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李雪涛：谢福芸笔下的太虚法师

文 | 李雪涛

（《读书》2019年1期新刊）

谢福芸（Dorothea Hosie，1885-1959）是著名汉学家、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之女，她出生于浙江宁波，后跟随去温州传教的父母在那里长大。谢福芸七岁时回英国读书，毕业于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后嫁给英国驻华外交官谢立山爵士（Sir Alexander Hosie，1853-1925）。谢福芸一生与中国结下了各种不解之缘：她曾于一九二六年出任中英庚款访华代表团秘书；她所撰写的四部有关中国人物风情的书籍，在英美世界引起过极大的反响。

《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作者谢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

一九二九年，谢福芸出版了她以中国为主题的作品《中国淑女》（Portrait of a Chinese Lady and Certain of Her Contemporaries），描写了她一九二六年跟随以威灵顿勋爵（Lord Wellingdon）为首的中英庚款委员会代表团访华时在南京、杭州、汉口、天津等地的见闻和感想。书中有一章记载了太虚法师在英国访问时的轶事，是非常珍贵的一手文献资料。

庚款代表团参观杭州麻风病医院，谢福芸拍摄（照片中的外国女性即庚款代表团的威灵顿勋爵夫人）

谢福芸所记述的是太虚法师一九二八年十月至十一月访英的情景。谢福芸写道：

就在几个月前，我突然被请去给武昌南普陀寺方丈太虚法师做了半天的向导，他是佛教界最忠诚、最智慧的倡导者之一。他此次欧洲之行的目的是给我们的宗教领袖讲解佛教的美德。可惜他在英国只能待一周，而我们的宗教领袖通常日程都排得很满。而对于东方的神职人员来说，这是不对的。他们应该静静地待在那里，等着那些真诚的求道者主动找上门来聆听教诲。

此处“武昌南普陀寺方丈太虚法师”是错误的，不仅南普陀寺不在武昌，她将“南普陀”两次都拼错成了“Nan Tu Pu”。一九二二年春太虚创立武昌佛学院，一九二七年四月开始接任会泉法师任厦门南普陀寺方丈，兼任闽南佛学院院长。谢福芸显然是将这两件事混在了一起。从字里行间来看，谢福芸对自己有幸给太虚法师做了半天的向导感到非常荣幸。基督教认为，人人都是罪人，都有原罪，唯有靠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得救。因此，基督教需要主动将神的好消息（福音）传给大家。而佛教常常强调“随缘”，这就是谢福芸所谓的“他们应该静静地待在那里，等着那些真诚的求道者主动找上门来聆听教诲”。佛教徒这种“随缘”的被动“传教”方式，让谢福芸反思了英国的神职人员整天疲于奔命主动出击的方式，她认为这原本不应当是这些“精神”领袖的本职。此外，根据《太虚大师年谱》，太虚法师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从巴黎抵达伦敦，至他十一月六日离开伦敦到达比京（布鲁塞尔），前后共计十五天，超过了两周的时间，并非谢福芸所说的一周。

太虚法师（来源：sns.91ddcc.com）

谢福芸听说伦敦市长要在其官邸举办一次宗教会议，她设法让太虚法师前往参加：

市长大人做会议主持，发言者包括鲍德温首相、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卫理公会主席。太虚法师本来至少能见到他们。但是他来晚了，一开始是来得太早，于是就离开了，后来是我打电话求他，他才又再次回来。他在中国秘书的陪同下悄无声息地返回了现场。他的秘书讲英语，穿着完美的晨礼服和条纹裤。太虚法师的形象则令人愉悦，他身着橘色缎面袈裟，洁净脱俗，魅力四射。在一群身着深色衣服的英国人的反衬下，他就像一块经过雕琢的琥珀一样醒目突出。他低眉顺眼，剃光的头上戴了一顶贝雷帽，脖子上挂了一串木制念珠。他静悄悄地进门，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为显示宽容大度，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和尚，他还握了握我这个外国人、一个女人的手。

