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谭佳：“古”在何方

原创谭佳读书杂志

编者按

此文回顾了一九三〇年古史辨运动中一次深入的学术讨论。对于顾颉刚的名作《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胡适、钱穆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一起发表在《古史辨》中。文中追述了胡适与顾颉刚、顾颉刚与钱穆彼此交往的一些事情，让学术争论能放在当时的境况中进一步加以理解。从对《五德终始说》的论辩到后来他们各自的学术研究，可以看出这三人对“古”的看法是大异其趣的。他们对中国上古史的探寻，立场迥异，在今天仍然各有余音。

“古”在何方

文 | 谭佳

（《读书》2021年1期新刊）

一九三〇年初夏，北平学界不同凡响，两篇即将把“古史辨”推向第二个高潮的名作相继发表：五月，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刊载于《清华学报》（以下简称“《五德终始说》”）。在梁启超、吕思勉、栾调甫、刘节等辩论“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基础上，顾文认为，邹衍凭借“往旧的五行思想（即古代人把宇宙事物分类的思想），自己造出整整齐齐的一大套五行说，用之于历史上”。文章尤擅分析三统说发生、《世经》形成和刘歆遍伪群经问题。顾颉刚对此文极为看重，撰写头日就感到“甚有心得，足以打碎伪古史之中坚”，付梓时更自信所论乃“一个古史的中心的题目”。紧接着，六月，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刊在《燕京学报》（以下简称“《年谱》”）。钱文“仿王静安先生《太史公行年考》之法，证明刘歆并非窜改群经，《周官》《左氏传》二书皆先秦旧籍，而今古学之分在东汉以前尤未彰著”（青松《评〈刘向歆父子年谱〉》）。《年谱》在学界引发轰动，被陈寅恪誉为“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钱穆忆述：“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

顾颉刚

钱穆虽“不啻特与颉刚争议”，两人关乎五行问题却“议论正好相反”（钱穆语）。但是，完成得意之作后，顾颉刚屡次向钱穆索评论稿。为答顾氏雅意，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三日，钱穆撰写的《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下文简称“《评顾》”）发表在《大公报·文学副刊》。随后，钱、顾又加写各执己见的按语交《大公报》副刊发表，你来我往，引发学界热议。最先参与讨论的刘节致信顾颉刚说道，今古学之“根本症结在阴阳五行灾异谶纬说之不同”，《五德终始说》独能“揭此迷蒙”，“实为中国学术界一大快事”（刘节《论今古学书》）。随后，钱玄同撰文《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声援顾说。范文澜、陈槃、童书业、徐文珊、谭戒甫、谢扶雅也加入讨论。这些文章收入《古史辨》第五册下编，掀起继大禹问题后古史辨的另一高潮。

顾颉刚为何一定要找观点与自己截然相反的钱穆来评论呢？二人讨论又何以引发古史辩论高潮？缘由之一，五行问题关乎阐释天运、帝系、道统、经史和个人凶吉。如刘节形容“今古文之分，在骨子里就因阴阳五行说之不同，复因此而产生政制及礼制的不同”。其二，这场讨论承载着钱、顾二人的特殊交情，学术领袖与后劲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民国学术话语权更替等复杂因素。

《古史辨》第五册

一九三〇年初钱穆年仅三十五岁，顾颉刚向《燕京学报》推荐《年谱》时赞其“寻出许多替新代学术开先路的汉代材料”。在顾的推荐下，钱穆于一九三〇年九月出任燕大国文系讲师。二者往来甚密，顾对钱多有关照和提携，钱称“初到所遇皆生人，惟晤佑荪、绍虞及颉刚，使余无身居异地之感”。钱穆在燕大期间，顾爱才心切，屡次索稿，钱由此才发表《评顾》等重要文章。“伯乐识良马”的顾颉刚曾自诩与钱穆是“房谋杜断”关系，对这位经自己慧眼识珠、多方提携而进入学术顶级圈的乡村中学老师，顾颉刚可谓倾心栽培、充分信任。

