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首发 | 李零：重读马克思（上）

文 | 李零

  （《读书》2019年4期新刊）

二〇一九年是《读书》创刊四十周年，《读书》杂志编辑部来信约稿，写什么好？我想，最好是谈读书。二〇〇八年，三联书店过生日，让大家题词，我写了八个字，“革命书店，左翼先锋”。这是尊重历史，但历史令人尴尬。

李零为三联书店八十周年店庆题词：革命书店，左翼先锋

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共识是唯一的共识，“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二〇一七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二〇 一八年是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七十周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二〇一九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立场不同，评价完全相反。

在这个资本席卷天下，人欲横流，利令智昏，闻革命而色变的时代，我想谈谈我读过的一种书，一种在我国备受尊崇也备受冷落，让很多聪明人羞于启齿觉得十分丢脸的书，这就是马克思的书。

马克思的书，久已束之高阁，今日重读，多少往事注心头。

我这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冷战时代，即号称和平而实为核平的时代。冷战时代的主题是围剿反围剿、制裁反制裁，这个大道理管着一切小道理。

现在是后冷战时代。有人说时代变了，马克思跟当下无关，完全过时。如二〇一四年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个十九世纪的人》（乔纳森·斯珀伯著，邓峰译）就是这样讲，而且据说是根据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用史料考证讲话。

事情真是这样吗？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当老布什向美国民众宣布“在上帝的保佑下，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冷战不是‘结束’了，而是我们赢了”时，他可没说美国要变。奥巴马倒是大呼“我们要变”，最后变出个特朗普。

奥巴马（Barack Obama）团队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的口号是“我们所能信任的改变”（来源：history.com）

马克思是十九世纪的人，此事不用考证。资本主义千变万化，大家有目共睹。但花蝴蝶的原形是毛毛虫。马克思研究毛毛虫，这对研究花蝴蝶不是很有意义吗？更何况，冷战的主题，围剿反围剿、制裁反制裁，仍在继续，马克思仍然是一面反资本主义的大旗。

小时候，我哪儿知道什么叫冷战，我能看见的只是眼皮子底下的事，围困下的贫穷和运动不断。人家把你反锁在里面，你还以为是自己上的锁。

不过，我对冷战有另一个切入点。我从我的生活经验，反而容易理解它。

我是坏孩子。小学六年，中学六年，我一直是坏孩子，先是武着坏，后是文着坏，让老师不痛快。

我视力极好，照理应坐后排，不行，老师非让我坐头一排，前边老师盯着，左边右边后边全是女生（当时品学兼优排名在前的学生全是女生），甭管怎么倒座位，永远把我围在当中。

老师给所有同学做工作，特别是落后分子，甚至把工作做到家里，叫各家管好各家的孩子，谁都别跟这家伙往来。班日志，全班轮流记，好人好事归大家，坏人坏事全归我。这是当时的《春秋》，我是动辄得咎，百口莫辩。

老师有老师的道理，一切为了秩序。谁让我们班是优秀班集体呢。

当时，为了摘帽，我开始夹起尾巴读书，读各种课外书，从此落下一种毛病，“读书依赖症”。“文革”十年，插队七年，我读了不少书，马克思的书是其中之一。

我读马克思，也读风花雪月，两者经常在心里打架。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玩物丧志，中国太多。

我给三联的朋友写过一句话：何以解忧，唯有读书。

这是我对读书的理解。

马克思留下的东西很多，恩格斯也多，两人的东西收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数量可观。

俄文本，第一版二十九卷（一九二八至一九四八年），第二版五十卷（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五年）。

中文本，第一版译自俄文本第二版，亦五十卷（一九五五至一九八五年）；第二版据MEGA2修订，拟出六十卷（一九八六年始），现在出了五十卷。另外，还有《选集》本四卷，《文集》本十卷。

MEGA（全称为Marx-Engels-Gesamtausgabe），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图为MEGA1书影，来源：epaper.gmw.cn）

