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锦新样 | 吴方：斜阳系缆——漫谈历史中的俞平伯

原创吴方读书杂志

编者按

吴方以其从容淡定、潇洒灵动的笔触，为历史中的俞平伯证言，为“超脱”和“日暮心”的俞平伯画像。他对人物的考察沉潜深厚，体贴入微，是《读书》关于知识分子精神书写的典范。

斜阳系缆——漫谈历史中的俞平伯

文 | 吴方

（原载《读书》1992年7期）

那还是庚午秋，一九九〇年十月，忽闻俞平伯先生以九十高龄遽归道山了。想到俞先生大概是来也从容去也从容，落花澹定，似具一种特别的风致，还记得他咏春的旧词：“……春来依旧矣，春去知何似，花鸟总芳菲，空枝闻鸟啼”，寸心真堪细味。

盍兴乎来！得读俞先生大本小本新本旧本的遗著，又一番春草绿庭阶的时候了。翻览旧章，已兼旬日，可片片断断，终不得纲领，不由颓然一叹：以俞氏之数度劫波，沧桑略饱，如其自述“苍狗白衣云影迁，悲欢离合幻尘缘”，又加晚景有十年安定，亦未断文墨因缘，何以不曾作过自传、回忆录或者哪怕一点儿“忆往”呢？这很“可惜”。在时人看，也未免“不入时”。莫非情形真的是秋月当窗情味已归寂寥？也许“不言”正包涵着许多东西，难言或惘于“往事知多少”；或许“不入时”也正是老人的个性？

俞平伯（来源：搜狐网）

由个性而想到俞先生的“超脱”和“日暮心”等等，世情冷暖中其人心境当与“故作洒脱”无关，也不是“向前看”那般事，实际上倒不如说禁忌犹在更合适。譬如一九五四年那场大批判，以俞平伯为靶子，使其“名播”四海，三十余年不移，是直到一九八六年才做了新的结论予以解脱，俞先生虽是好做梦的人，然而这场噩梦何其长也。翳影不去，不够超脱的人难免熬它不过，超脱如俞氏者，大概也只能“而已而已”了。让人可以理解的是：时间流逝，以及一种传统的文化性格对历史的“抗拒”，往往在于将荣辱得失都看淡漠了。诚然，“无言”也是一种言语，下面这段话似乎可以发往日“未发之覆”。据俞老外孙韦柰记：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五日，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在家中与世长辞，在病榻上苦熬了半年的他，终于得到了解脱。丧事遵嘱从简，像生前一样，他穿着半新不旧的中式棉袄、夹裤和一双布底鞋，在火化场依次排队，等候完成人生的最后一步。

他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然而在他八十五岁那年，只用十四个字概括为“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华年受阻，应始于一九五四年那场对他来说是极不公正的批判，那年他只有五十四岁。(《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光明日报》一九九二年四月四日)

俞平伯夫妇（《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内页插图）

俞老晚年心态流露，在“倦说”二字，然而“方知”一句，落一“阻”字，似包孕甚多。“华年”当为韶华之年，“四纪”已近于“知天命”了，大坎坷在此际，也就是所谓“人过中年”。不过俞平伯的超脱又非仅在坎坷之后，读他早年的散文，便可知他于人生即离之间特有的感悟，是因源远所以流长的。他有散文一题曰《中年》，便说：

当遥指青山是我们的归路，不免感到轻微的战栗。(或者不很轻微更是人情。)可是走得近了，空翠渐减，终于到了某一点，不见遥青，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憧憬既已销释了，我们遂坦然长往。所谓某一点原是很难确定的，假如有，那就是中年。

…………

再以山作比。上去时兴致蓬勃，惟恐山径虽长不敌脚步之健。事实上呢，好一座大山，且有得走哩。因此凡来游的都快乐地努力地向前走。及走上山顶，四顾空阔，面前蜿蜒着一条下山的路，若论初心，那时应当感到何等的颓唐呢。但是，不。我们起先认为过健的脚力，与山径相形而见绌，兴致呢，于山尖一望之余随烟云而俱远；现在只剩得一个意念，逐渐的迫切起来，这就是想回家。下山的路去得疾啊，可是，对于归人，你得知道，却别有一般滋味的。(《杂拌儿之二》)