钱穆

于情于理，钱穆在《评顾》中肯定了顾的贡献。细读全文，核心有二。首先，将《五德终始说》与今文经学趋同理解。《评顾》引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九二〇）中的名言“以复古为解放”来概括对古史辨的理解：“溯源寻根，把中国从来的文化学术思想从头整理一过，给与一种较为新鲜而近真的认识，对于将来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上定有极大的帮助。”钱穆借此论证顾学和今文学“虽则尽不妨分为两事，而在一般的见解，常认其为一流”。所以，顾学吸纳今文学派来为古史观张目，实则“横添许多无谓的不必的迂回和歧迷”。其次，是别异。钱穆用“新文化新思想”几字将顾说拉回胡适的新文化运动大营。又以“伪造”与“传说”区别为切入点，“预备根据胡先生这一番话来认辨顾先生的古史辨和晚清今文学的异同”。所谓“一番话”即胡适曾归纳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钱穆继续用胡适的话来解释：“讨论古史里那个根本的见解和方法，是重在传说的经历和演进。”通过对比差异，钱穆认为崔述疑古“仅剥到‘经’为止，还不彻底”，晚清今文学比崔述还不彻底，顾的古史剥皮，“比崔述还要深进一步，绝不再受今文学那重关界的阻碍”。在引言中，钱穆不忘强调“顾先生那篇文里，蒙其采纳我《刘向歆王莽年谱》里不少的取材和意见，而同时顾先生和今文学家同样主张歆、莽一切的作伪”。之后，全文围绕五帝传说、五行相生、汉为火德等具体问题阐发。可见，钱穆的策略是先抑、后扬，再暗抑：借用梁启超的名言将康学与顾颉刚等同；又借胡适观点，从神话与传说角度辨异，再提及自身力作，仍将晚清今文学与顾颉刚画等号。《评顾》处处可见胡适与梁启超的影子，前者尤甚。彼时的胡适早已在回国短短几年内“暴得大名”（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取代梁启超成为思想界新一代领袖，堪称当时学界的“泰山北斗”。饶有意味的是，围绕《五德终始说》，顾颉刚、钱穆、胡适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交道。

一九二六年仲夏，刚到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写信向老师胡适倾诉：“厦门素无文化，生活颇为干燥。但我志在读书，只要无杂事烦扰，亦可安居乐业。”仅几个月后，受傅斯年之邀，顾辞职去了新建的中山大学。对人际关系敏感却不圆融的顾颉刚在中大遭排挤，在傅斯年的挽留甚至不理解中，他又辞职去了燕京大学，同时带走了爱徒何定生。何为追随其师退学北上，顾也甘愿承担学生在京的生活费用。师生情谊甚笃，未料到节外生枝。一九三〇年，在顾颉刚归乡为父做寿期间，由何定生主编的小册子《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出版，何书极力推崇顾的治学路径，暗示已超过胡适，其贬胡褒顾之举“引得北平学界议论纷纷”（王学典等《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事后才知情的顾颉刚赶紧通知朴社停止发行此书，甚至将何逐出师门，决绝地说道：“现在我觉得我们之间只有两条路走：一、我给你盘费，请你回去。从此以后，你如何捧我或如何骂我，我都不管。二、你在北平，生计由你自己设法，不要来问我。我和你维持极简单的友谊，彼此不要相批评。”他又几番致信胡适，邀请老师赴北平时到自己家里小住，矜慎、尊崇之意溢于言表。四月，顾颉刚再次致信胡适：“《清华学报》嘱我做一篇文字，那时拟定的题目是《五德始终说的历史和政治》，当时想想，有一两万字也尽够了，一个寒假也写得完了。但一落笔之后，三万四万还写不完，现在写到了六万字还不完，怕要十万字了。这两个月来的时间差不多全耗费在这研究上，很有可喜的发见。”

《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

这篇耗时两个月，近十万字的“很有可喜的发见”就是《五德终始说》。顾颉刚专门去信汇报“可喜的发见”，胡适却不以为然，在十月二十八日《日记》中记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此处“顾说”即指《五德终始说》。《古史辨》第五册收录了胡适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写给钱穆的信，专门评论了《五德终始说》：“崔觯甫作茧自缚，颉刚也不免大上其当。……此等论断，全凭主观，毫无学者治学方法，不知颉刚何以会上他的大当？”《评顾》刊于该月十三日，仅一周后，钱穆便由此更加得到胡适认可。再参照三月十八日，顾颉刚向胡适力荐钱穆去北大任教，在信中介绍钱穆“为学比我笃实……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此信写于《评顾》之后，令人嗟叹和佩服。

钱穆《评顾》的纲领在于借用梁启超的“以复古为解放”来形容顾学“疑古”实质。梁启超使用“复古”可上溯至一九〇二年在《新民丛报》发表的长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一九二〇年，梁氏撰《清代学术概论》称“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在任公心中，“古学复兴”即“文艺复兴”，皆用来概括他所理解的清代学术发展是以“复古”为标志的递进潮流，即从清初“复宋之古”，中经“复汉唐之古”“复西汉之古”，直至清末“复先秦之古”，“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他认为这场清代复古的“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其实，Renaissance在清末书刊已很常见，译法不一，以“古学复兴”“文艺复兴”居多，不少晚清学者借用这些术语，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框架中描述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发展。曾为学界领袖的梁任公，对“文艺复兴”的比附一度占据晚清学术话语主流，到了钱、顾这场古史讨论的时期，“文艺复兴”的大旗已换为由胡适高举。不过，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胡适在复古问题上与任公有本质的区别。胡适不仅专门撰有《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一书，还曾在美国公开场合自豪地自称为“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之父”（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在国内，他也表示过“我本人则比较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新文化运动“与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极多的相同之处”，文学革命“是一项对一千多年来所逐渐发展的白话故事、小说、戏剧、歌曲等等活文学之提倡和复兴的有意义的认可”。随着胡适学术地位日隆，他的“文艺复兴”说在五四以后广泛流播。作为胡的学生，顾颉刚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和胡适的提携。

