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唐晓峰：景观史记

段义孚这本《神州》是半个世纪之前写的。当时他受牛津大学地理学教授休斯顿之邀，为“世界风土丛书”（The World’s Landscapes）写一本关于中国地理景观历史的书，对象是英语读者。三十多年前我在雪城大学时就有了这本书，但当时并没有细看，粗粗翻了一下，感到多是熟悉的历史内容，就收起来了。现在译成了中文，再一次引起我的注意，中文读起来便捷，所以看得比较仔细了。虽然仍然要略过不少熟悉的历史内容，但对一些特质的东西，也渐渐有所领悟。

段义孚在中文版的序言中点明了当初写这本书的想法。除了在情感上要“向故土致献敬意”，在学术上，他是要“写一本不落窠臼的区域地理书”。所谓落入窠臼的区域地理写法，是把自然与人文分别叙述，“缺陷是二者之间的割裂”。半个世纪前的情形确实如此，即使现在，做得好的也不多。《神州》努力将二者融合为一体。段义孚很幸运，中国的历史地理特色恰恰是人地交融，这使他可以“轻松地采取这种写法”。

段义孚教授

另外，他还希望地理学要“将经济、社会和文学、艺术贯通起来。我期望这本书翻译出版之后，能抛砖引玉，中国的地理学者能够真正实现历史与人文、经济与社会并重”。这是段义孚对中国同行的建言，也是呼应了他在原版序言中谈到的一个重要观点：

工匠的景观是他的手工制品，他将自然界主要视为机会，他创造的景观是见证人类意志和力量的丰碑，存在于几千里长的大运河中，存在于巨大的布局严谨的城邑中，存在于近现代以来的钢铁厂、堤坝、水库和治理沙漠的防护林带中。但是景观的含义远比这里所历数的几种丰富得多。

作为人文地理大师，段义孚当然不满足于“工匠景观”，而提倡更宽泛的人文景观的概念。其实，对于整个地理学，何尝不是如此？这正是中国地理学与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地理学的差异。中国目前的地理学中，充满着带有计量特色的“工匠”精神。

在段义孚等人文地理学家看来，景观不仅仅是景色，而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复杂文本、感悟氛围。休斯顿在主编序言中也简略地谈到景观概念的历史。Landscape这个英文词的意义与中文寻常使用的“景观”是有区别的，应引起我们的注意。Landscape，“其盎格鲁-撒克逊语原词是landscipe，意指某个作为自然实体的地域单元”。这种情形下，它几乎等同于一般所说的“地理”。“直到十六世纪末，由于荷兰风景画家的影响，这个词具有了视觉意义，也指一片景色。德文landschaft一词兼具两种含义。”在西方当代地理学中，学者们在使用landscape这个学术概念时，是指地表的整个“情景”，不仅有面前的“景况”，还有背后的“情况”。

《神州》一书就是研究历史景况和情况的书，可以称为景观史通论。它以历史中景观的演变为叙事主线，这是其地理学属性最重要的体现。而不像他后来撰写的一批人本主义地理著作那么指向个体的内心（段义孚因此获得过心理学界的嘉奖），这本书的概述相当宏观，充分体现了这位地理学大师多样的驾驭能力。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 [美]段义孚著，赵世玲译，周尚意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我们当然也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在中文版序言的最后，段义孚表达了二〇〇五年回中国两个星期后的几点感受。因看到公园、小区中人们下棋的悠闲、儿童嬉戏的温馨，段义孚十分感慨：“如果我年轻二十岁（可惜我现在八十六了），我干吗不把这些场景写进我关于中国的书里？”公园小区的场景，对于离开中国几十年的段义孚，是一个十分新鲜的“地方”，是能催生想法的“景观”。这是段义孚人本主义的自然流露。

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是：“追踪人类主观能动性对中国地貌所造成的种种变化，我们的讨论理应从自然环境开始。”原始自然景观，在人类的干预下，变为人文景观。这是美国地理学界伯克利学派（Berkeley School）的典型思路。索尔是这一学派的领袖。段义孚在伯克利大学地理系读过研究生，自然会受这一思路的影响。

推动景观变化的动力，大自然的力量当然是首要的，段义孚将中国古代文明核心区的自然地貌变化总趋势，分为两大类地区：一个是水土流失区，另一个是沉积区。在这两类地区中，原始人类的发展是不一样的。黄土高原是流失区，东部黄淮海大平原是沉积区。有一些盆地也是沉积区。今天，在沉积区的古代遗址，大都埋在地下深处。

