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自学 | 申荷永：心理学理解的桥梁

文 | 申荷永

那是在一九九三年的十月，我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的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题名为《金花的秘密》的书，其副标题为“A Chinese Book Of Life”——关于生命的中国之书。身在异方的国度，才加强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意识，这是我当时的切身体会。因而，对于任何能够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事物，对我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于是，我便开始读《金花的秘密》，就在这种研读与思考的过程中，我也在其中发现了荣格心理学的秘密，发现了荣格与中国文化的秘密。

卡尔·荣格：《金花的秘密》（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New, Revised and Augmented edition edition ，1962）

一九九四年八月，以主席Thomas Kirsch博士和名誉秘书长Murry　Stein博士为代表的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对中国进行了正式的学术访问。在华南师范大学所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Thomas　Kirsch博士提出，就荣格心理学思想的形成而言，维尔海姆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或其他任何人。实际上，荣格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就在其《金花的秘密》中，荣格这样说道：“事实上，我认为维尔海姆给了我无限的启迪，我所受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人……”而维尔海姆所给予荣格的启迪，与中国文化关系密切。

卡尔·荣格是继弗洛伊德之后最有影响的精神分析学家，一九一二年与弗洛伊德分裂之后，他创立了“分析心理学”，实际上已经是在精神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立的心理学体系。他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他的原型理论，他的人格类型理论，以及他的分析心理学体系，对于当代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对于当代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

理查德·维尔海姆（Richard Wilhel，1873一1930）是国际著名汉学家，其中文名字为“卫礼贤”。维尔海姆是德国人，但是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余年。他一八九九年来中国，在青岛任教，从事于教育和慈善事业，一八九九年始回德国。维尔海姆在中国期间，曾与康有为有交往，与清末学者劳乃宣相识颇深，并在劳乃宣的帮助下，着手翻译《易经》，于一九二二年在德国以德文出版，卡尔·荣格曾为该书的出版撰写了序言，并称其为维尔海姆一生最伟大的贡献。

理查德·维尔海姆

荣格是在二十年代初期结识维尔海姆的，那正是荣格在其心理学研究中最为关键，同时也是最为艰难的时期。与弗洛伊德正统精神分析的分裂，使得荣格面临来自许多方面的压力，他希望自己能够有一种理论的根基，来帮助他整理自己的研究，使他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来抗衡他所面临的压力。一九二三年，荣格曾专门邀请维尔海姆到苏黎士，在其主持的“心理俱乐部”中，介绍与评论中国的《易经》，介绍与讲解中国文化。荣格与维尔海姆广泛地谈论了中国的哲学和宗教等问题，使荣格所感到惊讶的是，当荣格向维尔海姆介绍他自己对于无意识心理学所研究的结果时，维尔海姆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对于维尔海姆来说，所有西方无意识研究的发现，早就已经存在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之中了。或者说，荣格以及弗洛伊德所致力与探求的潜意识心理学，正是中国文化思想中所包含的东西。

荣格自己曾有过这样的表达：“维尔海姆一生所从事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和具有价值，是因为他为我解释与证实了我过去一直在追求、在思考、在向往以及在从事和研究的东西”。荣格说，“维尔海姆的工作，是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中国文化基因”。这是荣格对于维尔海姆工作的理解。在荣格看来，维尔海姆的成就与贡献，完全可以和法国的Anquetil du Perron相比拟。Anquetil du Perron把印度的《奥义书》翻译引进了欧洲；而维尔海姆，似乎同样是被欧洲的精神或灵魂所选择，给西方带来了中国的《易经》，带来了东方的新的希望。荣格在其纪念维尔海姆的文章中说，“这是维尔海姆自认为所全力投入的一种文化使命，他认识到，对于满足我们灵魂的需求，东方可以说是一个宝贵的源泉”。(以上均引自《金花的秘密》)

荣格深深敬佩于维尔海姆的“汉学”，以及他对中国哲学，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荣格说，“我甚至不能用‘影响’一词来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与维尔海姆的关系，因为实际上，维尔海姆是被中国文化所征服了，被同化了”。在其自传《回忆·梦·思考》中，荣格曾这样来描述他对于维尔海姆的印象：“我见到威廉·维尔海姆时，他不仅在写作和说话上，连举止看上去都完全象个中国人。东方观点和古代中国文化，已一步步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见荣格《回忆·梦·思考》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面对这样一位汉学家，面对这样一位汉学家所代表的深远的中国文化，荣格将其作为自己终生的良师益友，也作为自己心理学的深远背景。

