》）。文士邢子高亲见其事，感叹说：“此射雕手也。”斛律光也因此被誉为“落雕都督”。只不过他射的是单雕。稍晚一些，北周时期长孙晟从长安出使突厥，与突厥摄图可汗游猎于草原，遇到二雕“飞而争肉”，长孙晟“驰往”，利用二雕争斗纠缠的时机，“一发而双贯”（《隋书·长孙晟传》）。一般认为，这可能是后来“一箭双雕”成语的出处。但长孙晟是否得到过类似的“射雕”名号，传记没有记载。

与斛律光、长孙晟相比，晚唐时期的高骈虽然也得到了“落雕侍御”名号，但有一定的运气成分。据云他见“二雕并飞”，祈愿说：“我且贵，当中之。”结果一箭而中二雕，预示了他后来的显赫人生。

金庸小说中的射雕情节，发生在大漠草原，出场的人除了郭靖这个草原化的汉人之外，都是蒙古人。历史上以射雕著名的斛律光和长孙晟，则分别是北朝时期内迁的敕勒人和鲜卑人。高骈射雕时代较晚，他的家族据说出自渤海高氏，但其实祖父高崇文之前“七世”一直生活在幽州边境，后来才任职内地。也就是说，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箭双雕”成语，似乎并不是产生于华夏文化自身的语境之中，而是一个北境人群内迁带来的“内亚性”元素。从历史学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关于这些北朝内迁家族的骑射传承，《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斛律光、斛律羡父子合传的末尾，提到了这样一件事：

羡及光并少工骑射，其父每日令其出畋，还即较所获禽兽。光所获或少，必丽龟达腋。羡虽获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赏，羡或被捶挞。人问其故，金答云：“明月必背上着箭，丰乐随处即下手，其数虽多，去兄远矣。”闻者咸服其言。

1982年，辽宁朝阳县出土的鲜卑（北燕）墓画中的骑射场景（图片来源：ancient-orgins.net）

这段记载讲的是斛律光、斛律羡兄弟早年之事。明月和丰乐，传记说分别是他们的“字”，但更可能是两人的敕勒名字。斛律金评判兄弟二人打猎收获，结果收获猎物多的弟弟丰乐被“捶挞”，收获少的哥哥明月反而“蒙赏”。原因是哥哥每箭射中的角度都很讲究，从背脊高处射入，贯穿腋部。弟弟却有些随意。父亲据此认为，弟弟虽然收获猎物数量多，展示出来的箭术水平和时机把握能力，远不如哥哥。

这个评价与斛律光传记生平相呼应，实际上是解释了他的高超箭术和杰出军事能力的养成过程。最早知道这个意味深长的故事，还是在接触《北齐书》之前。一九九八年我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考入本校历史系读研究生，跟随朱雷老师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上课、答疑都是在朱老师家中，经常散漫地聊天，有一次谈到做学问的方法，朱老师讲了这个故事，告诫我们将来写东西不要追求数量，而要追求学术精准度和力度。那时我刚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加上本科所学又非历史专业，一切尚懵懵懂懂，但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迄今二十余年，仍经常浮现于眼前。

朱老师应该是很喜欢这个故事，讲给很多学生听过。二〇一七年他给黄楼兄《碑志与唐代政治史论稿》作序，也提到了这个故事，并解释“丽龟”一词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中的“射麋丽龟”，引孔颖达疏云：“丽为著之义。龟之形，背高而前后下。此射麋丽龟，谓著其高处。”跟这个故事表达的旨趣有关，朱老师还有两次闲谈让我印象很深。一次是告诫我做学问路子要正，举的例子是八旗子弟养画眉鸟。这种鸟擅长模仿其他鸟叫，正因为如此，一个大忌是让它听到不入流的鸟叫声，一旦模仿，很难再改掉，谓之“脏口”。一次是谈到阅读和写作习惯，说：“我更喜欢读论文，不太喜欢读专著。论文如匕首，短小精悍，都是干货。很多专著因为篇幅关系，内容往往掺水。”正是由于这种理念，朱老师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只发表了三四十篇论文，在同辈学者中数量算是比较少的。不过有好多篇都是受到学界赞赏的佳作，确实称得上是“所获或少，必丽龟达腋”。

