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钟准：体育运动中的政治
文 | 钟 准
（《读书》2016年7期新刊）
我在罗马留学时，去过大斗兽场多次。能容纳数万人的壮观建筑犹在，只不过场内的人和兽，如今只剩下游客和流浪猫。想要重温当年群情鼎沸、山呼海啸的场景，还需移步台伯河右岸的奥林匹克体育场，看一场罗马队的足球赛——对手最好是同城死敌拉齐奥队。罗马队长托蒂就像常胜的角斗士一样，在过去二十年受到永恒之城的爱戴，甚至在二〇一五年意大利议会的总统提名中收获五票。不仅是在意大利，体育在绝大多数社会中都具有重大意义。
日前出版的《运动通史》与《体育神话是如何炼成的》，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对体育做了有趣的探究。两书作者分别是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贝林格（Wolfgang Behringer）和法国历史学家乔治·维加雷洛（Georges Vigarello）。贝林格《气候的文明史》，维加雷洛《身体的历史》三卷，也已在国内翻译出版。《运动通史》与《体育神话是如何炼成的》主要梳理了体育在欧洲的发展脉络，其中《运动通史》的视野也延伸到了其他大洲。中国读者可能会好奇，书中所述体育与社会、政治的联系，是仅限于西方，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除了中西之辨，还有古今之别。虽然在近代人们使用“体育”（Sports）一词之前，带有竞争意味的游戏（Plays）和比赛（Games）就出现在各个文明中。但按维加雷洛等现代主义者的讲法，古代人的游戏（无组织无规则）和比赛（有组织少规则），与现代人的体育截然不同。这样一来，“体育化”（Sportization）又属于现代化过程，首先是在欧洲兴起，最终扩展到全世界。果真如此吗？
泛雅典娜竞技会上的赛跑者，古希腊双耳罐上的图饰，约公元前530年，藏慕尼黑州立文物博物馆（《运动通史》）
古希腊壁画中的跳水（《运动通史》）
西方人将体育与政治的渊源都上溯至古希腊。古代奥运会正是建立在城邦和公民的政治基础之上。独立的希腊城邦之间虽然存在竞争，但都视奥运会为平等沟通场所，以保持文化上的统一共性。古代奥运会某种程度上成了希腊世界的入场券，边缘的殖民地城邦通过参赛证明自己具有希腊性（Greekness），以区别于“野蛮人”。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公元前498—前454）参加奥运会时曾遭到拒绝，直到他证明自己是希腊阿卡亚人。奥运会还可能被当作国际政治手段使用。在修昔底德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第九十届奥运会的主办城邦伊利斯拒绝斯巴达人参加比赛。理由是斯巴达没有遵守《神圣休战条约》，在奥运会前夕派兵进入了伊利斯的势力范围列普累安（Lepreum）。伊利斯的辩词听上去合乎希腊世界的公理，但其主要动机是为了本城邦的利益而报复斯巴达。类似的情景在现代奥运会历史上也多次出现。奥运会作为世界各国平等竞争的舞台，是否参赛关乎“承认的政治”。新中国就缺席了从一九五六到一九七六年的历届奥运会，原因是国际奥委会中存在“两个中国”问题。
阶梯式看台
公元前5世纪观众座位就已经是阶梯式逐渐升高的了（《运动通史》）
古希腊陶瓶上的战车彩绘
奥运会与城邦的政治状况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体育和政治都体现了平等竞争的原则。古希腊的普通公民热衷于参加和观看体育比赛，古代民主赋予公民的平等政治权利，是奥运会竞技中“费厄泼赖”（fair play）的重要保证。再加上奥运会上的祭祀活动，本身就有参与公共生活，即政治的意味。不过当时的平等竞争主要指形式平等而非实质平等。在战车和赛马这两个花费高昂的项目上，贵族选手就独领风骚，通过比赛胜利为自己的政治生涯铺平道路。更不用说，女人、奴隶和非希腊人被同时排除在政治生活和体育比赛之外。梭伦曾立法禁止奴隶进行体育训练。女人不仅无法参加比赛，连观看的资格都没有。只有德墨忒尔女祭司和斯巴达贵族妇女成为古希腊文献中屈指可数的例外，能在奥运会期间现身奥林匹亚。
1896年，描绘希腊雅典第一届奥运会100米短跑的插画（《体育神话是如何炼成的》）
一八九六年雅典举行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时，尚未获得选举权的妇女和有色人种也不在运动员之列。女性只能作为观众存在，推崇贵族精神的顾拜旦男爵就将奥运会定义为“以女性的喝彩为奖赏的庄严的、周期性的男性体育精神的展示”。在一九〇四年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第三届奥运会上，各大洲的原生态民族被认为无力与现代国家的文明人较量，而被安排在人类学日上单独比赛，并进行爬树之类的表演。由于平等参与体育含有政治权利平等之意，奥运会也成为广义上平权运动的活动领域。一九六八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两名美国黑人运动员在领奖台上戴着黑手套，向黑人民权运动举手致敬。时至今日，女性参与奥运会在某些国家仍是争议话题。沃丹·沙赫哈尼（Wodjan Shahrkhani）是沙特首位奥运女选手，参加了二〇一二年伦敦奥运会的柔道比赛。然而她回国后遭到冷遇，甚至被保守派骂为“妓女”。随着二〇一五年底沙特妇女第一次参与选举，未来或许会有更多的沃丹出现。