原文本，悉遵原稿，德文、法文、英文，原文什么文，就印什么文，最权威，第一版只有十二卷（MEGA1，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五年），第二版拟出一百一十四卷（MEGA2，一九七五年始），现在出了六十五卷。

这么多，怎么读得过来？

我认为，马克思的书虽多，最重要的当推三种：一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种是《共产党宣言》，一种是《资本论》。前两种是马克思、恩格斯合写，后一种是马克思写。

研究马克思，文献考证，细节挖掘，当然不可少。但很多考证，已经沦为经学考据。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怎么编排，有各种方案，完全可以理解，但考据家说，这本书都不存在，就太公孙龙了。刘歆讲汉今文家有句话，叫“碎义逃难”（《汉书·艺文志》）。所谓马克思学，“鸾刀缕切空纷纶”（杜甫：《丽人行》），不但马、恩后学与马、恩作对，恩格斯与马克思作对，就连马克思自个儿，晚期与早期也作对。

苏联解体后，马学中心从莫斯科转到阿姆斯特丹，经过“去三化”（去政治化、国际化和学术化），马克思正在变成古董，一件打碎的古董。

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研究所收藏了《共产党宣言》仅剩的手稿以及马克思为撰写《资本论》所做的笔记，恩格斯正是根据这些手稿出版了《资本论》第 2 卷和第 3 卷（来源：wikipedia.org）

历史学家看历史，前台重要，还是后台重要？前台光彩夺目，是演员奉献给观众的正面形象，观众看着过瘾。但学者往往是另一套想法。他们说，这样的历史不真实，杂乱无章的后台才是真相。研究历史人物，八卦是真相。研究历史文献，草稿是真相。一本书，数易其稿，他们更关心初稿。说是复原真相，其实是吃后悔药。历史发展，怎么看都不对，每一步都走偏，必须一步步往回倒腾，重新塞进娘肚子里。

十月革命爆发，谁都想不到。列宁说，孩子已经出生，难道还得到资产阶级那里领出生证（大意如此，出处忘了）？

马克思本人，前后有变，马克思和他的后学，前后有变，很正常。变是因应时变，成败得失，要从历史环境评价，要从历史演变的大格局评价。

考据不能无视义理。马克思讲过很多大道理，大道理管着小道理。

这些大道理，其实简简单单、清清楚楚，毁之誉之，都无法回避。

马克思是人。人都有年轻的时候。有人说，青年马克思好，老年马克思坏。什么是青年马克思？

马克思生于德国。十九世纪，德国比英法落后，但德国出哲学。哲学跟宗教有关，也跟反宗教有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都跟反宗教统治有关。

大家都知道，青年马克思跟黑格尔哲学有关。黑格尔拿“绝对精神”当上帝，当理性代用品，但经不住理性审查。他死后，有个“青年黑格尔派”出来批判他，如《耶稣传》的作者大卫·施特劳斯（一八〇八至一八七四年），以批判福音书出名的布鲁诺·鲍威尔（一八〇九至一八八二年），讲抽象人（以人的本质立论）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八〇四至一八七二年），讲纯个人（“唯一者”）的麦克斯·施蒂纳（一八〇六至一八五六年）。这批人比马克思大十来岁，青年黑格尔派是靠批判《圣经》起家，每个人都有一套解释宗教起源的说法。他们互相批，但声气相投，往往是朋友。一八四一年，鲍威尔曾拉马克思，想办一本杂志，名字就叫《无神论文库》。马克思是从这类思想解放运动走出来的，当然不信鬼神。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耶稣传》（图为1907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第四版，来源：openlibrary.org）

知识分子不信教，很正常。咱们中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对后世影响很大。文人士大夫，经史子集，够他们读的，仕途经济，够他们奔的，琴棋书画，够他们玩的，宗教观念淡薄。迷信鬼神，主要是愚夫愚妇受苦人。利玛窦初入中国，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这一点。