维尔海姆（后排左二）和礼贤书院的师生

在维尔海姆去世前的几天，荣格做了一个“梦”：在我的床前，站立着一位身穿蓝色外衣的中国人，双手合十，对深鞠一躬，好像是希望给我一个消息。那也是维尔海姆所希望继续给予荣格的“中国消息”。一九三〇年，当维尔海姆逝世之后，荣格专门撰写了一份悼词。其中，荣格这样来叙述他与维尔海姆的缘分：尽管一位是汉学家，一位是医生；一位精通中国文化，一位根本从未到过中国，也不识汉语；……那么是什么使得他们成为终生的朋友的呢？荣格说，“但是我们相遇在人和人性的领域，它超越了学术的界限，而那正是我们接触的地点，碰撞的火花启迪了我，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件”。(《金花的秘密》)荣格认为，维尔海姆通过自己的工作，在东方工作和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文化，能够得以在欧洲传播发扬。荣格说，维尔海姆一旦接触到了“中国心灵”的秘密，他也就在其中为我们发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荣格将自己称作维尔海姆的学生，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的学生。通过维尔海姆，荣格接触并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的熏陶和培养。

《金花的秘密》一书，是由维尔海姆与荣格合著而成。书的主要内容，是维尔海姆对中国古文献《太乙金华宗旨和慧命经》的翻译及注释，以及荣格为该翻译所做的心理学的评论。这是荣格与中国文化的直接接触，是理解荣格与中国的一把钥匙，同时也是理解荣格心理学的一把钥匙。

在我的理解中，中国文化是一种充满了心理学意义的文化，这种心理学的意义，具体而生动，表现着一种实在的生活的价值。维尔海姆和荣格，都是对中国文化有着独到见解的西方学者，他们把其合著的《金花的秘密》，称之为“中国生命与生活之书”，也便代表了他们对中国文化之理解的一个侧面。而这里的“生命与生活”，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心理学”。Cary F.Baynes在《金花的秘密》一书英译本的前言中写道，“心灵必须依赖于科学，将其作为现实世界中的向导；而科学也必须转向心灵，来寻求生活的意义。这就是《金花的秘密》所展现的观点。通过维尔海姆和荣格的共同努力，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来理解和欣赏，能够在各个方面来满足我们的东方的智慧。在《金花的秘密》中，这种东方的智慧脱离了形而上学的描述，而置之于心理学的体验之中”。

在《金花的秘密》的德文原版中，荣格的评论被放在该书的前面，然后是维尔海姆对翻译的注解，然后是翻译正文；后来在英译本中，荣格建议译者将原作放在面前，其次是维尔海姆的翻译注解，然后是荣格的评论。而CaryF Baynes的英译本(一九三一)，则是在荣格及其夫人的直接帮助下进行的。

在《金花的秘密》的正文前，维尔海姆还专门撰写了“原文的心理与宇宙观”，以及“本书的起源”，对书中“太乙金华宗旨和慧命经”的来源及其演变做了详尽的介绍。维尔海姆也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从老子、庄子和吕洞宾，叙述了《金花的秘密》的思想渊源；并且分析了佛学与道学的相互影响，以及同以《易经》为基础的儒学与道家的关系等。在维尔海姆和荣格的心目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与儒家，以及与儒家，都是相同而融合的；因而，本书在对“道”分析的同时，维尔海姆和荣格还分析了“阴阳”和“太极”，以及《易经》中的“八卦”。