忻州九原岗北朝墓壁画之狩猎图（可左右滑动）（图片来源：blog.sina.com.cn）

一个北朝内迁部落家族的骑射传承故事，被用来譬喻现代学术生活中的研究能力和品味养成，不得不说，本身就是一种睿智和识见。二〇二一年八月十日凌晨，朱老师因病突然辞世。作为受业弟子，惊愕和伤感之余，不由经常回想起读书期间他的诸多教导，而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就是斛律光兄弟的这个故事。思绪飘浮之际，也产生一个疑问：在北朝内迁家族日趋华夏化的潮流下，这样的骑射传承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意义？

北朝的统治者和国家权力起源于内亚草原边境。而生长于草原地带的游牧人群，“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史记·匈奴列传》），自幼练习骑射，长大后成为弯弓的战士，几乎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生活方式和职业选择，也是一种文化认同。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在《内亚的战士》一文中，曾引用圣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对匈人高超骑射能力的记述：

优雅的弓和箭带给他们快乐，他们的手坚定而恐怖，他们坚信，他们的箭一脱手便能置人于死地。

射雕就是草原骑射之风的一个象征。《史记·李将军列传》提到，匈奴入侵上郡，景帝派遣从军的中贵人率数十骑驰骋，遇到三个强悍的匈奴人，“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李广获知后认为，此三人必定是“射雕者”，于是率骑围攻，杀其二而俘其一，“果匈奴射雕者也”。这也是射雕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敦煌藏经洞所出的《韩擒虎话本》，则以通俗的语言讲述了射雕与突厥风俗的关系。当时韩擒虎奉命出使突厥：

单于接得天使，升帐而坐，遂唤三十六射雕王子，总在面前处分：“缘天使在此，并无歌乐，蕃家弓箭为上，射雕落雁，供养天使。”王子唱喏，一时上马，忽见一雕从北便来，王子一见，当时便射。箭既离弦，不东不西，况雕前翅过。单于一见，忽然大怒，处分左右，把下王子，便擗腹取心，有挫我蕃家先祖。

匈奴武士骑马射箭图，存内蒙古呼和浩特昭君墓（昭君博物馆）匈奴文化博物馆（图片来源：chiculture.org.hk）

话本内容是出于想象和编造，但单于（实际应为可汗）所说的“蕃家弓箭为上”，却是对草原骑射风俗很贴切的描述。斛律金家族原本是生活在北魏六镇边境的敕勒部落，正属于丹尼斯·塞诺所说的“内亚的战士”。具体来说，骑射能力包括“骑”“射”两个方面，后者又可以细分为射中的精准度和力度（决定着射程和杀伤力）两项指标。一个优秀的内亚骑射战士，在这些指标上都需要比较突出。斛律金的评判，就包含了“射”的两项指标——“必背上着箭”，说的是射中的精准度；“必丽龟达腋”，则需要相当的力度。

北魏后期名将、祖先“世为部落大人”的奚康生，在精准度和力度两项指标上都留下了突出事迹。北魏进攻南齐控制的义阳城时，南齐守将张伏护登上城楼，“言辞不逊”，奚康生“以强弓大箭望楼射窗，扉开即入，应箭而毙”，南齐方面惊诧莫名，称之为“狂弩”（《魏书·奚康生传》）。奚康生是利用对方开闭城楼窗户的瞬间将箭射入，射程既远，对精准度和时机把握的要求也极高。这件事大概在南朝广为流传，以至于数年之后，梁武帝萧衍特意送给奚康生两张大弓，“长八尺，把中围尺二寸，箭粗殆如今之长笛，观者以为希世绝伦”。奚康生集会文武试弓，竟然“犹有余力”。

