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于京东：鹅棋：命运游戏与意外之旅

原创于京东读书杂志

编者按

鹅棋游戏起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佛罗伦萨，曾风靡欧洲几个世纪，1897年凡尔纳的小说《一个怪人的遗嘱》即基于鹅棋来展开其冒险故事的。为何凡尔纳要根据鹅棋来创作这样一部旅游小说？本文解析鹅棋的游戏规则，认为鹅棋与旅行长期构成了一种文化上的“互文”关系。随着欧洲探险、环游运动的兴盛，现代旅行文化的转变，旅行、文学与鹅棋游戏更加紧密地互动，成为凡尔纳灵感的来源。

鹅棋：命运游戏与意外之旅

文 | 于京东

（《读书》2022年9期新刊）

从前，有一个脾气古怪的亿万富翁，他唯一的嗜好就是游戏。某一天，他意外去世了，随后葬礼上公布的遗嘱是举行一场全民公开的游戏竞赛活动，而最先通关的玩家就可以继承他所有的财产……听起来是不是有些熟悉？

没错，上述情节与电影及其同名小说《头号玩家》高度近似，但其故事原型却出自更早的法国文学家儒勒·凡尔纳。在一八九九年一月的《教育与娱乐杂志》上，凡尔纳开始连载他的小说《一个怪人的遗嘱》（Le Testament d’un excentrique），这是他“奇幻旅行”系列的第四十六部，讲述了一群玩家在现实中依据游戏规则来穿越美国的冒险故事。在凡尔纳的众多作品中，这是极少尚未有中译本的小说之一，除去文学价值、知名度以及晚年创作等方面的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缘由也在于故事所依托的游戏类型对国人来说相对陌生——八九七年，凡尔纳是以西方传统的鹅棋为蓝本开始写作的。

儒勒·凡尔纳小说《一个怪人的遗嘱》

一

在近代欧洲，鹅棋又被称为“高贵的希腊游戏”，传说是特洛伊时代的英雄帕拉梅德斯发明，但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它实际起源于十六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史料可考的最早一次记述在一五九七年，伦敦的约翰·沃尔夫文具店中登记有《最新趣味的鹅棋游戏》，标题是从意大利语翻译而来。十七世纪后，鹅棋很快在西班牙和法国的宫廷流行，在市井民间也逐渐成为大众娱乐所中意的消费品，它一方面寓教于乐，被用于宗教、历史与地理知识的启蒙教育；另一方面，廉价易懂的特征也使其成为舆论宣传的载体。

现存最古老的鹅棋是一六〇一年里昂制作的木刻本《新版希腊人的鹅棋游戏》。这是一份标准的鹅棋游戏，棋盘由六十三个格子由外向内按逆时针的方向排列而成，这些格子实际构成了一条螺旋向内的轨道。游戏时，玩家需要用两个骰子掷出点数，然后根据点数移动自己的标记，使之在轨道上前进相应的步数，第一个到达最后一格的玩家获胜。

一六〇一年里昂制作的木刻本《新版希腊人的鹅棋游戏》

在游戏过程中，有两类特殊的格子会给玩家带来意外的运气或不幸。

首先，有十三个格子会不定期地出现“鹅”的图案，意味着“不可停留之地”，每当有玩家止步于这些格子，他先前所掷的点数就可以翻倍，然后就要继续前进翻倍后的步数。对于这一规则存在着两种解释：一是“神殿之鹅”的典故。李维的《罗马史》曾记述，公元前三九〇年，布伦努斯带领高卢部落准备偷袭罗马，是朱庇特神殿附近的鹅发出了警报。经此之后，罗马人每年都会组织庆祝活动，抬着载有鹅的轿子全城游行，而那些守护失责的狗则会被活生生地钉在神柱上。二是在民俗学意义上，野鹅代表着太阳每年的回归，象征了丰收。在欧洲一些地方性的节庆中，鹅是丰收祭祀仪式的一部分，比如在斯特拉斯堡，船业行会每年的庆典活动之一便是将一只绑在绳子上的鹅作为比赛的终点，狂欢的人们会组织船队进行比赛。