1921年维尔海姆译《孟子》第二版书影及1923年《论语》第三版书影

《金花的秘密》本身，对于荣格自己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九三八年，当《金花的秘密》德文第二版出版的时候，荣格在其序言中说：“我的已经去世的朋友，本书的合作者理查德·维尔海姆将本书的原稿送给我的时候，正是我自己的研究和工作处于最为关键的时候，它对于我自己的研究尤为重要，正可谓雪中送炭。那是在一九二八年，我从一九一三年开始研究集体无意识，但是所研究的结果在许多方面不能令人满意。我曾为此向诺斯蒂教等寻求帮助，但是都不能够如愿。——维尔海姆送给我的这本书稿，帮助我从这种困境中走出。其中正包含着我在诺斯蒂教中长时间寻找，却劳而无获的东西。这样，这本手稿，至少是在这一阶段，为我提供了来发表我的一些关键的研究结果的好的机会”。(荣格《炼金术研究》美国纽约一九八三年版)荣格在其自传中还说，“一九二九年，我与维尔海姆合著了《金花的秘密》，只是在我的思想和我的研究达到了关键之处时，就是说接触了自性的时候，我才再找到了重返这个世界的归路”。(见荣格《回忆·梦·思考》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借助于对维尔海姆的翻译的评论，在《金花的秘密》中，荣格全面展现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实际上，他的评论，几乎占据了全书二分之一的内容，同时也构成了《金花的秘密》一书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在荣格的理解中，“金花”是对道家练功时，通过禅坐和沉思，在体内出现的一种神秘光感。它会导致一种精神的顿悟，一种智慧的升华。金花也就是道家的“内丹”，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或心灵现象；而金花的秘密，也就是人的心灵的秘密，是人的真正内在生命的秘密。在其独特的评论中，荣格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欧洲人面对试图理解东方时的困难”。荣格提出，尽管西方有科学和逻辑，但是东方，教给了我们另一种更为广泛，更为深刻，以及更高层次的理解，那就是通过，或者说是透过生活的理解。因此，荣格提出了他所阐述的第二个问题——“当代心理学为理解东方，提供了可能”。在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中，都必然包含着深刻的心理学的意义，而从心理学入手，也就能够对于文化的理解，提供独到的视角，在此基础上，荣格着重分析与评价了“道”和“太极”的概念，以及“道”的现象和思想。在其评论的结语中，荣格说：“我的评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进行心理学理解的桥梁”。是的，在《金花的秘密》中，荣格和维尔海姆是用一种心理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的，这里所给人的启示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以心理学为背景，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因为在笔者的理解中，中国文化本身，内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心理学的意义和价值。

1921年维尔海姆译《孟子》书后附“译书单”，包括《易经》《列子》《韩非子》等

通过维尔海姆，通过《金花的秘密》，荣格与中国文化，已经是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九九五年八月，笔者曾受邀参加在苏黎士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分析心理学会议，并作了关于“荣格与中国文化”的发言与交流，受到与会者的普遍关注。中国文化对于荣格和荣格心理学，对于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荣格本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充实与完善了自己的心理学理论；同时，他也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尤其是在西方心理学界的传播，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荣格曾为维尔海姆翻译的《易经》写序，同时也曾为日本铃木大拙的《禅》写序，为《金花的秘密》的英译本写序等等。就出现在心理学界的西文中国文化著作而言，其中许多都会与荣格发生关系，或是由荣格撰写序言，或是有荣格的评论，或是作者会引用荣格的理论和思想。实际上这已经是表明，荣格属于国际心理学界的“中国文化权威”，是西方社会中，以及国际心理学界中国文化的推崇者和传播者。

荣格在其自传《回忆·梦·思考》结束时，写了这么一段话：“当老子说，‘众人皆明，唯我独懵’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就是我此时所感觉到的。老子是有着与众不同的洞察力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看到了并体验到了价值与无价值本质，而且在其生命行将结束之际，希望复归其本来的存在，复归到永恒的意义中去”。荣格读《老子》，是在体验老子；荣格与之“道”，也是其切身的体验和感受。而“道”，这个中国文化中最为神奇的概念，也是荣格心理学的一种内在的基石。

