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按照汉文史籍所记,文成公主入藏后,吐蕃赞普便不再穿本族的毛毡大衣,换成了唐朝的丝绸袍服,而且对唐朝文化的喜爱日胜一日。这类记载,大概不乏儒家史官选择性的书写和修辞,但与唐朝联姻后,吐蕃便相应具有一定的义务,则是毋庸置疑。贞观十九年,太宗征伐辽东,赞普专门派遣禄东赞入唐道贺,而且非常正式地写了一封奏表,以臣子兼女婿的身份,向唐朝天子致意,文中写道:“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国,并为臣妾,而高丽恃远,阙于臣礼。天子自领百万,度辽致讨,隳城陷阵,指日凯旋。夷狄才闻陛下发驾,少进之间,已闻归国。雁飞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预子婿,喜百常夷。”(《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这篇文字措辞谦卑,内容恭敬,其中“圣天子”“臣”“奴”“子婿”等强调身份的专词,用得准确又妥帖。赞普对吐蕃和唐朝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在这一关系中的位置,显然一清二楚,而且他能够娴熟地利用文书与礼仪的形式,确认并巩固这一关系。虽然突厥、吐蕃直到七世纪之后才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文字,但就保留在传世汉文正史中的相关记载来看,他们一早就能娴熟地利用汉文文书与中原政权互动,而且能准确把握文书措辞和格式蕴含的微妙信息,这背后大概和中原士人的流散有关。李渊晋阳起兵之初为了取得突厥的支持,曾谦卑地向突厥可汗致以表文,落款署“某启”,以突显自己的卑下;而到武德八年(六二五),李渊决定与突厥一决高下时,便果断下令“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在文书格式上做手脚,显然不是中原皇帝自说自话的独角戏,而是同时期各族政治精英都能心领神会的权力游戏。神鸟神兽纹嵌绿松石金胡瓶,中亚西部或吐蕃早期,7世纪晚期或8世纪(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来源:thepaper.cn) 最后,唐蕃联姻是唐朝和吐蕃之间的事,所以我们就不能仅从唐朝一方来看,还需从吐蕃方面加以认识。如果说唐朝希望通过联姻结好或牵制吐蕃的话,那么,吐蕃则是将联姻当作实施外交战略的重要工具,而且用起来相当得心应手。与李唐之间的联姻,不过是其全盘布局中的一步棋。文成公主之外,吐蕃赞普皇室还娶了周边羊同、吐谷浑、泥婆罗、西突厥等国的公主,并将吐蕃公主嫁给了羊同、吐谷浑等国(参林冠群:《唐代吐蕃对外联姻之研究》,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八卷)。吐蕃之所以能这么做,显然是因为,当时各国对外交联姻的政治属性有着共同的看法和做法。比如稍早于吐蕃、位于塔里木盆地的高昌国就是这样。高昌由于长久以来深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当地汉人颇多,风俗、政令和官制都颇具华夏色彩,有文字,也相应具备文书制度,甚至国家官方接待室的墙壁上,还画着“鲁哀公问政于孔子”的图像。但是,这些华夏文化的浸染,并不影响高昌国王娶突厥公主为王后,甚至还奉行突厥式的收继婚,即父兄伯叔去世后,子弟及侄等以后母、世叔母及嫂为妻。麴伯雅出任高昌王时,隋朝取代突厥成为东亚霸主,他于是归顺隋朝,娶隋皇室戚属宇文氏为妻,麴伯雅死后,其子麴文泰即位,续纳宇文氏为后。唐朝初年,麴文泰前往长安拜见太宗,太宗为了拉拢高昌,特将高昌王后宇文氏改赐姓为李氏,并封她为唐朝的常乐公主,借以表示对高昌地位的认可。但是,隋末唐初之际,西突厥称雄西域,塔里木盆地附近的焉耆、疏勒、于阗等都是其属国,且多娶西突厥公主阿史那氏为王后,高昌国自然也受其威慑。正是利用这些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网,西突厥可汗有力地控制了东西方贸易的商道,而这也是唐太宗必欲以武力彻底击溃西突厥及高昌等属国,进而重建西域政治秩序的根本原因。但无论如何,我们透过高昌、隋唐、西突厥的往来互动可以看出,对他们的统治者来说,联姻已是一门跨越种族的公共技艺,而很显然,七世纪初叶,吐蕃在崭露头角之时,已能娴熟地利用这一技艺。 