欧洲人不一样，他们有宗教大一统的历史背景文化根，信教不信教，比中国人敏感。记得当年，我在美国，有人向我传教，我说，我不信教，但对宗教史有兴趣，怕来者扫兴。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当然是大学里的朋友）跟我说，错，完全错，不信教，正是他想听的，你应大声说“不”，板起面孔告诉他，你已经信了某种教，最好是他讨厌的教，这样他就再也不会纠缠你。

欧美，不信教的人主要在大学和知识界。欧洲，上教堂的人越来越少，社会主义还有人讲，但在美国，宗教势力强大，反共势力强大。马克思不信上帝，这还得了？在笃信宗教的愚夫愚妇看来，光这一条，就罪莫大焉。

美国有个反共宣传片，叫《共产主义血泪史》，一上来，五个大脑袋，马恩列斯达，马克思跟达尔文搁一块儿。他们为啥这么摆，罪名是达尔文讲进化论，把人当成猴。他们连达尔文都容不下，遑论其他。有个拥护民主党喜欢奥巴马的美国教授跟我说，实话告诉你吧，奥巴马根本不信教，但他不敢讲，讲了就会被人杀掉，而反对奥巴马的人则说，此人是个社会主义者。这是同等分量的两顶大帽子。

奥巴马竞选海报中的“希望”（HOPE）被其反对者改为“社会主义者”（来源：dailykos.com）

不信神，这是马克思的头号罪状。社会主义也是。

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教程，通常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但马克思写过什么东西，其实很清楚，他只写过讲唯物史观的书，没写过讲辩证唯物论或唯物辩证法的书。阿尔都塞说，过去他以为，马克思没写是没时间写，后来顿悟，马克思的哲学藏在《资本论》中，他开读书班，想把它挖出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八四四年认识的。两人见面后，他们合写过《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这以后，马克思埋头《资本论》，无暇他顾，讲哲学，讲自然科学，讲民族学，讲军事学，多半是恩格斯的作品。

恩格斯讲哲学，一是给马克思的很多书写序言，提示他的方法论，唯物史观，二是写了《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即本《反杜林论》。但恩格斯不止一次说，马克思的发现就两个，一个是唯物史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个是剩余价值说，见《资本论》。其中没有辩证唯物论。恩格斯想抢救黑格尔的辩证法，把它跟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糅一块儿，双脚着地，颠倒过来。考据家说，他跟不上科学发展，《自然辩证法》是他自己的哲学，不能代表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第一页（来源：wikipedia.org）

后马克思时代，马克思的后学对马克思的哲学有各种猜测，多半是据恩格斯。考茨基写过《唯物主义历史观》，很厚。列宁写过《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

阿尔都塞说，马克思的哲学，与其说是实践的哲学，不如说是哲学的实践。恩格斯对哲学的贡献是把哲学与科学相结合，列宁对哲学的贡献是把哲学与政治相结合。

一九六五年，商务印书馆出过两本书：一本是《苏俄辩证唯物主义》，瑞士人I.M.鲍亨斯基著，薛中平译；一本是《辩证唯物主义——苏联哲学之历史和系统的概观》，奥地利人哥斯塔夫·威特尔著，周辅成等译。这两本书都是新托马斯主义者的书，属于内部读物。二书都把辩证唯物主义当斯大林时代苏联哲学的代名词。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哲学是以斯大林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范本。

毛泽东的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原名《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初是给抗大讲课的讲稿，写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此书在解放区广泛传播，有各种油印本和铅印本（据说有二十多种），我手头有一本，是华北新华书店一九四三年版。这部讲稿，框架受苏联教科书影响很明显，但经删节，第一章《唯心论和唯物论》，取消，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只保留第十一节《实践论》，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经改写，称《矛盾论》，最后只剩大家熟知的两论。

首次公开刊发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抗战大学》杂志，第1卷第6期，1938年4月8日，广州统一出版社（来源：theory.people.com.cn）