荣格：《回忆·梦·思考》（1965）

荣格曾一度隐居于苏黎士波林根他自己设计与建筑的塔楼，身着“道袍”，身体力行于中国道家的“生活”。他认为维尔海姆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了；而他自己实际上也有了这种认同和实践。事实上，唯有这种认同，唯有这种同化，也才能够有一种真正的理解，和真正的体验。“众人皆明，唯我独懵”，荣格自己的生活本身，实际上已经是道家思想之影响的象征和体现。道是生活，道是一种直接的体验，在这种意义上，荣格对道，有着他自己的特殊理解。一九三五年，荣格在六十岁的时候，在伦敦的塔维斯托克诊所，给大约二百名临床心理医师做了关于分析心理学的系列讲座，接连五个晚上，系统地介绍了他的理论和其思想的发展。荣格在“第二讲”与听众们进行讨论时，讲述了这样一番话：“古代人是极富智慧的人民，心理学可以向古代文明，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学到很多东西”。(见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二年版)荣格认为，即使是在中国的古代，也有着一种“科学”，而这种科学的逻辑，与流行与西方的因果逻辑是不同的，而这也正是西方人不能够理解东方思想的一个关键。在荣格看来，能够表达中国这种独特原则的就是“道”。荣格曾讲述过这么一个例子：荣格与麦独孤是朋友，而麦独孤曾经有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麦独孤曾问他的这个中国学生，“道”这个词的确切意思是什么？荣格说，麦独孤的提问本身，既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西方式的思维方式。麦独孤的学生向他反复解释了“道”的含义，但是麦独孤回答说，“我还是不能明白”。于是，这位中国学生带麦独孤走到阳台上，并问麦独孤，“从这里望去你看到了什么？”麦独孤说，“我看到了街道和房屋，还看到了过路的行人和来往的车辆”。“还有呢？”那学生接着问；麦独孤回答到“还有一座山”。“还有呢？”那学生继续追问；麦独孤说“还有吹拂的风”。这时，那中国学生挥了一下手臂说，“那就是‘道’”。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荣格对听众说，这样，人们终于明白了，“道”可以是任何东西。我把“道”叫做“共时性”。当东方人观察由很多事实组成的集合体时，他们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而西方人的思维，却是将其分解为很多实体与微小的部分。

荣格在伯林根的塔楼

在“道”之生活体验与理解启迪之外，最能说明荣格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要数《易经》了。荣格在结识维尔海姆之前，便已经接触了《易经》，那是通过Legge的早期译本，荣格自己还对《易经》进行了心理学的实验。但是，当他得到维尔海姆的译本时，他认为自己才算是真正的开始理解《易经》。在荣格看来，维尔海姆的最伟大的贡献，便在于他对《易经》所作的翻译，以及他为其翻译所作的评论。荣格认为，在《易经》中，包融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尽管《易经》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它从未变得陈旧，而是历久而弥新，至少对于那些真正理解《易经》的人是这样。正是维尔海姆，将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带给了荣格，带给了荣格和他的分析心理学。荣格说，维尔海姆所带给他的这种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不仅仅是通过翻译，而且是通过他本人在中国的切身体验，以及直接接触。荣格是重体验和重实践的，他认为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对于《易经》的理解，也是通过切身的体验。一九二〇年开始，荣格便自己动手，对《易经》做心理学的实验观察和分析。一九二三年，当荣格邀请维尔海姆在其主持的到苏黎士心理俱乐部讲演的时候，荣格曾请求维尔海姆当场演示易经的预测方法，以及《易经》中对人格的分析与描述。在自传中，荣格提到他与中国学者胡适的接触，也是由《易经》所引起的。荣格问胡适对于《易经》的看法，感到胡适并不象他那样热衷于《易经》。他于是试图说服胡适来接受《易经》中的“预测力量”和对生活所发生的实际的影响。荣格说，“我们不仅仅是作为旁观的崇拜者，或批评者；我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东方精神的参与者，因为我们已经成功地体验到了《易经》中潜在的生命力”。(见《金花的秘密》，一九七五年英文版)

在《金花的秘密》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评论：“《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心灵，包融着几千年来中国伟大智者们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至今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这是荣格对于《易经》的理解和情感的表达。荣格说，“任何一个象我这样，生而有幸能够与维尔海姆，与《易经》的预见性力量，直接进行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而这一‘阿基米德点’，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这个“阿基米德点”，是荣格对于《易经》的接受和理解，而这个“阿基米德点”，也正是荣格心理学发展的关键。

在《易经》的序卦中，有“圣人以此洗心”的言论，而这也是我自己对文化之心理意义和作用的一种理解。在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中，除了概念性的，知识性的力量之外，其对于荣格和荣格心理学的影响，也在于这种“洗心”的过程。那也是一种体验，一种切身的感受；一种信念，一种身体力行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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