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沈卫威：“流亡学生”齐邦媛、王鼎钧对历史的见证

前者的流亡，是一种最为直接的体验，这首先导致将作家个体置于做人的谦卑状态。布罗茨基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的《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演讲中说：“如果说流亡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它教人谦卑。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流亡是关于这一美德的终极课程。而对于一名作家来说，它尤其是无价之宝，因为它将给他可能的最长远的眼光。”这“长远的眼光”就是文学的距离。因此“流亡作家大体上是一个向后看、向后走的存在物。换句话说，追怀往事在他的生活中（与其他人相比）占有过量的比重，而将现实逼退到阴影之中，并使未来黯然失色，有如沉落在特浓的豌豆汤里”。这也正是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在《知识分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一文中强调的，流亡既是真实的情景，也是个隐喻的情景。

后者的流亡，是绝对真实的情景。

自“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中国的东北、华北、东南相继为侵华日军所攻陷，许多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开始流亡、逃难。

抗日战争过程由于日军侵略不断推进，大批民众迁移逃亡到西部（来源：百度）

我的“八十年代”，由关注“东北流亡文学”，而结识端木蕻良、萧军、舒群、罗峰、白朗、骆宾基等一批“东北流亡作家”。从呼兰河到浅水湾，从松花江到风陵渡，从巨流河到嘉陵江，他们在离散、逃难中行吟，那是流亡的悲歌。他们苦难的行吟之路，我是用和平的脚步丈量，并为之写了一本《东北流亡文学史论》。

“东北流亡文学”是抗战文学的先声。流动的现实生活，变化的时空中，“流亡学生”的文学之声却是另一种回响，是更为沉重的心灵撞击。

“流亡学生”的文学呈现，从小学生——十三岁小岵女士（吴大年）的《小难民自述》，到大学生穆旦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及“滇缅公路”，还有唐德刚“在水壶与溺桶之间川流不息”的情景叙事（沙坪坝茶馆），都是最现实的苦乐年华。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1934年负责国民党东北党务的齐世英等在北平创办，1936年南迁，十年间辗转苏、湘、桂、黔、蜀等省份（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官方微信公众号）

王鼎钧强调所谓“流亡学生”，“就是从日本占领区跑出来，到抗战地区得到暂时安置的学生。但是日军还是随时会打过来，所以学校是流动的。我们到后方，其实是一路逃亡”（王鼎钧编著：《东鸣西应记》，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160页）。厚重的文学馈赠需要时间，几个“流亡学生”重要的长篇《未央歌》（鹿桥）、《战争与爱情》（唐德刚）、《南渡记》（宗璞）、《怒目少年》（王鼎钧）、《巨流河》（齐邦媛），绵延六十多年。这别样的文学风景中，沾染着血泪；这另类的弦歌中，是苦难、岁月和真情凝就的低吟、浅唱。眼泪滴落在牛奶里，纯真、善良、自信、乐观、友爱、悲悯的情感发酵，酿就最善的人、最真的情与最美的文。

展读几十位“流亡学生”的文学作品后，猛然发现眼前的穆旦、鹿桥、刘兆吉、齐邦媛均为南开学子，正是“神会而铸就南开真精神”的最好见证。

抗战时期的重庆南开中学。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迫于抗战形势与学校生存发展境况，于1936年在重庆创办，倡导教育救国（来源：华龙网）

这里与我文学之约的是“流亡学生”齐邦媛、王鼎钧对历史的见证。战争年代生活的残酷和绝望，血腥与疯狂，愤怒与伤心，被他们用时间蒸馏、升华，用文学的刻刀琢璞成玉，点石成金。《巨流河》《怒目少年》是回忆录性的纪实长篇，小人物对历史有同样的发言权，因为他们以个体的真实体验，用文字记录了历史的另一种面相。王鼎钧说：“流亡也有它的哲学。哲学解释生存，流亡既成为一种生活，需要解释，有需要就有发明。流亡也有它的言说之成理，持之有故。”（《东鸣西应记》，111页）

姜老味正，意新语工。齐邦媛与王鼎钧都是在八十岁以后登顶、绽放。一个人的小我，见证一个内忧外患的大时代，乃至一个世纪的历史。行到水穷，坐看云起，不同的呈现却是化蝶与捕蝶。

“艺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东鸣西应记》，223页）

性定会心自远，风流人物往矣，文学犹在。

写作《胡适传》，纸上结识齐世英。这个留学日本、德国归来的东北之子，因不满和反对张家父子而流亡关内，创办招收流亡学生的“东北中山中学”及政论刊物《时与潮》。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又因不满蒋家父子的独裁，与雷震、胡适合作，谋求成立“自由党”。

阅读《巨流河》前，是先看到另一位东北之子王德威为齐邦媛写的书评。当齐世英的名字出现在眼前时，才有进一步阅读的兴奋。更是因为“东北中山中学”里这个“流亡学生”张大飞（原名张乃昌，后改大非、大飞）让我惊诧，几年来无法平静，每次路过南京新街口和抗日烈士纪念馆，都会想起齐邦媛。