这两篇著作，《实践论》参考过《费尔巴哈论纲》（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强调实践，强调行动，强调投入战斗，才见分晓，这是马克思的一贯思路。《矛盾论》参考过《哲学笔记》，强调斗争哲学，这也是马克思的一贯思路。两论中还糅进了中国元素，如《孙子兵法》中的军事辩证法。兵法是斗争哲学。

现在，这类说法不吃香，吃香的是“一团和气”。故宫有明《一团和气图》，儒、释、道仨人抱一团，三张脸合成一张脸。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为什么批“合二而一”论，当年看不清，如今很清楚。我们进入的是一个谈判、交易、妥协、折中的时代。难怪“丘老汉”的哲学（见电视剧《潜伏》中的台词）会不胫而走，成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共识。专事情报买卖的谢若林说得更露骨，“没有主义，只有生意”（同上）。

电视剧《潜伏》中的情报贩子谢若林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认为人们“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来源：sohu.com）

当今影视作品，国民党女特务爱上共产党男卧底，那是常有的事。一九四五年，奥威尔为《动物农场》安排的结局是“人猪大团圆”。

马克思的书，很多都是手稿。这两部手稿，一九三二年才全文公布。之前，很少有人知道这两部手稿，包括列宁。它们的公布，真有点像“出土文献”，属于“考古发现”。

这两部手稿很重要，代表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转变。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于巴黎，也叫《巴黎手稿》。它是马克思从哲学转向经济学的手稿。哲学是德国哲学，经济学是英国经济学。一八四四年，恩格斯也发表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两人想到一块儿去了。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5）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布鲁塞尔。这是两位作者清算德国式幻想的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指青年黑格尔派和受青年黑格尔派影响的德国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批左翼思想家，有点像现在的洋左，玩弄概念、华而不实。作者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词称呼之，带有讽刺意味，自称“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批判之。“德国以外的立场”就是立足经济学研究的唯物史观。

这两本书，共同点是由虚入实，抛弃幻想，准备斗争，投入当时的工人运动。

恩格斯不止一次说起，《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提出唯物史观的第一部手稿。相反，《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一次也没提到。他说，当时，他们的经济史知识还很可怜，也没充分讨论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派批《圣经》，最后一步是把神还原为人。费尔巴哈强调人的本质，强调类，人是抽象的人。施蒂纳批费尔巴哈，是用个人存在反对之，有点像萨特强调“存在先于本质”，走向无政府主义。此书更多是批施蒂纳。关于人的讨论，马克思的结论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这两部手稿，前后相隔仅一年，却有完全相反的两种评价。

一种看法，青年马克思是哲学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性异化说是一种人道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源，《资本论》是为经济学而牺牲哲学，违背初衷，越走越远，越走越偏。这种意见与苏共二十大后“解冻”“平反”的思潮相呼应，乘势而起，不仅在西欧社会党人、共产党人中不胫而走，在苏联、前东欧也很时髦，很多人都说，谁说光资本主义有异化，社会主义也有，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

另一种看法，以法国的阿尔都塞为代表。一九七三年，阿尔都塞写过一本书，叫《保卫马克思》，一九八四年商务印书馆出过中文译本，属内部读物。他认为，人道主义说是共产党向过去的对手输诚示好，以便“重归主流”，原因很现实，跟文本无关。单就文本而言，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一八四五年是一道线，前后断裂，这以前，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到《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意识形态”，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是“科学”（他有一套意识形态理论，对这两个词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行动哲学，它不是定格于一八四四年，而是由革命实践为之铺路非常开放的理论，从一八四五年起，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同费尔巴哈的人性异化说决裂，从而超越了《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总之，马克思主义不是人道主义。

这两种看法，谁更符合原典，我看是阿尔都塞。

阿尔都塞是法共党员、法国左翼学生的精神领袖，“二战”中当过战俘，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二〇一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过阿尔都塞的自传，书名是《来日方长》。张汝伦写过介绍，《〈来日方长〉：阿尔都塞，一个真正的哲学家》，见《东方早报》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可参看。苏联的巴加图利亚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研究的专家。他也强调，《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手稿热传入中国，一般看法是六十年代。但早在一九三七年，国人已有译介。《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何思敬译本（一九五六年）还不算最早（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我见过他，并有他的译本）。一九三七、一九四〇和一九四四年，周扬在延安就摘引和节译过这部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也有一九三七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译本。周迷美学，郭迷史学。