“野人”当着“文明”的美国人的面投标枪
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人类学日照片（《运动通史》）
罗马征服希腊后，城邦制度衰落，古代奥运会的规模逐渐缩小。走向帝国和专制的罗马，与民主参与的古代奥运会精神背道而驰。竞技的参与者与观看者分离开来。罗马统治者更多地将体育竞技作为统治工具，即讽刺诗人尤维纳利斯（Juvenallis）所说的“面包与娱乐”（panem et circenses）中的娱乐来使用。角斗士表演最具代表性。参与的角斗士大都是接受职业化训练的奴隶、战俘和罪犯，而看台上的观众则多为有参政资格的罗马公民。统治者为了获得民意支持而兴办密集的角斗赛事，罗马观众无须支付门票费用，却还能在场上决定败者的生死。除了娱乐大众，贝林格强调角斗表演也有政治教化的作用。角斗场上的胜者被视作英雄，体现了罗马民族的勇气、纪律、战术和视死如归的精神，这正是罗马人所向披靡的原因。在这个游戏过程中，公民对罗马的归属感得到了强化。
战国宴乐战纹铜壶上的射箭画面（关山月美术馆）
大约和古希腊奥运会同期，中国也流行名为“射礼”（或称“礼射”）的大规模射箭活动，带有浓厚的祭祀和政治意义。与禁止女性参与的古代奥运会一样，“射者，男子之事也”（《礼记·射义》）。西周射礼活动按礼制等级高低，分为大射、宾射、燕射和乡射。其参与者为社会上层，囊括从都城的天子诸侯到乡居的卿、大夫、士。参赛者的射箭顺序，所用箭、弓、靶的形制都严格遵循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区别于军事训练所用的“主皮之射”或“贯革之射”，礼射并不太追求射箭比赛的胜负结果，主要起政治教化作用。《论语》中，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到战国时周礼荒废，射礼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投壶活动，竞技性就更弱了。
与体育的政治社会影响一样，对体育的批评也源远流长。欧里庇得斯在其剧作《奥托吕科斯》中就将运动员讽刺为“嘴的仆人”和“胃的奴隶”。他认为希腊公民应该多关心自己城邦的善治，而不是涌向奥林匹亚为这群吃货疯狂。运用脑力的知识阶层通常对展示体力的运动不屑一顾。历史学者或是其中典型。贝林格和维加雷洛不约而同地指出：西方传统的历史著作中几乎找不到有关体育的记载。尽管不少鼎鼎大名的历史人物，从王侯将相到文人学者，的确是狂热的体育爱好者。然而史学家们似乎并不愿让后人知晓作为摔跤手的柏拉图，作为拳击手的牛顿，或是平日里汗流浃背、疯狂呐喊的查理、腓特烈和伊丽莎白们。因为热衷娱乐运动总是被当作弱点，意味着粗俗、平庸和贪图享乐。
项处迷恋蹴鞠图
中国史籍中的体育爱好者也常以反面教材出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西汉时的一位小官项处，因为痴迷蹴鞠，不遵医嘱坚持踢球而病发身亡。更多的非议集中于爱好蹴鞠的统治阶层。弄臣们通过娱乐运动博得了统治者的欢心。汉武帝时的董偃，“郡国狗马蹴鞠剑客辐凑董氏。常从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上大欢乐之”（《汉书·东方朔传》）。曹操身边的孔桂，“性便辟，晓博弈、蹋鞠，故太祖爱之，每在左右，出入随从”（《三国志·魏书三》注）。汉武、魏武还算是偶尔犯错的明君，有的帝王通过体育选拔官员，只留下不务正业的昏君印象。唐僖宗李儇喜欢从蹴鞠演变而来的击鞠（马球），曾闹出“击球赌三川”的丑闻。在黄巢起义风起云涌的时候，僖宗还在用马球比赛成绩决定外放官员的任职地区。宋徽宗赵佶更是一个球迷，其宰相李邦彦和太尉高俅皆是蹴鞠高手。
《宋太祖蹴鞠图》元代钱选临摹，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如果知识分子仅仅是鄙夷，那么宗教对体育就算得上深恶痛绝了。中世纪欧洲体育陷入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基督教的敌视运动。贝林格举了公元二世纪拉丁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例子。德尔图良在论文《论游戏》（De Spectatuslis）中论证希腊罗马的一切体育设施、训练和比赛都源于异教的偶像崇拜（idolatry）。德尔图良担忧人们参与和观看这些体育娱乐，将受制于自然欲望中的强烈兴奋感，最终导致精神上的骚动不安。人们在运动场内或观众席上的暴怒、狂喜或痛苦，都有悖于基督教要求的内心平静。随着基督教开始占据统治地位，被神学家们当作异教崇拜的奥运会、角斗和战车比赛在罗马帝国末期遭到禁止。在“祈祷和工作”（Ora et Labora）作为箴言的中世纪，娱乐运动被认为是游手好闲的表现，留给体育活动的时间空间十分有限。