由于是突然通知参加的一个高层宗教会议，谢福芸显然没有与太虚法师协商好时间。不过谢福芸还是盛赞了太虚得体的穿戴和举止，她还特别强调，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作为和尚的太虚居然还握了一位外国女士的手！谢福芸继续讲述太虚法师在宗教会议上的举止言谈：

我们周围的人都站立着，在唱赞美诗。“他们唱的是什么？”他小声问道。我们听到的是《你是生命之泉》。“他们在唱耶稣像水一样，纯洁解渴，”我低声回答，“这是个比方，寓言。”他点点头。水在每个宗教里都是寓言。他转着念珠。拥有天使般纯洁心灵的约翰·卫斯理一定更愿意在这个会议上见到太虚这位佛教徒——这个集会就是为了纪念这位把全世界当作自己教区的牧师而举办的。

约翰·卫斯理

以基督新教为主要信仰的英国，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殖民地，他们的宗教领袖在与其他宗教领袖的对话方面，也积累了诸多的经验。此次太虚参加的宗教会议是为纪念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而举办的。卫斯理对谢福芸而言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他是英国循道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亦称“卫理宗”）的创始人，而谢福芸的父亲苏慧廉正是这一差会的传教士。因此她感叹，这位循道公会的先驱如果能跟太虚见面的话，可能会产生更丰富的思想。因为太虚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安排，因此他在此期间有些坐立不安。谢福芸继续写道：

当观众鼓掌时，太虚法师转过头看了我一眼，意思是他理解大家情绪的激动，尽管语言有时可能起不到同样的作用。不过，他此时显得很焦虑，因为他不想下一场活动再迟到，所以他尽量不让人觉察地不时看一看腕上的手表，足足有十次之多。像进来一样，他又悄悄地离开了大厅，坐上了一辆出租车。我不知道，如果能在英国待足够长的时间，这位南普陀寺的方丈太虚法师是否需要像我们一样，借助时光机或是其他设备来确保更多的人能接触到他。

由于太虚不懂英文，而在参加宗教会议的时候，不可能一直有人为他做口头的翻译，因此他感到有些不便，尽管谢福芸认为太虚有一定的智慧，能够理解其中的一些环节。更主要的是因为太虚接下来还有演讲，由于怕再次迟到，因此他感到心神不定。

接下来谢福芸描写了太虚法师在伦敦的演讲，从她的描述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时太虚法师在欧洲的演讲方式：

下一场活动，太虚法师自己是发言人。他讲话带有浓重的华中地区口音，所以在座的听众很少有人能听懂他的讲话。身披橘色袈裟的他站在黑板前面，风度高雅。每五分钟，他会高雅地退下，让站在阅读灯后的翻译读出译文，这时太虚法师眼睛朝下，俨然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绅士。但当他说起佛陀，说起蒙受启迪的良心，说起至纯，他会扬起白皙的圆脸，脸上写着真诚而勇敢，他的目光穿越这间单调刻板的伦敦阶梯教室，投向很远很远的地方。他的双手富于感染力地自由挥舞，像花儿一样开放又合拢，姿态优美。

太虚法师是离杭州不远的浙江海宁人，因此这里所谓的“浓重的华中地区口音”一定是不对的。尽管谢福芸生在宁波，在温州生活多年，但她对于浙江其他地区的方言并不熟悉。

谢福芸和父亲苏慧廉、母亲苏路熙、弟弟维克多

对于信仰基督教的谢福芸来讲，神是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名称出现的，因此对于基督徒来讲，同样可以通过太虚的演讲，认识到不同宗教的真谛：

观看太虚法师的讲演时，被赋予了崭新意义的伟大经文唰唰唰地在我脑海中不断涌现。纯净的心灵终于得见上帝，伟大的律法终将持续。心灵纯净的佛教徒能够见到上帝，无论他用怎样的名字来称呼他。