奚康生的事迹，具体说明了精准度和力度对于箭术的意义，也是对斛律金之语的生动诠释。二者之中，力度显然更为基本，精准度是建立在力度（射程）之上的。如所周知，北魏平城时代的皇帝们，巡幸途中经常会举行竞赛性的射箭活动，比赛内容主要就是建立在力度基础上的射远（可能也需要一定技巧）。如北魏文成帝和平二年（四六一）巡幸河北，途经灵丘之时，“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踰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当然，见于文献记载的多次御射活动，一般都是皇帝射程最远，很难说是与射者毫无保留的竞赛。

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工匠用秤称量弓力大小（图片来源：zhihu.com）

据有幸保存下来的北魏皇帝东巡碑（仅存拓片）和南巡碑来看，参与这种射箭比赛的贵族和将领人数不少。可以想见，如果精于箭术，在这样的活动中会备受瞩目。说起来，“武士弯弓，文人下笔”，北朝时代武士的骑射能力，跟文士的辞章能力一样，既是战场上的实用技能，也具有炫耀性和社交性，是获取社会声誉的重要资本。

随着北魏政权的逐渐华夏化，骑射作为一种草原习俗，也开始跟华夏传统射礼相结合，演化为《隋书·礼仪志三》记载的北齐春秋两季马射之礼。这种射箭活动往往有很多观众，成为展示个人能力的重要场合。以箭术著称的元景安，曾在北齐孝昭帝的西园燕射活动中，“正中兽鼻”，拔得头筹，让孝昭帝“嗟赏称善，特赉马两疋，玉帛杂物又加常等”（《北齐书·元景安传》）。这些赏赐的物质意义也许并不太大，但因此得到的赞誉和潜在的仕进可能性，却是很重要的。而据元景安传记记载，他和斛律光、皮景和等人，还因为骑射能力出众，经常被叫去参加另外一种场合：“时江南欵附，朝贡相寻，景安妙闲驰骋，雅有容则，每梁使至，恒令与斛律光、皮景和等对客骑射，见者称善。”东魏北齐与南朝的使节交聘往来，并不仅仅是仪式化的外交活动，也是重要的文化竞争场合。为此双方都力争选派最具学问和辞章能力的文士，以免在接待场合的文化竞争中落于下风。而除了文士，显然也会选派精于骑射的武士。这很有些类似于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原本是运动员个人之间的力量和技巧竞争，却往往被赋予了国家荣辱的意涵。

骑射能力在当时既然是有益于个人声望和仕途的重要资本，而精准度和力度又是核心评判指标，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何青年斛律光会在这些指标上锐意练习。长孙晟传记也提到，北周“尚武”，因此“贵游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驰射”。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帕斯隆（J.-Claude Passeron）在谈到年轻人的文化学习时说：

如果说当时人很少把学习当作放弃与背离，那是因为他们应当掌握的知识被全社会高度赞赏，掌握它们就意味着进入了精英的圈子。（《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二年版，26页）

丹尼斯·塞诺主编，蓝琪译：《剑桥早期内亚史》，商务印书馆，2021年（图片来源：douban.com）

这种学习动力和积极性，正是王褒所说的“文士何不诵书，武士何不马射”（《梁书·王规附子褒传》）。从“射雕手”“落雕都督”的美誉，到后来统军作战“未尝失律”，成为关乎北齐国运的“大将”，斛律光充满荣誉的一生，仿佛都在印证着他年轻时刻苦练习骑射的价值。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故事中，弟弟斛律羡是作为陪衬和反面例子而存在的。实际上他后来也以箭术著称，传记就说他“尤善射艺”。我怀疑兄弟二人打猎中的表现，可能并不在于实际骑射能力的高下，而是对待打猎（骑射练习）的态度。这或许跟兄弟俩人的性格有关。斛律光“居家严肃，见子弟若君臣”，“门无宾客，罕与朝士交言”（《北史·斛律光传》），是一个很有些古板和矜持的人；斛律羡则“机警”，大概性格比较随意。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在所有的武士社会中，骑射都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对于骑射能力的高度强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亚性”现象。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们，对于弓箭的认识和看法就不太正面。池上俊一在介绍中世纪骑士的武器装备时，特意用了“卑鄙的弓”作为一个小节标题，认为在中世纪欧洲骑士的战斗伦理中，使用这种远程性攻击（带有一定的暗袭性质）武器，是“非常卑鄙下作的行为”（《图说骑士世界》，曹逸冰译，天津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114—119页）。比起弓箭，他们更重视剑和长枪。

