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首发 | 葛兆光：当“暹罗”改名“泰国”

当“暹罗”改名“泰国”

——从一九三九年往事说到历史学与民族主义

文 | 葛兆光

（《读书》2018年11期新刊）

一九三九年七月，还在香港养病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收到外交部来函，询问：“关于暹罗人改称泰施，其来历与中国之关系如何？”蔡元培立即把此函转发给史语所，让史语所进行研究。同年的八月九日，收到史语所回函：“送暹罗改称泰国、暹罗人改称泰人诸问题论文，请转交外交部。”（《蔡元培日记》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643页）现在，我们一时不能查出究竟史语所送呈院长的是什么人写的，什么内容的论文，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倒是很清楚的。

一九三九年，以銮披汶为首的泰国政府，在暹罗鼓动“大泰族主义”，特别是一方面在当时深入东南亚的日本鼓动之下，一方面在当时流行的“民族国家”（即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共同国家”）的理论刺激下，号召要统一所有邻国中的一切泰人，建立自己的大泰国。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泰国艺术厅厅长銮威集瓦他干发表演说，说大泰族的分布超越了暹罗国境，在中国广东有七十万，贵州四百万，云南六百万，四川五十万，海南三十万，越南与老挝两百万，缅甸两百万。而且“滇、黔、桂、粤至越、缅各地的泰族，闻暹罗亦有泰族而喜，故须唤起泰族，团结合作，领导泰族，进于繁荣”。这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暹罗正式改名泰国（Thailand），政府公告中说：“基于本国国名，素被作二种称呼，即‘泰’与‘暹罗’。唯民众则多喜称‘泰’。政府为依民意，故更改国号及国籍。”

銮披汶·颂堪，1938年出任暹罗王国总理后，将“暹罗”改名“泰国”，对内推行民族主义经济与文化政策，对外要求收复法国占领的领土（来源：commons.wikimedia.org）

暹罗改名泰国，在当时的中国引起震撼，一时间议论纷纷。很快，吴逸生在《现实》第二期发表《暹罗改国名曰泰》，郑重告诉国民“这是一件含有极大的政治野心的动作”；苏鸿宾在《南洋研究》第八卷第三号上发表《暹罗改变国号之意义》，指出暹罗提倡大泰主义，是“明明效法希特勒之借口，与日耳曼民族分布于中欧东欧者需听其团结合并而为一国之说相同”。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也敏感地察觉到，泰国改国名，排斥华人，奉行大泰族主义，对于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是一种威胁。当时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日本侵略阴谋怂恿下，泰国政府主导的一次民族主义运动。因此，特别担心这会引起国内所谓“泰族”甚至包括苗族、彝族的独立倾向。

特别是，这一波风潮与当时汪精卫之叛变、日本南进策略、国内苗族复兴倾向相互呼应，是否会掀起一股分裂中国的波澜？

最早察觉这一趋向的历史学者中，可能第一个就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那时暹罗还没有宣布改名——他给顾颉刚讨论边疆问题的一封信中，就提醒顾颉刚注意：“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傅斯年致顾颉刚[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傅斯年遗札》，954页）可能是在傅斯年的提醒下，六月暹罗宣布更改国名之后，国内气氛紧张，议论纷纷，作为一个关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十一月五日的《新中国日报》上，就以“顾铭坚”笔名发表《中国人应注意暹罗的态度》一文。在文章开头他就问：“暹罗是一个独立国家，改国名是其自由，为什么改为‘泰国’便和我国发生关系了呢？”

顾颉刚，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族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来源：新浪)

在民族危机时代的史家顾颉刚，对通过历史学论述捍卫国家统一有很强的责任感。他强调说，暹罗在历史上是中国的朝贡国，又得了中国的无数好处，“不止靠中国人救回来，也是靠中国人充实起来，……中国确实是暹罗的母国，暹罗的种族、文化、经济诸端，无一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孕育长养起来的”。可是，现在的暹罗傍上了现代化的日本，居然要“造出理由以抢夺我们的国土”。

为什么顾颉刚说是“抢夺我们的国土”？他说，因为他们这一民族即“泰”（Thai），英文为“Shan”，中文和日文中有“掸”，《后汉书》有“掸国”，这个国家原本在缅甸（在今缅甸掸邦），但日本学者怀着“独霸东亚”的野心“杜造历史”，说自古掸国等就是一族，他们都是泰族。当时日本对东南亚包抄拉拢的局势，让中国学者特别注意到暹罗改名的日本阴影，也看到这种历史叙述背后的政治意图。因此他指出，暹罗的一些鼓吹“大泰族主义”的人，就宣称包括中国的云南、贵州和广西的好些非汉民族，尤其是云南西南的摆夷，都是泰族。由于暹罗把它当作自己的来源，并且在建立大泰族国家的口号下，宣称：“凡是泰族人都应当属于这个国家，凡是泰族人以前诸国的土地都应当还给这个国家。”