…………　　

佛陀所传递的是天父的慈悲、恩赐与光明。

从谢福芸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她是以基督教的思想来诠释佛教的，当然佛教思想也丰富了她自己的基督教神学思想。至少谢福芸认为，用佛教来阐释基督教神学是可能的。

谢福芸在中国的时代，毕竟是一个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的汇通对她来讲更为重要。她在书中写道：“也许使徒在写下‘要爱别人胜过爱自己’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是想要表达‘礼’的意思吧！”

此外，谢福芸在书中还以积极应世与服务于社会来抨击佛教的衰退与腐败：

……迷信思想和人们内心的冷酷已经让佛陀的教诲变得模糊不清。我们能批评一下吗？在那些严肃认真思考的人眼中，无知和放纵已经把佛陀的教义完全击溃，让它受到人们的鄙视。中国并不比世界其他地方缺乏这样严肃思考的人。那些伪善的佛教徒在穷人和寡妇的背上绑缚了无法承受的负担。那些和尚们在亡灵超度仪式中收取高额费用。当他们的年轻寺僧在祭坛前为他们披上僧袍，摇晃着香炉，在仪式中正当其时地敲打着圣钟，但他们的神色中却流露出麻木和空虚。……佛陀知道，整个世界将越来越需要这样的教诲以及这么一种希望——尽管其他教人顺从和保持平静的戒律已经堕落成了宿命论以及对世事的漠不关心，而这又常常成为蒙古人种根深蒂固的本性。

尽管当时佛教存在种种乱象，但以上的认识基本上是基于基督教积极入世、科学与佛教出世、“迷信”的对立得出的结果。谢福芸的言下之意是，如果僧人们能够积极借鉴作为近代最有活力、最能适应社会需求，并且最富有改革精神的宗教——基督教——的话，是有可能改变中国佛教现状的。

根据《太虚大师寰游记》（以下简称《寰游记》）记载，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太虚的活动安排为：

次日（此处指十一月二十九日—引者注），贺雪夫人托陈秩三博士邀余先赴美以美会之纪念大会。余至时为大主教及内阁总理鲍尔温次第演说，招待相见。旋由牛津大学苏息尔教授及贺雪夫人、陈秩三代办等，偕赴中国学会四时演讲之约。听讲者各国士女三百余人。韦卓民君等又遇于此。主席苏息尔教授、翻译于焌博士，更由苏教授及戴立身校长申述余所讲之意。闻者皆大欢喜。讲毕同进茶点。（释满智、墨禅编：《太虚大师寰游记》）

“贺雪夫人”应为Mrs. Hosie的音译。实际上“谢福芸”这个中文名字尽管出现在她的几本书的封面上，但仅有少数中国人知道。因此，即便是太虚也记录了其英文姓氏的音译。此次参加宗教会议，包括后来安排的去中国学会的演讲，是谢福芸通过中国驻英使馆陈秩三代办与太虚法师取得联系的。太虚法师所记载的在伦敦参加了“美以美会之纪念大会”是不确切的。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是一八四四至一九三九年在美国北方的卫理公会所使用的宗派名称，当然不会由伦敦官方组织如此隆重的纪念大会了。由于当时的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均为美以美会创办，这一差会在中国教育界非常有名。太虚误以为其与英国循道公会是同一个宗派了。

按照谢福芸的说法，当时太虚仅仅出席了包括鲍德温首相、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卫理公会主席讲话的会议，由于迟到的原因，并没能在会议之前单独见到这些政治界、宗教界的大人物。因此，太虚自己所记载的“招待相见”，按照谢福芸的说法是完全不可能的。按，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兰德尔·戴维森（Randall Davidson，1848-1930），他从一九〇三年做大主教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退位。因此，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宗教会议，还是由其出席的。此外出席会议并讲话的还有鲍德温首相（Stanley Baldwin，1867-1947。太虚所谓“内阁总理鲍尔温”）。