其次，在剩下的五十个格子中，还有六个“风险”格，玩家在这些地方不仅要支付事先约定的罚金，还要根据规则变换其位置（如玩家彼此相遇在普通格，先来者要交罚金，然后同后来者交换位置），这就使整个游戏的过程充满意外，扑朔迷离。无论是名称、文字还是图像，这些“风险”格中的信息往往具有精妙的隐喻意涵：

六号是“桥”，此处的玩家可以直接跳至十二号，但过桥要交罚金。

十九号是“旅馆”，玩家要在此“休息”，暂停两轮，所交罚金是住店费用。

三十一号是“井”，玩家会一直被困在井中直到有人来替代他，离开前要交罚金。

四十二号是“迷宫”，凡到此格的人因为迷路要被罚款，然后须立即退回到三十号。

五十二号是“监狱”，玩家只有等到另一个玩家到来才能出狱，出狱前也要交钱。

五十八号是“死亡”，此处的玩家不仅要罚钱，还必须回到一号，重新开始游戏。

二

在小说《一个怪人的遗嘱》中，凡尔纳几乎完整复制了上述规则，并巧妙地植入到威廉·海普本去世后公证人宣读的遗嘱中，这位大富翁坐拥六千万美元的资产，却唯独痴迷于鹅棋游戏，常同芝加哥怪人俱乐部的朋友们一道娱乐消遣。某一日突然暴毙后，海普本的遗嘱要求众人将他从法国人那里学来的鹅棋搬上美国的领土。

“这是我想为自己热爱的国家所做的一件事情，我曾到访过每一个州——这些共和国之星现在有五十个，将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按方格排列，其中的一个重复十四次，就可以得到一张六十三个格子组成的游戏地图，正如古希腊的高贵鹅棋一样，它也将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高贵游戏。”

凡尔纳小说中的《美利坚鹅棋游戏》

在海普本的游戏设计中，命运将随机选出六位公民代表作为玩家，由他们在全美的范围内自费旅行——就像这位富翁自己曾经做的那样，玩家的行程轨迹则完全交由游戏来决定：首先由遗嘱的执行人在芝加哥怪人俱乐部随机掷两个骰子，所得点数将通过电报发给玩家；玩家收到后必须按点数准时到达规则所指定的州，并在指定的地点打卡，过时就会被淘汰；游戏中，两人相遇后位置会被强制交换；第一个正好到达六十三号伊利诺伊州，回到终点怪人俱乐部的玩家获得全部遗产。在富翁的葬礼进行前，六个玩家依据科学的抽样方法被选了出来，按顺序分别是：（一）拥有法国血统的艺术家马克斯·雷亚尔。（二）专业的拳击手汤姆·克拉勃。（三）吝啬的高利贷商人赫尔曼·蒂特伯里。（四）精明的报社记者哈里斯·金巴莱。（五）忧郁多病的中产阶级小姐莉茜·瓦格。（六）阴险粗暴的海军准将霍奇·乌瑞肯。

小说中还设置了一个游戏“彩蛋”，凡尔纳一直到最后一章才公布出来。实际上，大富豪海普本在遗嘱执行的前夜竟奇迹般地苏醒，但由于他钟爱这场真人游戏，所以“将计就计”，增加了游戏的第七个玩家，神秘的 XKZ，其实就是他本人。

电影《头号玩家》剧照（来源：douban.com）

根据凡尔纳为《美利坚鹅棋游戏》制定的规则，怪人俱乐部所在的伊利诺伊州是“鹅”，它在游戏中会不定期地出现十四次，玩家到此之后，本轮的点数加倍，然后迅速前往下一站。剩下的六个“风险”格沿袭了传统鹅棋的规则，但也依据小说主题与故事情节进行了改编：