顾颉刚非常愤怒，他说：“暹罗改国号的一事，和我国西南边防是有重要的关系的。”

民族主义向来是一柄双刃剑。

在面临外敌侵略和国族危机的时代，正义的民族主义常常是国族凝聚力和动员力的来源，在和平的国际秩序和合理的全球贸易时代，狭隘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政治民族主义）往往造成人类之间的敌意。民族主义立场影响下的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历史一方面当然有唤起民族认同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也应当有促成世界意识的作用。可是，当民族主义的正义和热情影响到历史学，甚至干预了对是非真伪的判断时，它也会导致历史判断偏离甚至走向极端。暹罗更改国名的事件，就影响到一个原本纯粹历史学的判断，即暹罗或泰族，是起源于中国云南吗？历史上的南诏大理是泰族建立的吗？他们是因为汉代和元代的压迫被迫南迁的吗？

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学界主要是欧洲东方学界，对于“泰族”或“暹罗”的历史，往往支持一种说法，即（一）泰族起源于云南（甚至起源于中国内地），被汉族（如诸葛亮）、蒙古人（忽必烈）一次又一次的侵略而被迫南迁；（二）古代的哀牢夷（汉代）、孟获（三国）就是泰族；（三）南诏（唐）、大理（宋），都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这些说法，得到很多西洋、东洋学者的研究支持。中国学者陈吕范曾列举出不少例子，比如“汉族压迫泰族南迁”，是法国人拉克伯里在《掸族发源地》〔The Crable of the Shan Race，这篇论文原本是科洪(A. R. Colquhoun)的 Amongst the Shans 一书的“导言”〕中提出来的。他说，汉人的祖先是公元前二十三世纪才从中亚进入中国的，然而在公元前二二〇八年，掸族就已经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掸族的祖先，发源于四川北部和陕西南部；而著名的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也主张，南诏就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而英国人戴维斯（H. R. Davies）的《云南：印度与扬子江之间的连线》（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Yangtze，Cambridge，1909）更认为，掸族发源于广东。这个说法得到德国克勒纳（W. Credner）的赞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克勒纳在《南诏故都考察记》（Culturaland Geographical Observations Made in the Tali Yunnan region with SpecialRegard to the Nanzhao Problem）中，也说掸族是从华南热带地区迁徙过来的；而美国传教士杜德（W. G. Dodd）的名著《泰族——中国人的兄长》（The Tai Race，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Iowa，1923）则认为，泰族属于蒙古血统，是比希伯来人和汉人更古老的民族，远在公元前二二〇〇年中国人来到之前，就已经是中国土地上的主人，其故居在阿尔泰山一带，以后逐步由北方迁入中国，公元前六世纪又从中国中部迁入南部，再从南部迁入印支半岛（参看陈吕范主编：《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二〇〇五年）。

丹隆·拉查奴帕亲王，第一个运用西方历史学研究法研究暹罗历史的人，他编著有《曼谷王朝拉玛二世编年史》《曼谷王朝拉玛五世编年史》以及《暹罗佛塔志》（en.wikipedia.org）

被誉为“暹罗历史之父”的丹隆·拉查奴帕亲王（DamrongRajanubhab，1862-1943）一九二五年在朱拉隆功大学关于暹罗历史的系列演讲，后来被编辑为《暹罗古代史》一书，大致就是这样叙述暹罗的历史的（丹隆：《暹罗古代史》，有王又申中译本，一九三〇年。由于此书中译本错误很多，曾被许云樵等人严厉批评）。而集大成的英国学者吴迪（W. A. R. Wood）所著《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就接着这些说法，认为在公元前五八五年（东周简王元年）以前，中华帝国只是在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都是蛮夷，“其中泰半殆为泰族，皆系今日之暹罗人、老挝人，与乎掸（Shan）诸民族之鼻祖也”。他们是在耶稣纪年一世纪，才“相率南移，达今之掸国北部一带之地”。他强调，南诏就是泰族所建王国，早在公元六五〇年（唐永徽元年），“泰族复告独立，且蔚然成为强盛之帝国”，只是“公元一二五三年，南诏（或大理）为忽必烈汗（元世祖）所征服，此为泰族帝国之终局，而其结果即促成泰民族大量南迁”（《暹罗史》第一章，陈礼颂中译本，一九四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