按照《寰游记》的记载，太虚十月二十三日“与马古烈、陈济博二君赴英国”。谢福芸所谓的“他的秘书讲英语，穿着完美的晨礼服和条纹裤”，很可能指的就是陈济博（一八九九至一九九四），他是著名佛教居士陈裕时（一八七七至一九四〇）的公子，曾留学东京高师和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他不仅精通英文，由于在欧洲生活多年，自然也熟悉这里上流社会的习俗。

据太虚法师的记载，戴立身爵士为“东方语言学校校长”。所谓“东方语言学校”应为一九一六年建立的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这也是后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S,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前身。一九一七年丹尼森·罗斯（Denison Ros, 1871－1940,一九一八年获得“Sir”的称号，亦即太虚所谓的“戴立身爵士”）被任命为刚成立的东方学院的院长，他是著名的波斯语专家。成立于一九〇六年的“中国学会”（The China Society）当时常常借用东方语言学院的场地来组织活动。

谢福芸认为，太虚法师与那些仅仅依靠践行苦行主义而希望达到解脱的僧人是不一样的，他有更大的宏愿，那就是普度众生，不仅仅是中国的民众，也包括世界各国的人士：

太虚法师显然不属于这类人（指只关注自身的解脱者——引者注），否则他就不会专程来到欧洲介绍佛教了。也许这就是佛教的要义，那些愿意失去自己生命的人才能最终拯救自己的生命，有舍才有得。为拯救全世界，释迦牟尼愿意放弃自己的财富、家庭和王室的特权。……而太虚法师则希望拯救别人，向别人展开他所理解的无上智慧的荣光。心灵的果实是爱、欢乐及内心的宁静。太虚法师自己当然是已经拥有了内心的宁静了。

仅仅自己拥有内心的宁静，这在大乘佛教看来只是追求个人自我解脱的“灰身灭智”而已。因此对太虚来讲，成佛渡世、建立佛国净土是他人生最高的目标。

在盛赞太虚法师之后，谢福芸同时也指出了与现代宗教学家相比，太虚的局限性：

但我怀疑太虚法师是否算得上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的推理没能打动我。他讲述的佛教史也毫无新奇之处——完全是不懂科学的评论员们的老生常谈，到处是很容易被现代历史学家攻击的漏洞。

作为一位现代僧伽，太虚法师一直在努力调和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但在谙熟中国文化和中国佛教的谢福芸看来，太虚所宣讲的内容不仅完全是“老生常谈”，同时也存在很多让现代历史学家攻击的漏洞。谢福芸的父亲苏慧廉，除了在儒家经典翻译和阐释方面的贡献之外，也是著名的中国佛教学者：他除了将这一部被誉为“半个亚洲的福音书”的《妙法莲华经》（The Lotus of the Wonderful Law: or, The Lotus Gospel , 1930）翻译成英文外，还与何乐益（Lewis Hodus，1872-1949）共同编写了《中国佛教术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with Sanskrit and EnglishEquivalents and a Sanskrit-Pali Index , 1937）。实际上，苏慧廉在中国二十九年的传教生涯中（一八八二至一九一一），已经为基督教新教与中国佛教的对话做了诸多的准备。所谓的传教经验，实际上已经成为基督教与其他文化传统相处的经验。在《佛陀》一章中，谢福芸还讲述了她将《妙法莲华经》中火宅喻的故事讲给她的中国朋友——宋太太——听了之后，“宋太太听着，眼睛瞪得大大的。作为一名现代中国女性，她对自己国家古老的宗教所知甚少，她早已不记得那些传说和寓言了。这个房子的故事是佛教里最核心的寓言之一，可她却从未听过”。《法华经》中的“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这些常识性的譬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已经变得陌生了，传统与现代已经出现断裂。而对于谢福芸来讲，这仅仅是一些佛教入门的知识。因此，太虚所讲的佛教内容，在她看来也都是一些常识而已。

无独有偶，美国佛教学者维慈（中文名：尉迟酣，Holmes Welch， 1924-1981）在《中国佛教的复兴》中谈到太虚在巴黎的法兰西学院列维（Sylvain Lévi, 1863-1935）处的演讲时写道：