当擅长弯弓的“内亚战士”们涌入长城边境，建立起横跨游牧、农耕地带的政治体时，骑射能力作为他们的军事优势象征，往往会被刻意强化和维护，甚至会作为一种“习俗”，被赋予文化认同和族群边界的意义。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清代统治者对满族人群“国语骑射”能力的不断强调。尽管如此，当这些内迁人群面临着已经完全不同于内亚草原的生活环境时，骑射能力的下降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清]郎世宁绘《阿玉锡持矛荡寇图》中，阿玉锡除了弓箭之外，还携带了火器（图片来源：baidu.com）

《北史》卷五四的斛律金父子传记，在斛律光兄弟射猎故事之前，还有一段不见于《北齐书》的记载，就与此有关：

羡及光并工骑射。少时猎，父金命子孙会射而观之，泣曰：“明月、丰乐用弓不及我，诸孙又不及明月、丰乐，世衰矣。”

这条记载是《北史》编撰者后来加入的，其中“少时猎”一句明显有误，当时有“诸孙”在场，可见是斛律光兄弟壮年之事。斛律金在家族会射之时，对祖孙三代“用弓”能力的不断下降感到痛心，认为“世衰矣”，用现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一代不如一代”。这个叹息和传记强调的斛律光刻苦练习箭术并获得巨大荣誉之间，形成了某种矛盾。

斛律金本人的骑射能力，传记中没有记述具体事例，只是说柔然可汗阿那瓌曾“深叹其工”。不过传记特别提到，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可见完全是草原部落生活积累的军事经验。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后来被高欢称为“敕勒老公”的斛律金，离开草原边境内迁时大概三十七八岁，早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内亚战士”。而斛律光内迁时只有十岁左右，练习骑射主要是在六镇之乱后的内地军事环境中。至于斛律金的孙子们，则是成长于东魏北齐晋阳或邺城的显赫勋贵子弟。也就是说，短短几十年间，祖孙三代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应当是造成“用弓”能力不断下降的原因。子孙们面临的不再是质朴的草原部落生活，需要掌握骑射之外的更多技能，比如汉语读写和各种政治礼仪。在这种背景下，“用弓”能力下降也就成为一个自然的文化变迁现象，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世衰矣”。

内蒙古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遗址，鲜卑族的发源地（图片来源：chiculture.org.hk）

斛律金也有不如子孙的地方。最显著的是汉语读写能力。他的汉语名字原本按照敕勒本名“阿六敦”取为“敦”，由于经常要在文书上署名，他嫌“敦”这个字太难写，改为笔画较少的“金”，但“犹以为难”。司马子如教他写“金”字时，为了便于理解，按照字形画成屋子的形状，他才勉强学会（《北史·斛律金传》）。跟他的情况相似，同样出身于六镇部落、被高欢称为“鲜卑老公”的厍狄干，在文书上署名时，写“干”字总是“逆上画之”，被当时人所取笑，称之为“穿锥”（《北齐书·厍狄干传》）。可以想见，这些内迁部落酋长汉语读写能力的缺乏，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他们的州郡行政治理能力。厍狄干在定州刺史任上，就被评价为“不闲吏事，事多扰烦”。