《中国的文艺复兴》

一九二二年，胡适推荐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这是顾第一次有机会系统整理和表达自己的古史观点，结果可谓喜忧参半。可喜之处在于，教科书出版后颇受教育界和学术界欢迎。这部教科书分上、中、下三册，顾颉刚编写的上册最为突出，出版五年间再版多达五十五次。可忧之处是因为此册影响最大，却公然不承认三皇五帝为华夏信史，遂后来被禁，引发民国知识界与政府的一场对峙。毋庸置疑，喜忧两方面都进一步将顾推向新的学术高位，以利于他“破坏假的上古史，建设真的中古史”。顾颉刚志在通过（狭义上的）神话与传说来解构两汉被神圣化、政治化和道德化的历史叙事，从而解构经学和儒家的合法性。同期的胡适也明确表示：“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在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在古史运动中，胡适根据自己热衷的达尔文进化论、杜威式的实验主义科学方法论，尤其是“用历史或者发展的观点看真理和道德”的观念来挖掘“非儒学派”，解构儒家正统观。虽胡、顾二人理解两汉经学的方向不同，但在对待“古”的根本立场上一脉相承，从事实上完成了使传统经史学问分崩离析的工作。

相比胡、顾的疑古态度，钱穆虽然用“以复古为解放”来概述顾氏古史辨与康、梁趋同，但事实上，钱穆对“古”的态度更接近康学。一九三七年，钱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出版，学界为之一震。钱氏自谓于北平东安市场购得梁启超公讲义后“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另撰一书”。很显然，钱穆要讲出不一样的内容。两相比较，梁启超的“文艺复兴”实为复古汉学，从乾嘉之学（考据）反对宋学（义理）角度来探讨建立现代西方科学的可能。恰与之相反，钱穆从宋学的立场理解清代学术发展，认为清学的实质是复古宋学。钱穆的“每转益进说”就是要针对梁启超复古汉学、崇尚西学的观念。尽管在复古汉或宋有分歧，但钱、梁都保留了儒家圣人的位置，二人都与借复古之名、断文化之根、行改造之实的胡适迥异。尽管钱穆此时极力维系与胡适的学术关系，但对待“古”的根本性分歧使得二人渐行渐远。

《近三百年学术史》

又过了两年，钱穆的《国史大纲》（一九三九）正式完成，一经面世就成为当时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序言成为一时名文。文章开篇将中华文化上溯到黄帝传说以来的“四千六百余年”，笔端悄然针对疑古运动，区分了“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点名地批驳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古史研究。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日，在大洋彼岸当驻美大使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过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在一番挖苦中，钱宾四的复古已成“原罪”。若干年后，在台北曾五次评选“中研院”院士受阻的钱穆，曾说自己“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师友杂忆·北京大学》）。此时，宣称自己也“疑古”的钱宾四向世人表明与顾颉刚“仍同一线”。然而，顾颉刚早已在日记中写道：“按宾四为人，既骄且吝，又处处好占便宜，不为人留余地。观于其对共患难之夫妻尚如此薄情，何论友人乎！”（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一年后，顾颉刚在日记中叹欤：“在此大时代中，个人有如失舵之小舟漂流于大洋，吉凶利害，自己哪能作主，唯有听之于天而已。”

《顾颉刚日记》

俱往矣。围绕顾、钱二人的这场古史讨论一波三折，各方论述映衬出民国学坛之人心微妙，读书人的命运起伏与时代沧桑。贯穿于其中的疑古、信古、复古等关键词，反映出一代大家对中西文化的判断与选择。陈寅恪曾形容宋代新儒学之基础是“天竺为体，华夏为用”，中学在西学（佛教）裨助下“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同理，晚清以降，读书人对中国文化如何复兴、复何之兴、“古”在何方的探索，必然伴随着西学的影响而发展。归根到底，国人所理解的“文艺复兴”是西方近代重新梳理建构起来的脉络谱系。西学看似有古今一贯的整体性，比如司空见惯的谱系描述，以古希腊为宗，经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进入现代性。这条历史叙述诚然有其历史凭据，但更形同唐宋建立的道统，只是基于时人的政治与文化建构诉求而已。西学“文艺”能有复古之兴，在于此历史叙述中的“古”已是超越经验和实证层面的文化价值认同。恰恰是这方面，当下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探索。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等人的讨论最拨动人心之处，在于他们开风气之先，在诸多领域披荆斩棘，探索中华古老文明在内忧外患之际如何发展。时至今日，越发制度化与专业化的学术机制使得当代学人有条件深入各命题探究西学之所以然，不过，当今也少了些民国学人挽中华文化于既倒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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