面对东方博物馆中坐满的听众，他（指太虚法师—译者注）做了一次散漫无涯的、业余性质的讲演，内容是关于佛学、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似性。这绝对无法被称为是一次成功的讲座。

由于东方博物馆中的听众大都是对佛教或东方学术业有专攻的“专业”人士，太虚普及性质的讲座很难引起这些学者的共鸣。这些外方的论述，与太虚本人以及他的信众们所称的访问和演讲都取得了极大成功并不完全一致。

以往有关太虚法师欧美之行的史料大都出自太虚本人的记载如《寰游记》，或与太虚相关的刊物如《海潮音》所刊登的文章，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很多太虚出访欧美的相关信息。但此类的记述往往只是单方面的观点和看法，很少有从批判的视角做出的评价。正因为如此，诸如谢福芸的记述和评价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谢福芸原版著作

纵观太虚法师的一生，他对基督教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尖锐批评（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一）；中期的积极响应相容（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七）；后期的寻求合作（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七）。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间太虚访问欧美，正处于其积极响应相容的阶段，他认为应当以“佛教为体，基督教为用”来丰富他所提出的“人间佛教”主张：佛教改革，僧人服务于社会和国家。而基督教创办医院、孤儿院、学校以及从事社会福利的组织方式，正是太虚所倡导的吸收基督教的经验以改革佛教的方法。而太虚的这一转变与他同当时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诸如美国长老会牧师、后来成为《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编辑的梅立德（Frank R. Millican）牧师，东亚基督教道友会的艾香德（Karl L. Reichelt）牧师等的交往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也因此得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基督教。此次在欧美的游历，更使太虚直观地了解了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地位和作用：

美国则著名大学哥伦比亚、耶路、芝加哥、加里、福尼等，皆曾讲演，而美国在纽约、哈福、卜技利由各宗教学院，亦因请讲而得参观考察之机会。关于宗教研究之专门学院，不能不推美国为最善。法国天主教之大主教及英国为历代帝后坟墓所在之皇家教堂主教，皆曾约余相晤，并参观教堂中之一切。其余在法、英、比、德、美诸国，游观天主教、基督教、回教、犹太教等之教堂，不一而足。过耶诞节，则观于柏林之某大教堂；过复活节，则观于旧金山之某天主教堂。他若英国美以美会之纪念会，及各教堂之讲演，亦多往参观；以纽约之福斯登牧师听讲之情形为最盛焉。（《寰游之动机与感想》）

太虚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在上海的世界佛教居士林的演讲中，特别罗列了他在欧美游历的基督教神学院和教堂。由于对基督教有了新的理解，太虚的“宗教观”发生了变化，他可以跳出佛教的圈子来看待其他宗教。太虚自己也承认：“余既历游四洲诸国邑，察诸土风民俗，究其历史变迁之迹状，对于宗教遂更有新解。”（《宗教观》）一九三八年六月在华西大学演讲时，太虚承认基督教对他佛教改革的直接影响：“我二三十年来，所有改进佛教的努力，一部分也是由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启发。因为，基督教对于中国近代文化事业、社会公益、信仰精神，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中国的佛教，虽历史很久，普及人心，并且有高深的教理；但是在近来，对于国家社会，竟没有何种优长的贡献。因此，觉得有借镜于基督教而改进佛教的必要。更因此推想到现在中国一般社会，亦需要基督教的精神来改进。”（《中国需耶教与欧美需佛教》）这也充分体现了佛教在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不得不改变原先的那种排斥基督教的态度，转而自觉地从已经现代化的基督教那里汲取有益的经验。

《泰晤士报》1959年2月16日关于谢福芸去世的报道剪报

作为基督教传教士的后人，同时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谢福芸本人带着基督教的背景来理解佛教，她对太虚的描写尽管篇幅不长，却可视为一种重要的宗教对话经验，代表着融合佛教与基督教的尝试。这些内容本身也构成了比较宗教学的重要内容。

（《中国淑女》，［美］谢福芸著，龚燕灵译，东方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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