六号格中的“桥”被改为纽约州，因为在一八五五至一八九七年间，那里有世界上首座铁路桥——尼亚加拉瀑布吊桥。第一部第十二章中，记者金巴莱在此交了一千美元罚金，然后直接赶到十二号新墨西哥州。

十九号格中的“旅馆”变成路易斯安那州。这是美国的旅游胜地，所以蒂特伯里夫妇被指定在著名的怡东酒店（Excelsior Hotel，一八六九年落成）下榻，除了要交两千美元的罚金，还要暂停游戏两轮（第二部第七章）。

三十一号格的“井”是内华达州。由于十九世纪美国的采矿热，这里遗留了大量矿井，第二部第十三章中，乌瑞肯准将不仅交了三千美元，还要被一直困在这里。

四十号格的内布拉斯加州代表着“迷宫”。由于地貌、森林和土狼围攻等原因，金巴莱在此历尽艰辛，交了两千美元后又退至三十号华盛顿州（第二部第十章）。

五十二号格的“监狱”被改成了密苏里州。瓦格小姐和画家雷亚尔都先后被囚禁在这里，均被罚款三千美元（第二部第十一章）。

五十八号格的“死亡”在加利福尼亚州，因为有著名的“死亡谷”。

从故事情节与游戏规则的互动不难看出，凡尔纳的这本小说更像是一份文学版的美国观光指南。玩家的出发日就选在“上帝保佑旅行”的那一天，他们在各州的打卡点也是富翁海普本事先选好的——既同鹅棋的规则相符合，又代表了各州的风景名胜。除此之外，小说中有大量对美国各地风土人情的描写，比如第二部第一章，画家雷亚尔到了第二十八号怀俄明州，他和仆从游览了新设立的黄石国家公园；第二章，拳击手克拉勃在三十五号俄亥俄参观了一场“牛”展，因为这是当地很有名的特产；第五章，瓦格小姐在三十八号肯塔基州的打卡地点是著名的猛犸洞……小说中的旅行路线由媒体全程公开报道，遗嘱中的鹅棋也印刷了数万份的副本，使得每个公民都能够参与到这场冒险旅行中。遗嘱公布的二十四小时内，《美利坚鹅棋游戏》便完成了绘制、雕版、着色和印刷，并以两美分的低价格在极短时间内发行了几百万份。各地的人们不仅时刻关注着新闻，还陆续投身于全国性的大旅行，赌博爱好者们狂热地押注给自己属意的参赛玩家，其声势之大甚至蔓延到了遥远的伦敦和巴黎。

三

作为皇家地理学会的一员，凡尔纳通过小说的写作一方面更新了地理探索与交通技术的最新发展，另一方面也在面向法国的读者介绍美国各州的旅游胜地。这些内容既基于他自己的旅行经历——一八六七年，他曾乘船到美国，游览了纽约和尼亚加拉大瀑布（也是小说中记者金巴莱的游戏线路），还大量参考了一八九七年德国人卡尔·贝德克尔推出的第一版《贝德克尔美国旅游指南》。

不过，值得深思的是，凡尔纳为什么要基于鹅棋来创作这本旅游小说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近代的西方，鹅棋与旅行长期构成了一种文化上的“互文”关系。传统鹅棋被视为一种对人生旅程的隐喻，其中的“鹅”就是命运的具象化形式，代表了生命的循环，而游戏中“桥”“旅店”“井”“迷宫”“监狱”和“死亡”等站点的设定，既呼应了旅途中的困难与阻碍，也喻示着人生轨迹上的迷茫、堕落、进化和重生。