齐邦媛全家福，前排左二为父亲齐世英，后排右一为齐邦媛（来源：《巨流河》）

张大飞的父亲，沈阳县公安局局长，因包容抗日分子，被日军在广场活活烧死。大飞辗转躲藏，孤身逃到南京，进了“东北中山中学”。如今，大飞的名字与英魂被镌刻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

学校里生活艰苦，每当周末，邦媛的哥哥振一会带大飞来家，让他有家的温暖。邦媛也多了这么一个长自己六岁的大飞哥。

第四次阅读张大飞的故事后，我登上南坡林木茂密、北坡悬崖峭壁的牛首山。

我随齐邦媛回到一九三七年的清明时节。

我独立山巅，眼前是如此一幕——

南京的春天，有些来迟，没有阳光的午后，仍有许多寒意。十二岁的邦媛，随哥哥振一、大飞等一群东北流亡学生，在攀登。瘦小的邦媛最后一个登顶。也许是攀登的缘故，邦媛衣单而显得瘦弱，吃力地到达顶端。

几个相互比赛体力，迅速登顶的大男生，和哥哥振一、大飞，因饱览过山顶的春色，眼见风起云飞，便欢呼雀跃，飞快下山。

张大飞像（来源：纪录片《冲天》）

四点多了，刚刚登顶的邦媛还没喘过气来，大男生们已经开始下山了。

风大寒冷，她脚下发软，艰难地下行，走到半山，哥哥、大飞早已抵达山下。天渐近傍晚，寒意伴随着恐惧，邦媛走不动了，她紧紧抱住石崖，开始呼喊、哭泣。

这时，邦媛远远看到大飞哥在山下隘口看她。

天色渐暗，大飞重新回头攀登，走近紧抱石崖的邦媛，牵手下山。

天色暗，风中寒。行至隘口，大飞脱下自己的学生棉大衣，紧紧包裹着只有三十多斤的邦媛。

“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

六十多年后，邦媛的《巨流河》，一纸风行。

如今的牛首山，佛光梵音，我在牛首之巅，感受温情与敬意之时，看到的是这样的看与被看：

数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到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巨流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一年版，40页）

抗战开始后，大非变成了大飞，出生入死，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

2015年台湾纪录片《冲天》，以1937-1945年中日全面战争为背景，追念抗战过程中的空军故事

无论是美国训练，还是升空作战之前，他都不忘给邦媛妹妹一纸讯信。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匆匆又经年，嘉陵江边。

又是人间四月天。

那年风里，此时雨中。

一九四三年，邦媛高二即将毕业的春天。那是雨季，流亡南开中学的校园，黄昏时分，中学生邦媛被同学告知，有来客在学校操场等候。

嘉陵江已不复当年的清澈，我因写作《民国大学的文脉》，追寻流亡学生的踪影，第四次来到山城。

齐邦媛著：《巨流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我也在雨中，眼前是这样一幕——

邦媛由梅林走过，高高的雨人，向她走来。

是大飞，他穿着雨衣，走一半却停下了雨水中的脚步，“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

部队换防，大飞在重庆转机，吉普车在南开中学门口尚未熄火，他是匆匆来见邦媛一面。

屋檐下，大飞把邦媛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

此情此景，那个牛首山上的大棉衣变成了大雨衣。

邦媛听到了大飞急促的心跳。

大飞松手让邦媛快回宿舍，果断的口气：“我必须走了。”

大飞雨中疾行。

我澄明的心中，是这寂静之音，我听到邦媛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

战争极端残酷、无情。

距抗战胜利刚好还有三个月的五月十五日，大飞在豫南的空战中为掩护战友，壮烈殉国。

齐邦媛捐赠的张大飞烈士遗物（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官方微信公众号）

悲从喜中来。邦媛说：

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巨流河》，97页）

此言刻骨，字字锥心。

走下牛首山，大飞不寂寞。我从豫南来，紫金山上，找到大飞。

一对夫妇为儿子十八岁庆生，来参观、祭奠抗日航空烈士。面对一米八五的英俊少年，我问家长：“让他也当飞行员？”

回答：“我们让他来祭奠前辈！”

是的，让他来感受信念的力量和大爱的温情。

我们一起在刻有大飞名字的石碑前，久久不忍离去，是想多陪伴大飞一会儿。

这里，邦媛也曾来过。

南京航空烈士公墓，最早由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于1932年建立，以纪念在北伐与淞沪抗战中阵亡的空军飞行员。抗战胜利后，陆续将全国各地抗战中牺牲的空军将士迁葬于此（来源：百度）

国仇家恨，流亡学生大飞放弃上大学，从军杀敌。

痛失我爱，流亡学生邦媛饱含真情的文字也让大飞英灵永在。

经风见雨，空间见证苦难，时间铸就人生，凝成文字。

化蛹为蝶，华章彩缎。与邦媛文学之约，爱，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