相对于大自然的变化，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具有重要经验意义，即历史意义，在大地景观层面上，足以显示时代差异。而这类显示历史演变的景观，又可以通称为文化景观。索尔说，文化景观是变化的结果，文化是造成变化的动力。段义孚的表述略有不同，他称造成变化的动力是人口。从文化层面回归到人本身，这一观点有些七十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地理学”的味道。

云南丽江洱海（图片来源：wikimedia.org，来自摄影师 Ariel Steiner，CC BY 2.5）

第二章“人在自然中的作用”，代表本书的主要问题意识，或者说是主旨。改造土壤、森林退却、村镇聚落发展、建筑景观形态等，是全书关注的主要议题。在这一章中段义孚引述了索尔的话，强调人类在狩猎与采集的蒙昧时代便已经开启了改变景观、使天然植被发生变化的进程。索尔对于细微变化的关注是令人赞叹的。例如“在营地中踩出小路，由于透进较多的阳光，也由于不怕践踏和其他困扰，野草沿足迹在路边丛生”。索尔的这种观察，令人联想到在课堂中常做的小型物理实验。事情虽然细小，但其示范意义是深远的。

当然在历史发展中，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段义孚在后面章节的历史叙述中，往往从人口变化说起，这是动力。人类首先是对土地植被的干预，这是农业发展的结果。接下来是村镇、城市、建筑，交通道路也很重要。这些事情在一般历史叙事中常常出现，但只做抽象的表述，段义孚在本书中则强调它们是景观。因为是景观，就要指出它们的重要细节。比如讲汉代农业景观，段义孚参考《氾胜之书》，讲到田间的细节：“种糯小米的地块位于桑树之间”；在贫瘠地区，“对山岭、峭壁、靠近村落的陡坡，甚至是围墙里的坡地加以利用”；“稻田不应太大，如果太大，就不容易保持适当的水位”；稻田“肯定是地的坡度越大，田的面积越小。在等高的地形中小小的稻田连成或许窄窄的条条带带”。

农业经济织布图（图片来源：《钦定四库全书》）

中外景观的对比，这对于在西方生活多年的段义孚，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举几个例子。

“像（北美）连绵的岭谷、圆形小山、低地、宽广起伏的平原，这类地貌在中国并不多。”在中国，到处都是陡峭的山岭，“只有直立和平面的鲜明对比，没有类似于山麓小丘那样柔和起伏的坡地作为缓冲”。大多中国山水画正是取材于这些陡峭的峰峦。再加上被砍伐掉的林木，这些山从“土质”变成了“石质”，于是“在中国山水画中，林木葱茏的山景十分少见，多是光秃的山壁上矗立着几棵顽强的松树”。其实，森林在人类活动面前退却，正是欧洲历史中最主要的景观变化之一，在欧洲历史地理研究中是重要议题。段义孚对于中国的观察，也十分关注这类问题。

而关于城乡村镇景观，段义孚的看法是：中国社会的特点是“寄生性都城的暴富和乡村的贫困”。即使是富有的乡村，也仍然不如城市的景观显赫。这种情况又与欧洲不同。在讲东汉的坞壁即“豪门大族的庄园”时，他说：“大庄园主富比王侯，他的宅邸有房屋数百，肥田沃土连绵阡陌，奴仆成千上万。”“如果说的是欧洲，我们可能应设想一个豪华的乡村住宅，或者甚至一座宫殿坐落在园林环绕的景观中，周围环绕着农庄和务农的村落。但是这幅图景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的“乡村宅邸可能阔大而兴旺，但是一般来说在建筑上却朴实无华。家族中胸少文墨，却野心勃勃的成员住在那里经营产业。那些饱读诗书，出相入仕的成员们则成为朝廷的命官，住在京城宅邸中”。

关于中国北方的院落，段义孚看到的景观是房子围出一块空地，形成封闭院落，这与欧美院落围着房屋的情形正好相反。美国主持费城建设的建筑师培根（N. Bacon）也曾发表过这样的感慨。院落是基本生活单元的景观，在这里也可以用现在人们喜用的新词“样貌”，意思差不多。解读封闭院落的“样貌”“情景”，是将注意力放在了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现在人们使用“样貌”这个词，也是在强调画面感。