新航路开辟以后，大量纪实性的航海日志与地图集被带回欧洲，为公众认识世界、计划旅行提供了专业且廉价的出版物，由于地图和鹅棋的制作都使用相同的蚀刻版画与印刷、上色工艺，所以新兴的地图生产商们也会热衷于制作鹅棋，并且常常结合最新的地图、游记、航海见闻与旅行线路等来设计其内容，焦点也大都集中在地理大发现、海外探险、殖民贸易等议题。一六四五年，皮埃尔·杜瓦尔出版了《世界游戏》，六十三个格子是按照从新世界（美洲）向旧世界（非洲、亚洲、欧洲）的旅行路线来排列的，格中是最新绘制的地图；一六六二年，费赫将这款鹅棋改编为《世界主要国家游戏》，缩减为四十三格，但大量增加了关于各国人种特征、着装风俗、自然风光与城市地标的文字和图像说明。

1815年，伦敦发行的环法之旅地理游戏，包含当时法国的主要城、镇、村庄、山脉、河流等许多有趣细节

进入十八世纪以后，欧洲各国先后成立了皇家科学院、地理学会等知识机构，官方和民间的远洋行动与旅行记述也大量增加，尤其是一七五〇年后，科学考察成为一股风潮，相关的话题与成果也反映到鹅棋游戏的制作中。一七六八和一七八〇年，巴黎的克雷皮先后出版了两款以世界地图为主题的鹅棋，介绍了皇家科学院在全球的测绘成果，同时也标注了公众所热衷的实用旅行信息，包括“所有国家、人民、城市及其宗教、生产、商贸、教会、大学、海港的状况，还有欧洲在亚洲、非洲、美洲以及新发现的岛屿等地的种植园和交通路线等”。

巴黎出版的世界地图主题鹅棋游戏

作为一种纯粹的赌运游戏，鹅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完全取决于偶然和运气，毫无策略可言。与此同时，格子所排列的单轨道与螺旋线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既有一种机械神秘主义的色彩（像佛教的曼荼罗、北欧的衔尾蛇），又符合近代早期流浪者小说中“旅行传奇”（Le voyage Romanesque）的叙事结构，后者兴起于新航路开辟之后，相较于史诗和戏剧，这类作品在故事、人物、地点与环境描写上更趋于平面和零散，非常依赖于结构，尤其在对空间场景的使用上，所以像《忒勒玛科斯历险记》《鲁滨孙漂流记》这些十八世纪最受欢迎的旅行故事同《堂吉诃德》一样，都会被出版商制作成鹅棋游戏。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旅行类小说开始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其地点、人物和章回式叙事很适宜于游戏改编。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欧仁·苏的名著《巴黎秘事》《流浪的犹太人》等很快就成为畅销游戏。

四

凡尔纳童年受到了这些旅行小说的影响。在一八九〇年的《青少年回忆录》中，他提到从前常读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并且更加喜欢乔安·怀斯（Johann Wyss）一八一二年改写的启蒙读物《瑞士鲁滨孙》，这启发了他的《鲁滨孙叔叔》和《鲁滨孙学校》。与此同时，鹅棋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故乡南特，他常常和一位叔叔玩鹅棋，后者曾是一名船长，环游过世界。这不仅是《征服者罗比尔》的原型，还构成了《一个怪人的遗嘱》的直接灵感来源。

《鲁滨孙漂流记》鹅棋游戏

当一八四八年凡尔纳前往巴黎求学时，由欧仁·苏所开启的杂志连载与神秘冒险主义风格正在盛行，各类探险小说层出不穷，比如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左拉的《马赛秘事》等，在法国以外还衍生出了伦敦、慕尼黑、那不勒斯、阿姆斯特丹等各国的“城市秘事”系列，这些旅行文学通常采用一种巴尔扎克式的场景或人物群像描写，所以经常会被改编成鹅棋。受此影响，那些购买了小说和游戏的消费群体也会模仿故事中的路线去旅行。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另一项影响了凡尔纳文学创作的社会运动也日渐兴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法国的公共知识界出现了巡游古迹的潮流，旅行同遗产保护运动结合到了一起。大作家梅里美在一八三四年后就长期负责法国历史古迹的修复，进行了多次的环法旅行，并引领了旅行笔记的写作风尚。实际上，这一传统始于十四世纪的“环法之旅”（Tour de France），一度在学生、工匠与传统的手工业行会当中盛行，他们遵守着一套精细而规范的规则来环游法国，一般持续三到四年。只有克服了旅途中的未知与风险，成功归来，一个人才能真正地获得“出师”的资格。