内迁时只有十岁左右的斛律光和年龄更小的斛律羡，在汉语学习上投入的精力自然比父亲要多。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是六镇之乱后自武川镇内迁的宇文护。其母阎姬晚年在信中回忆，他们被尔朱荣迁移到晋阳以东的寿阳县居住，当时只有十来岁的宇文护、贺兰祥等几个孩子，就有博士教他们学习（《周书·晋荡公护传》）。宇文护、斛律光年龄相近，斛律光兄弟无疑也会有这样的学习课程。当然，这些生长于战乱之中的内迁第二代，读写能力可能仍然有限。斛律光传记中没有提到这一点，只是说“将有表疏，令人执笔，口占之，务从省实”，又说“行兵用匈奴卜法”，可见仍较为质朴。厍狄干家族直到孙子辈才真正“知书”。不管如何，随着子孙汉语读写能力的上升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社会取向和文化认同。斛律金那些自幼锦衣玉食的孙子们，面对祖父“世衰矣”的叹息，不知道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内心也许未必认同。

斛律金的叹息，是一种基于草原部落经验的人生认知，希望子孙们能够保持像他一样的骑射能力，以此作为“我家直以立勋抱忠致富贵”之资。可是，不仅他的子孙们已经处于华夏化的社会环境中，而且由于内迁勋贵阶层整体上的世代间变迁，斛律氏刻意保持这种军事能力，也会显得过于突出。斛律金并不是高欢创业时最核心的亲戚集团成员，虽然高氏后来不断通过联姻方式进行拉拢，但这种基于利害关系的政治联姻，所能建立的信任感已经不同于高欢创业时已经存在的那种亲戚关系。于是，当北齐中期以来维系勋贵军事权力平衡的段孝先（娄太后姐姐之子）于武平二年（五七一）因病去世后，缺少制衡力量而危险性凸显的斛律光，次年就被后主高纬诛杀，并“尽灭其族”。

慕容鲜卑时期的花树状金步摇，藏辽宁省博物馆（图片来源：lnmuseum.com.cn）

斛律光是被出身河北士族的“盲眼老公”祖珽，利用北周制作的“明月照长安”谣言谮死。东魏北齐时期，以内迁六镇勋贵为核心的“弯弓武士”和以河北士族为核心的“下笔文人”，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关系之中，从这一点来说，斛律光之死或许可以看作这种紧张关系的一个结果，意味着“下笔文人”对“弯弓武士”的胜利。当然，这种胜利只不过是利用了少年皇帝高纬的忐忑心理：“盲人歌杀斛律光，无愁天子幸晋阳。……眼中不觉邺城荒，行乐未足游幸忙。”这是元代人郝经观看展子虔画《齐后主幸晋阳宫图》后的题咏（《郝经集》卷九）。斛律光之死曾让后来的无数读史者叹息，正如《北齐书》卷一七卷末“史臣曰”所说：“内令诸将解体，外为强邻报仇。呜呼！后之君子可为深戒。”但话说回来，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情势之中，面对未知的前方，能够做出的选择是很受限制的。如果斛律光不死，继续掌握兵权，北齐政权也许可以不那么快灭亡，可是否会像北周一样最终为类似于斛律氏的外戚杨氏所取代，也是一个很难分说的历史假设。

并不识字的斛律金，大概是从历史故事中听说了“古来外戚梁冀等无不倾灭”，晚年对于斛律氏“一门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的荣盛显赫感到不安，认为“我家直以立勋抱忠致富贵，岂可藉女也”。可如此频繁的皇室联姻，原本就是由于斛律氏的军事“立勋”过于突出，让统治者高氏从最初的政治拉拢，逐渐变成一种担忧。这样想的话，斛律金希望后代在草原部落骑射传统中坚守前进，努力训练他们的军事能力，最终使得斛律光兄弟一个“声震关西”，一个“威行突厥”，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

斛律光之箭射向的，正是这样的历史语境。由内迁北境人群缔造的东魏北齐政权，一方面延续着基于统治权力优越感的草原边境文化认同，一方面又继承了北魏迁洛以来急速的华夏化潮流及其文化遗产，在“弯弓”“下笔”两个面相上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历史张力。被裹挟于其中的人们，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会面临着来自反作用力的限制。“射雕手”斛律光能够做到“必背上着手”“必丽龟达腋”的精确射中猎物，但他处于急速变化时代之中的人生，则充满了不确定性，更像是一个不怎么高明的箭士，弯弓瞄准了猎物的某个部位，却未必能够如愿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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