（清）颜元《四存编》
儒教，尤其是宋明理学在中国是否也扮演了体育反对者的角色呢？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后来得到的评价类似，今人多批评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束缚了人的自由。宋明理学家“主静”或“主敬”的主张，如朱子提倡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确与运动和竞争的体育精神格格不入。而回顾中国古代体育史，也恰巧是从宋代开始竞技体育走向衰落，让位于更符合理学理念的休闲娱乐和养生。例如书院内的“游息”活动，也以围棋、静坐为主，而禁止蹴鞠、角抵等体力竞争项目。清初儒家颜元抨击程朱理学带来的重文轻武之风：“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天下无不病之书生，天下无不弱之书生。”因此颜元主张复兴孔门六艺，包括射箭（射）和驾车（御），以“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性情，长人信义”（《习斋四存编·颜习斋先生言行录》）。
新圣母大殿前的足球赛（1558），佛罗伦萨老皇宫瓜尔德拉达厅壁画（《运动通史》）
欧洲的体育首先复兴。随着中世纪后基督教的文化影响减弱，人们信奉起尤维纳利斯的另一句名言“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Mens sana in corpora sano）。体育不再是无所事事时的消遣，而成为人文主义教育的一部分，目的是复兴希腊罗马的伟大文化。和市民阶层就读的普通学校相比，贵族的骑士学院更看重体育。后者不需要通过读大学而成为公务员、教师、律师或医生。他们来学校的主要目的是结交同一阶层的朋友，通过丰富的体育训练和比赛（而非拉丁文）培养尚武精神、纪律性和领袖气质。成为统治者后，参与体育运动继续成为他们显示充沛精力和统治力的重要途径。维加雷洛发现十六世纪开始体育活动成为法国宫廷礼仪，统治者的画像也从盔甲里的骑士变成了身材健美的人。
现代体育与现代政治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反映，同时又服务于后者。体育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为规则的书面化，竞赛的非暴力化和组织的科层化。这将现代体育与过去的民俗游戏区分开来。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指出古希腊古罗马的运动充满血腥，中世纪的球类比赛也因缺乏书面规则与严格管制而不乏混乱和伤害。在他看来，文明化进程意味着社会对暴力进行控制，而体育正是对人类社会关键方面管中窥豹的“自然实验室”。规则完善和限制暴力的现代体育项目，例如板球、足球和橄榄球，之所以首先出现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要归功于当时英国议会政治的去暴力化和规则化。而近代体育的全球扩散，在某种程度上又是西方制度文明的传播，英国、美国先后发挥了重要的推广作用。与规则化相伴的是科层化。大到奥运会、世界杯这样的超级体育赛事，小到国家和地区的专项运动，都是由专职人员组成的行政机构来组织管理。这无疑加强了体育的官僚主义色彩，使其能够准确有效地执行政治经济指令。
1887年英国举行的大英奥运会
场馆的建筑师Wiliam P. Brookes接受一位女士的“加冕”（《运动通史》）
现代体育还摆脱了宗教、地方或封建等级的限制，其标志包括体育协会和俱乐部的大量兴起，个人能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其中。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大分工使得普通民众也有了清晰的工作和业余时间。体育作为一种劳动补偿，有利于人们在紧张繁忙的工业社会中获得放松。在某种意义上，体育又成为一种新的“世俗宗教”或“公民宗教”。它不仅有一套关于体育精神的普世道德观，还像宗教一样起到社会整合的功能，通过象征性的仪式创造和维持着个人与团体，乃至整个社会的联系。如同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指出天主教徒的自杀率低于新教徒，是因为天主教会发挥了更强的整合作用，有研究发现美国主要体育比赛日（例如橄榄球“超级碗”）前后的自杀率显著下降，其效果与圣诞节、复活节等宗教节日大致相当。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分析，政府可能会利用体育这一社会制度，规范个人行为，维持和谐与秩序。
1936年柏林奥运会组委会汽车上扮成古希腊女神的女孩，去参加圣火交接仪式（《运动通史》）