俞平伯作《追和陶然亭雪珊题壁韵》（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俞氏多感岁时却少激昂意态，退而于古槐居里自吟自嗟，也是一种性格使然。从客观上说，是就某种得失是非让一地步而天地稍宽；就主观而言，也不妨获得一种达观或静观的状态，聊以解忧。我们从这一思路去想，或者可以替俞平伯晚年的“讳言”（关于以往）以及“有弗为”作一解。不过，解谜总不免有“强作”的一面，何况世情心史往往最难透辟分明。即以一九五四年“批俞”大冲击以后，红学史云遮雾苫有增无已而言，俞氏身处其中，除了只能躬自厚责之外，又何以清理“剪不断，理还乱，是红学”呢？“倦说”同“困知”相联系，也很自然的。一九七五年俞平伯曾念着“不胜回车腹痛之悲，悬剑空垅之恨”，回忆畴昔与陈寅恪共读韦庄《秦妇吟》（没世重出）的情景，并草《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一文，其中论及“韦庄晚年深讳此诗之原由”，自称“呓词”，其实有“慎言”深意。文章先引陈寅恪对此一问题的看法：“……端己之诗流行一世，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以生平之杰构，古今之至文，而竟垂戒子孙禁其传布者，其故倘在斯欤？倘在斯欤？”俞平伯认为陈氏的结论“固视旧说为有进”，进而又点出：“然终不过可能或有之事耳。于篇末再作疑词，亦其慎也。昔刘孝标之重答秣陵曰：“音徽未沫，其人已亡；青简尚新，宿草将列。’窃有同慨焉。”由此不免想到现代红学史上所曾面临的类似情况，想到探求历史真实的困难以及前贤对这种真实的尊重，后人又是否与俞先生“有同慨焉”？这是读先生未沫之言可以兴会的一点启示。

陈寅恪《秦妇吟校笺》（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话说回来，几十年风也萧萧雨也萧萧，在寂寞和沉默中做着“想回家”的归客，俞平伯的由隐而显，本是不情愿地由现代历史戏剧来作了安排。晚生者也能多识其名，盖源于一九五四年那场运动及其余波后浪——恐怕没有多少人了解那个作为“五四”新诗人、曾以现代散文小品名家兼擅治古代诗词曲的俞平伯——这场运动使“俞平伯”三个字成了“整个学术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名词。如果说后来还有另外一点格外的印象，需补说是来自十年前读杨绛的《干校六记》。杨文记实，然而所记当年“下干校”的细事，委婉有风人之旨，就中，又尤以记年逾七旬的俞平老和俞师母“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一节，最令人唏歔。

一九五四年陡然掀起的“评红批俞”运动，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既出之偶然又可归诸必然。翻检旧案，这场运动可以称得上中国现代学术思潮史上的重点章节，即在现代文化的意识形态支配背景、思想模式、治学方法以及思潮风气等方面，都要求一个整体性的深刻变动，或者说，要求在“不破不立”之中确定一种由思想斗争来统帅的新的学术范式。结合对俞平伯的批判和对《红楼梦》的讨论，以唯物史观为圭臬的社会历史批评，现实主义和典型化的文艺理论以及进行思想斗争的方法日益成为主导，大抵都是新范式的展开。这一变动，在学术史的意义上，和“五四”以后一批学人用新方法整理国故（包括胡适以考证为宗的新红学）有点相似，但性质、势头、影响都严重、深远得多。如果说这是一篇“大文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恰好拿来做了“破题”。

俞平伯的检讨手迹，全文发表在1955年3月15日的《文艺报》半月刊第5期（来源：yidianchina.com）

读“故纸”一束以及近几十年的红学小史，不知为什么会有“相逢一笑”之感。这倒不是自觉“旁观者清”或“看人挑担不觉沉”，相反，却免不了有“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的情况。是真糊涂。因为原则上虽然明白“真理越辩越明”，但在具体进入问题时，接触与《红楼梦》有关的作者、作者与文本关系、版本、结构断续、内容意义阐释以及叙述方式、风格等等上面发生的争论，往往聚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兼而怀疑，由于史料的阙隐不彰和优秀作品所具有的开放性、阐释的更多可能性，清楚是否可能？或者说，（倘若）“水至清则无鱼”，便好么？大概也因此，“红学”不妨成了与对象若即若离的另外一种“游戏”。参与“游戏”，也意味着寻求某种当下性的文化旨趣。不过，这还是显示了一种典型的学术困难，“实事求是”的困难：太执著不行，学术本身却要求执著，太有定见不行，学术又需要定见以至于排他性的定见来支撑。我想，学术的进境，又只可能在于相对地克服这种困难的努力中。

话扯远了，还是说一九五四年的俞平伯。据统计，从一九五四年九月到翌年五月，国内主要报刊发表批俞文章和座谈纪要约一百三十余篇，不包括毛泽东那封著名的信和俞平伯的检讨。后来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也很不一致，或基本肯定，或基本否定，或有所折衷，这也不必多说了。只是我们忍不住好奇，要将有关文字拿来对读，多少觉得有些事情太离“求是”的谱。譬如，俞平伯并非纯粹的红学考证家，他曾在早期出版的《红楼梦辨》中说过文学考证可以同小说批评相结合的意思：“考证虽是近于科学的，历史的，但并无妨于文艺底领略，且岂但无妨，更可以引读者作深一层的领略。”又说：“我们可以一方作《红楼梦》的分析工夫，但一方仍可以综合地去赏鉴、陶醉；不能说因为有了考证，便妨害人们的鉴赏。”他还一再申言：小说只是小说；希望能“不把浑圆的体看作平薄的片”。但是后来的批判则断言，俞平伯“只不过是以考证的方法代替了文学批评的原则而已”。这么一来，“帽子”和“脑袋”之间似乎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帽子”从此滥制矣。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手札：“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来源：7788.com）