华北四合院（图片来源：wikimedia.org，来自摄影师闫昆, CC BY 3.0）

为什么要有画面感？为什么要关注景观？画面感是增加细节的真实感，有些重要的细节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与此相反的情形是，现在很多地理研究几乎丧失了画面感，甚至在人文地理论述中也是如此，通篇是概念，拿出来的是一个由概念堆砌的抽象结构，而远离地上的实景。对于地理学来说，以概念代替实景的考察研究，不应该是主要方向，会造成许多生动的细节被忽略，许多关联事物本质的细节被抛弃。例如，缺乏景观尺度与色彩特点的北京胡同宅院考察，不可能认识胡同的亲和质感，以及在这一质感中产生的社区特性。

特别要意识到的是，把西方的抽象词汇用在中国的事情上，要谨慎，否则很容易掩盖重要的实情。即使是现代科学地图，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现代地图上都是由抽象的点、线、圈做标识，展开一幅世界地图，除了南极洲外，其他六大洲都是“世界大同”的符号群。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一个区域，除了地图，一定要加上景观，地理学家必须要有对景观图片的解读能力。地理景观，或者地表样貌，永远是地理学的基本议题，是不能放弃的研究对象。为寻求高度一致性的科学目标，排除了大量个性资料，进而排除了大量个性事实，在人文研究中是大成问题的。现代地图其实就是这类科学技术目标的样本。在这一点上，现代科学地图并不比一些古老文明的景观地图“准确”。

城镇也是景观，“华夏大地的人造景观中很少有比围墙环绕的城市更界限分明，更令人惊叹的景色”。这是段义孚，以及许多西方人初次来华时面对传统景观时的感受。段义孚对于中国古代城乡的消长提出这样的看法：在传统中国社会，城镇的发展是历史的领先角色，是新时期的代表，而乡村的发展会滞后。所以在周代初年，“商代遗留的村庄同周朝围墙环绕的城镇比邻而居”。这是历史正面发展的情况。而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区，会出现“负面”的状况。“在大分裂时期，蛮族占据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向南方迁徙，依赖重叠墙门进行监督的严格控制体系分崩离析。小的乡和亭衰落了，村庄却增加了。”

湖南湘乡曾国藩故居

关于中国近现代景观的变化，占了全书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可谓年头不长，篇幅不短，说明段义孚对这一时期很是重视。在讲述近代景观变化之前，他首先对中国进行了分区景观描述，分别是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四川盆地、长江平原、西南与岭南。这实际上是对传统时代各地景观发展结果的一个总结，也是近现代变化起步的基础。我们可以读出二十世纪初年各个区域的“样貌”，这是很有意思的部分。

段义孚主要从经济发展角度叙述近现代景观变化。近现代中国变化巨大，且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因而变化方式是不一样的。关于这一方面，段义孚以一九五〇年为分界，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在一九五〇年以后的二十年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更为独具一格，因为农村的变化同城市一样剧烈。变化的过程不是通过几个点和线，顺应经济规律缓慢渗透，而是遵循理论的革命性改变；一种本质上的意识形态性力量可以将其影响迅速推及整个国家的社会机制”。当然，面对“大跃进”时期的一些做法，他也提出了质疑。

段义孚本人少年时期便离开了中国，他在本书中的讲述，主要是依赖他人的研究，但并不因此使书的内容流于抽象笼统。可以看出，段义孚着意于从参考书中提取关于景观的细节内容，所以我们常常读到这样的描述：在黄土高原，“在较为潮湿的地区，黄土遍布的小山被精心造成阶梯式金字塔形的梯田。岩石坡地表层岌岌可危的小片‘黄土’也被建成台阶，平整成石墙环绕的平台状耕地”。在华北平原，“在夏天时鸟瞰大地，所见到的是繁复而且土地极其细碎的景观。由于地里不同庄稼长势各不相同，每个农民的栽种时间并不完全一致，田野变成一块光怪陆离的调色板，布满黄色、褐色、深浅不一的绿色，但是同画家的调色板不同，颜色变化极其突兀”。读到这样的描述，仿佛与作者一起身临其境。

黄土高原景观（图片来源：wikimedia.org，来自摄影师 dayu490301, CC BY 3.0）

追求身临其境式的观察、研究、叙事，是地理学家的基本责任。即使不能身体力行，也要力争在阅读中捕捉有意义的景观细节。在对一些问题（特别是单纯要素）进行分析和展示时，可以适当地借助公式，但最终却不能用公式代替全部“情景”。即使做当代地理研究，也不能将现代性简化为公式。这其实是缺乏对现代情境的把握能力。现代性同样对应特定的景观感悟，段本人的研究便是例证，他的人本主义地理思想，就是在贴近情景的感悟中产生出来的。众所周知，段义孚的这一思想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而成为当代地理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美]段义孚著，赵世玲译，周尚意校，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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