这种理念与鹅棋式的环形路线在十七世纪的“大环游”（Grand Tour）运动中得到了复兴，来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利用一至三年的时间去环游欧洲大陆，参观古迹，学习社交和礼仪，完成他们的成长教育。作为“大环游”过程中的重要任务，青年人除了学习古典文化和艺术遗产，了解欧洲大陆贵族的宫廷生活，还要购买和使用各种流行的绘画、古董和游戏。比如一八一〇年，巴黎的出版商盖纳德就推出过一个英语版本的《拉封丹寓言鹅棋游戏》，其受众应该就是那些在大环游中来此观光消费的英国人。

意大利的坎帕尼亚是“大环游”运动的著名景点。图为1845年卡尔·施皮茨韦格所作《英国人在坎帕尼亚》（来源：wikipedia.org）

“大环游”运动最初流行于英国，市面上也就出现了大量以“环游”为主题的路线游戏，它们一般不使用骰子，而是用手转动四方陀螺来决定点数，相较于鹅棋的格子，更多以数字来标识旅行中的站点。一七五九年，约翰·杰弗里（John Jefferys）制作的《穿越欧洲之旅的地理游戏》一共有七十七个站点，玩家需要从一号伦敦出发，最后回到七十七号伦敦。尽管形式有变化，但游戏完整保留了鹅棋的规则与架构。旅行中的“鹅”指代君主制国家，凡到其城市可以点数加倍；二十三号的法兰克福是“旅馆”，玩家因为要购买商品，所以要停一轮；四十二号的威尼斯也一样，因为要参观古老的里亚托桥。

根据《牛津词典》，“Tourist”一词就来源于大环游运动，指的是那些“出于好奇和闲暇而到外国旅行的人”。一八三八年，司汤达的《一个旅游者的日记》进一步向社会公众普及了这个词，书中记述了他环游布列塔尼、诺曼底和南法各地的经历。差不多同一时期，市面上也出现了大量简洁、易懂、百科式的旅行指南，比如英国的穆雷、法国的若安、德国的贝德克尔等皆有著作，这些新兴的概念、术语和实用手册都构成了凡尔纳小说创作的基础。从更深层面来看，传统旅行是一种个体现象，而现代性的旅游则更多具有大众化与全球性的特征，成长于这种转型时代的凡尔纳显然受益于旅行文化的转变。

五

事实上，凡尔纳基于鹅棋来创作小说的一个最直接的缘由是他此前发表的另一部名篇《八十天环游世界》被成功地改编为一系列畅销的鹅棋游戏。早在一八七三年，小说的第一版发行之时，出版商赫策尔就制作了一款《环游世界游戏》，游戏一共有八十格，格中是赫策尔旗下众多在售图书的产品目录，终点格是小说主人公菲利亚·福格的画像，中间部分则是一张显示他环球旅行路线的地图。一八七五年，巴黎的科扬推出了另一个更加忠实于小说的游戏版本。六十三个格子中描绘了旅行各个阶段的场景。与经典鹅棋规则相同，每隔九个格就会出现一张福格的肖像画，代表着“鹅”，玩家在此可以点数加倍前进。在美国，《世界报》记者娜丽·布莱在一八八九年效仿福格展开了七十二天环游世界的壮举，而在一八九〇年她返回纽约之后的第二天，报纸上便刊登了一款《娜丽·布莱环游世界游戏》。游戏一共有七十二格，代表从出发到回程的每个日子，其中的第九格中有凡尔纳的画像，特指她专门绕道到亚眠拜访这位作家的事情。游戏过程中，玩家在此处可以额外多掷一次骰子。