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本书附录为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译《德意志意识形态》，包含《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来源：douban.com）

周扬很早就迷上巴黎手稿。一九六三年，他在那篇著名的“反修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中特意插进“人性异化”说，被毛泽东删改，彻底否定（我听杨一之先生讲过此事）。报告第二部分对此说持否定态度，很清楚。李思孝教授说，王若水参与过这一部分的写作，他受西马，特别是弗罗姆（Erich Fromm）影响（《爱智者传奇——王若水评传》），也很清楚。这类讨论实与苏共“二十大”的“解冻效应”有关。

一九八三年，王若水在《为人道主义辩护》中重张此说，被胡乔木批判。双方争论的焦点根本不在文本。周扬、王若水说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不符；胡乔木说马克思放弃异化说，也与《资本论》不合。这场再次引起的讨论实与“文革”后的“平反热”和“思想解放”运动有关。现实冲动压倒文本研究。

我是研究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优长之处在于宏观视野和社会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研究，这跟唯物史观直接有关。如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柴尔德为代表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都受到过马克思的启发。

八十年代，大家批唯物史观，或说经济决定论，把马克思当历史宿命论，或说直线进化论，又把马克思跟达尔文扯一块儿，都是不着边际。其实，马克思的历史局限性，主要是受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学影响。这种历史学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偏见。

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史学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大，受苏联影响大。现在，中国史学的“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其实是用另一套政治话语和另一种意识形态代替之。

比如“五朵金花”，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每个问题都很重要。教条主义和政治干扰，不能成为借口，证明这些课题不重要。

很久以来，人们常说，马克思发明了五种社会形态说，特别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类说法曾长期困扰中国的史学界。当年，我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工作，夏鼐先生请日知先生（林志纯）来所演讲，我听过他的解释，也看过有关讨论。

读《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社会经济形态”，最初叫“所有制”。其中“部落所有制”是对应于亚细亚，“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是对应于希腊、罗马，“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是对应于日耳曼，三种所有制对应于三种历史文化。其实，这根本不是马克思的发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这么讲。黑格尔讲世界史，到处用三段式。亚细亚包括中国、印度、波斯，他叫东方世界，这是他的正题。古希腊、古罗马，他叫希腊世界、罗马世界，这是他的反题；日耳曼，包括民族大迁徙、中古和现代，他叫日耳曼世界，这是他的合题。亚细亚属低端，越古老越落后，越发达越早熟，这是十九世纪历史学的偏见。马克思同情被压迫民族，但囿于当时的历史知识，还保留着亚细亚的模糊概念。而当时流行的亚细亚概念又保留着古典时代留下的欧洲偏见（希腊自由，波斯专制）。马克思、恩格斯使用野蛮、文明二分法或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三分法，也反映了十九世纪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局限性，带有殖民时代的历史烙印。

在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时，恩格斯发现了马克思在1880年到1881年间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摘要、批语以及其他补充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写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来源：lewishenrymorgan.com）

赵树理的小说有个顺口溜：“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李有才板话》）十九世纪，欧洲人的历史视野，从西往东看，首先是近东（西亚、北非），其次是印度，再次是中亚、东南亚，最后才是东亚、东北亚，中国、蒙古、西伯利亚、朝鲜、日本。非洲、大洋洲和美洲，主要属于人种志、民族志和史前考古的研究范围。当时，史前考古还十分落后，原始社会也混沌不明。资本主义仍在上升期，他正埋头研究。共产主义只是当代社会的对立面，反向思考一下，根本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他们根本就没发明过什么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模式，更没把欧洲历史当唯一标准。

马克思说，他只不过把欧洲人谁都知道的这几种历史文化，当“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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