例证无须更多,仅以上述所列,我们便可以把唐蕃联姻事件,从汉匈和亲这一历史文化脉络的束缚中脱离出来,安置在中古时代广阔的政治空间中加以更妥当地理解。联姻如此,中古时代的其他外交活动亦如是。谈到唐代的外交,我们长时间以来习惯于将《大唐开元礼》中的《宾礼》作为基础文本,从朝贡体制或册封体制的框架展开讨论,但是,也有学者日益注意到,外交礼仪虽然是国际秩序和权力关系的反映,但绝非客观、准确的反映。这是因为,宾礼的框架和规定因袭传统,相对稳定,但国际秩序却无时不在变化,唐朝虽然一定时期内主导了东亚的国际秩序,但这种主导难以持续,更非唯一。如果我们的目光不只聚焦于东亚,而是扩大至欧亚世界,这一点就会变得更加明显。因此,王贞平先生提出了宾礼虚名化、去政治化的命题,认为宾礼并不是国际政治结构的反映,而是为了使外交礼仪能够有序、顺利地展开(见王贞平:《唐代宾礼研究》)。换句话说,作为儒家五礼之一的宾礼,意在指导国家外交礼仪事务,但其受众主要是唐朝主持外交事务的官僚,对于毫无儒学知识背景的外国使者而言,则意义有限。就这一点来说,作为文本的宾礼,是中国传统礼仪文献的一部分,但以仪式和实践为主的外交活动,则并不仅仅是宾礼的演绎,由此,我们就须在宾礼之外,去发现中古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历史,而这一发现的过程,则需借助世界史的视野和比较的方法。斯加夫(Jonathan Karam Skaff)《隋唐王朝及其突厥—蒙古邻里:文化、权力和联系,580—800年》(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 Culture, Power, and Connections,580-8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来源:douban.com) 前文以唐蕃联姻为案例的分析,就是这一思路下的尝试。斯加夫(Jonathan Karam Skaff)《隋唐王朝及其突厥—蒙古邻里:文化、权力和联系,580—800年》(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 Culture, Power, and Connections,580-8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一书,则是将中古时代欧亚世界东部地区作为空间背景,以比较的视角,颇具新意地分析了隋唐帝国和同时期草原世界的突厥系政权之间多种形式的政治互动。斯加夫认为,隋唐接待外交使节的各种礼仪活动,与同时期欧亚世界其他政权相比,即便存在若干形式上的区别,但就其本质而言,则并无不同。这些为诸国共享的外交礼仪元素包括盛大的典礼活动、依据身份的座次/列位排序、用肢体语言表达敬意、主宾之间的礼物交换以及东道主礼遇外宾的宴会等。换句话说,虽然中原王朝与草原汗国之间,在起居环境、衣食用度以及行礼交谈等文化风俗的物质形态方面有所差异,但他们利用各种符号、物品或仪式象征身份与权力关系的观念和做法,则是一致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理念的支配,一位使者哪怕是初次造访别国,也不至于茫然无措,反倒能敏锐地捕捉任何言谈或礼仪中可能蕴含的外交信号。 各地政治家对外交礼仪活动的功能与意义了如指掌,相应也就把外交互动当成了权力竞技的舞台。突厥沙钵略可汗虽然娶了隋文帝的义女千金公主,成为中原的女婿,但他仍试图在名义上压隋文帝一头,国书起首写道:“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沙钵略很可能了解,按照中原的礼仪,统治者对内称“皇帝”,对外称“天子”,他以天子自居,称隋文帝为皇帝,便将隋文帝的权力范围约束在华夏世界之内,自己的身份相应更高一筹。沙钵略的名头,很有可能是受到早先匈奴的启发,在一位投降匈奴的西汉使者建议下,匈奴单于写给西汉皇帝的信中,开门见山便是“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由此,在沙钵略的身后,或许不乏来自中原的文化参赞。草原政治家善用汉文文字游戏,中原皇帝也毫不示弱,最广为人知的,是唐太宗空前的“天可汗”之称。李世民不仅以可汗自居,而且彻底抛弃草原帝国向来用于修饰可汗头衔的各式美名,直接起用至高无上的“天”,实在是空前的创举。 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来源:doub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