娜丽·布莱与《娜丽·布莱环游世界游戏》（来源：nytimes.com）

一八九七年，当凡尔纳开始动笔《一个怪人的遗嘱》时，《八十天环游世界》已经衍生出一系列的“周边”产品，从各国的多个译本到纸牌、画册、饰品、游戏，尤其是后者在大众娱乐中的成功继续促成了小说的多次重印和再版，形成了一种游戏与文学、鹅棋与旅行故事之间的“创作性互动”现象。凡尔纳正是借鉴了十九世纪的这种将文学作品改编成为游戏的民间潮流，转而以鹅棋游戏为蓝本，进行旅行冒险故事的创作。

在《一个怪人的遗嘱》中，他进一步用通俗文学的形式科普了那种纯粹以闲暇消遣与自我娱乐为目的的中产阶级文化。在小说所描写的六组游戏选手中，作者明显中意有教养的画家雷亚尔和职业女性瓦格小姐，他们从一开始就并未将巨额的遗产作为这场夺宝游戏的最高目标，反而像真正的游客一样，享受旅途当中游览观光、寻访胜迹的乐趣。故事的最后，虽然 XKZ 先生（海普本）率先到达终点，但瓦格和雷亚尔却收获了他们的爱情。

电影《头号玩家》剧照（来源：douban.com）

从时代语境来看，小说也反映了十九世纪势不可挡的大众化潮流。旅行不再是传统精英和贵族男子的专利，相反，平民、职工、中产阶层与年轻女性开始成为旅游业的主力。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变换地选择铁路、蒸汽船、马车、汽车、自行车等不同出行工具，代表了一种快速增长的人类帝国力量，而竞速之旅中又潜藏着意外和风险。在这一点上，两部小说存在着内容与结构上的相似之处。

不过，作为相隔二十多年的作品，它们所描写的旅行又有明显的差异。首先，在结构上，《八十天环游世界》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有明确的站点与时间安排，尽管实际的过程存在着意外和困难，但最后主人公还是成功地到达终点。《一个怪人的遗嘱》中，游戏参与者天真地踏上旅程，但却遭遇到命运的戏弄，看似有明确规则，实际的人生轨迹与遭遇却完全随机。《八十天环游世界》更像是一款鹅棋，而《美利坚鹅棋游戏》才真正讲述了大环游的故事，贯穿全文的一个关键词是“命运”：旅行中的一切都是命运的选择，支撑它的是明确、清晰、理智的法则，但这些法则本身潜藏着意外、风险与破坏，这种张力关系体现在凡尔纳的诸多作品中，既表现出了一种竞速、进步与科学扩张主义的胜利意志，同时也隐含着神秘、焦虑与悲观的情绪。

其次，在内容上，《八十天环游世界》中的福格更像是莫里斯·阿洛伊讽刺的典型英国游客：装作冒险式的探索，实际满足于指南上的路线，长途跋涉只是为了实现一种“打卡式”的目标。《一个怪人的遗嘱》更多还原了一种日常环游中的人物群像，作者利用巨额遗产来诱惑人们远离城市和原来的生活，到自然、古迹和未知的环境中去。

1956年电影《环游世界八十天》剧照（来源：douban.com）

最后在理念上，两部小说分别代表了十九世纪后期旅行文化发展的不同趋势。《八十天环游世界》创作于巴黎的第二与第三次世博会之间，彼时欧洲人的旅游视野正从环欧扩展至海外和全球。《一个怪人的遗嘱》选择将目光聚焦在一国境内，并且同爱国主义的话语表述相结合，除了国内旅游与本土文化意识之外，更多也反映了愈加盛行的民族主义思潮。

（Le Testament d’un excentrique, Jules Verne, Paris: Hetzel,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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