现代民族国家更看重体育的政治教化作用，将体育由中上阶层推广到全民族。十九世纪以来的体育普及运动与民族国家的发展密不可分，彼时体育协会里的积极分子也常常是民族主义者。首先，体育因为其强身健体、保卫祖国的功用而受到民族国家的支持，并通过义务教育成为人民的必修。女孩此时也成为体育训练的目标群体，以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其次，一些体育活动作为民族传统被“发明”出来。例如十九世纪发掘古代奥运会的遗产，有利于希腊在被奥斯曼帝国统治数百年后重建自己的民族认同。类似的还有苏格兰高地运动会，或是展现法国民族地理的环法自行车赛。最后，人们在观看国家队比赛时，能够产生强烈的民族国家认同感。这构成了一种受政府支持的体育爱国主义，并通过赛前奏国歌、赛后升国旗等仪式强化。体育比赛的胜负将个人与民族的荣辱联系起来，特别是在那些历史悠久或是有过被侵略经历的国家。奥运夺金是“为国争光”，足球惨败可能被称为“国耻”。
中国近现代体育正是兴起于民族主义西风东渐的背景下。严复在翻译《法意》《天演论》时，流露出对中国尚武之风流失、沦为“东亚病夫”的痛惜。他大力主张“鼓民力”，作为“开民智”和“新民德”的基础。“体育”一词，最早即是以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的含义翻译到中文世界。清末开始重视体育的教化作用。民间有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实践，官方有张之洞将体操纳入一九〇四年《奏定学堂章程》。青年毛泽东也成长于这一时期，一九一七年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指出中国传统教育重文轻武的偏见导致国力苶弱，而普及体育有利于救国救民。民国时的中国体育主要受美国和西欧的影响。而新中国在成立后，主要向苏联学习其体育模式。体育事业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结合起来。“为祖国锻炼身体”，国家的意识形态嵌入到人民的身体之中。
现代体育的上述特点，也引发了对体育与权力的现代批判。马克思主义可能将高水平的运动表演视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它利用科学训练方式剥削普通运动员，使其过着工具般的生活。另一方面，体育作为国家机器制造的一种大众文化，有意引导人们去关注足球赛和奥运会，而非不公正的国内国际秩序。从更微观的权力视角，福柯也指出体育与统治技术有关。体育教育是知识对个人身体的策略性干预，目的是保持经济生产率和社会秩序。此外，体育还是一个充斥文化霸权的领域。不仅存在着性别、种族和阶层的不平等，只承认源于近代西方的体育而将传统运动视为历史陈迹的观点，或许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
《清明上河图》（局部）
体育运动具有现代性，那么古代就一定不存在体育吗？维加雷洛坚定地认为是“现代体育”替代了“古老的游戏”。贝林格则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今天和朋友们聚在一起踢一下午球算是体育活动，为什么两千年前做同样的事就不能算？他反思到，人类史上较早时代，或是欧洲以外文明的相似活动，不应被排除在体育范畴之外。其实现代体育的若干特征：参与广泛，规则严格，甚至体育社团，在我国古代都曾出现萌芽。汉代蹴鞠参与者众，“康庄驰逐，穷巷蹋鞠”（桓宽：《盐铁论·国病》）。蹴鞠比赛也有严格的规则，“建立长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是非”（李尤：《鞠域铭》）。南宋时全国也有数十家社团性质的蹴鞠社“齐云社”（也称“圆社”）。齐云社有着严密的规章制度，涵盖踢球技巧、比赛规制、体育道德等多方面内容。
蹴鞠纹青铜镜（宋），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体育与政治权力的联系，也并非现代或西方的特点。对统治阶级来说，体育可能一直是一种狡猾的压迫和规训方式，既可以像罗马皇帝一样通过娱乐麻痹大众，也可以如射礼一般用来训练人们的纪律和服从。但同时，体育在本质上仍是给大众带来愉悦的游戏，普通民众可以在体育运动中发挥潜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人的自由。对体育权力的批判性审视，并不妨碍日常对运动的热爱。
（《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二十一世纪》，[德]沃尔夫冈·贝林格著，丁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体育神话是如何炼成的》，[法]乔治·维加雷洛著，乔咪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
* 图片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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