又譬如，俞平伯在一九五二年重版《红楼梦辨》（更名《红楼梦研究》）时，已删掉了“把曹雪芹的生平跟书中贾家的事情搅在一起”的《红楼梦年表》，也删去了“《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这句话。实际上他早在一九二五年就修正和批评了“自传说”，并强调：“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生平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转引自刘梦溪《红学》）但是五四年的批判却仍然要栽给俞平伯一罪：“和胡适一样，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后面烧火升温，请君入炉的话当然也还多，这样的例子更还不少。俞平伯当然讷讷不能辩。

说到学术史传统，自有卓然的典范或溃毁的教训，有这样的思想或那样的方法，有学风上的朴实或者空疏，流派也不尽二三数。但是若究其要旨，深的不能说，浅的，在学和术的入门处尽量做实事求是，应该算一条，起码的一条。章太炎讲治学心得，所谓“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大抵也以此为宗基。可这也迫于时势牵拘未尝就容易做到的。俞平伯的思想高度和学术路子，或不免有其局限，而求真（真率、坦诚）、求是（平情平心而论）又不失其可以一近謦咳的风度，也就是说，无论在整个做学问的过程中会不会有失误，都抱着乎实地了解和研究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自以为是很平心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确没有多么了不起处，但他的“平心”自省可堪体味，尽管当年他所处的时势情境不肯容纳这两个字。

1925年首版俞平伯新诗集《忆》，插画出自丰子恺之手（来源：gucn.com）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白居易《放言》）等着俞乎伯的，不止一个“七年”。

盖闻逆旅炊梁。衰荣如此。墓门宿草，恩怨何曾。是以白饭黄齑，首蓿之盘飧还是；乌纱红袖，傀儡之装扮已非。

盖闻游子忘归，觉九天之尚隘；劳人反本，知寸心之已宽。是以单枕闲凭，有如此夜；千秋长想，不似当年。(《燕郊集·演连珠》)

俞平伯的散文集《燕郊集》，是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于1933-1937年间出版的《良友文学丛书》中的第28册（来源：cang.com）

俞平伯作过一些“连珠体”的文字，颇可讽诵，也是借以述发对世态人情的体会，如谓“上书慨慷，非无阿世之嫌，说难卑微，弥感忧时之重”；“思无不周，虽远必察，情有独钟，虽近犹迷”；“塞雁城乌，画屏自暖，单衾小簟，一舸分寒”；或者“悲愉啼笑，物性率真，容貌威仪，人文起伪”；等等。颇可见理趣、性情。这亦如他的散文小品（《杂拌儿》《燕知草》《燕郊集》等），虽然评家觉其有板滞、繁缛、朦胧或者枯涩的毛病，但有个性和特有的风致，仍是为人为文于世于己若即若离的一格，骨相不失冲淡自然。即如下面的文字，也还可感：

人和“其他”外缘的关联，打开窗子说亮话，是没有那回事。真的不可须臾离的外缘是人与人的系属，所谓人间便是。我们试想：若没有飘零的游子，则西风下的黄叶，原不妨由它们花花自己去响着。若没有憔悴的女儿，则枯干了的红莲花瓣，何必常夹在诗集呢？人万一没有悲欢离合，月即使有阴晴圆缺，又何为呢？怀中不曾收得美人的倩影，则入画的湖山，其黯淡又将如何呢？……一言蔽之，人对于万有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这基本趣味假如消失了，则大地河山及它所有的兰因絮果毕落于渺茫了。（《清河坊》）

孔子有言：“盍各言尔志。”这趣味的依恋，载道怕载不起，总还不妨“言志”，这性情在俞平伯的天地里沉浮，局限自是不待言。好处大概是不拘泥，或者说有所执有所不执，不端着架子，礼法、世故种种也不大在乎了。落到文字，虽然表面上俞平伯的涩味不如朱自清的清秀，不得“入口即化”，也不如周作人的简淡蕴藉，但在内里的气质，恐怕又最洒脱和雅致。进而言，也是“以自然为怀”，如其所谓“一切文化都是’顺自然之理以反自然”，人就生活在这种矛盾里，意识到这种矛盾的不可强作解结，也便能徜样于“渐近自然”的一层。我想，他的“趣味为主”，便这么着来了。也是不愿胶柱鼓瑟的意思。读书、作文、赋诗、说词、度曲，连带着为人处事，因研究《红楼梦》而挨批，总之在“趣味”一点，都可以互为印证。

时代也曾不容许趣味的存在，俞先生亦长久沉默。现在重晤先生的文字，知味仍复不浅。知堂曾说，“平伯所写的文章”，“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的新”。感觉这还是很相宜的话，宜于三复斯言。俞平伯的文化经历也表示，他既是个新人物又是个旧人物，这使他承受幸与不幸的命运，走完旅途。谁又能简单地洞察历史？

一九九二.四.北京小街

编辑后记：1995年，吴方不幸英年早逝。今天重温此文，以示我们对他的纪念。

吴方与友人合影（左起：吴方、葛兆光、冯统一、尚刚，1990年秋摄于北京八大处，吴彬供图）

新版《回响的世纪风铃》（吴方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文中图片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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