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康太一：印以载道：早期全球化视野下的塞兰坡印刷

原创康太一读书杂志

编者按

1822年，马士曼在印度塞兰坡出版了完整版的中文《圣经》，这也是第一本中文版圣经，其背后是一部鲜活的印刷和中西文化交流史。康太一借助收集的有关塞兰坡传道出版社和凯瑞、马士曼等关于第一本中文版圣经，浸信会传教士的档案资料，还原了塞兰坡印刷的曲折历程和社会语境，也让人们看到，当印度的神话史诗和中国的儒家经典，在塞兰坡英译出版后传至欧美；而《圣经》亦被译成三十多种东方文字同步印行之时，塞兰坡印刷就是“早期全球化的一个缩影”。

印以载道：早期全球化视野下的塞兰坡印刷

文 | 康太一

（《读书》2021年7期新刊）

二〇一四年初，苏精推出了关于中文印刷史的新著《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这是继二〇〇〇年《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一书之后，他再次以印刷为主题书写专著。依旧是从手稿档案出发的研究，包含了一八〇七至一八七三年前后六十余载，来华新教传教士引介西式活字取代传统中文木刻雕版，创立并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所的全过程。该书翔实、丰厚，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近年由中华书局引进再版后，更是将近代中文印刷这一话题拉回到大家的视线之中。

说起近代中文铅活字印刷的开端，不可不提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的老对手——英国浸信会会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以及他参与创立的塞兰坡传道出版社（Serampore Mission Press）。他虽身处印度，却于一八一三年率先实现了近代第一次以西式活字印刷中文。这份首创之功，学界早有立论，但细究者少；凡有论及，关注点也往往放在印刷的成果内容与文本影响上，忽略了如此印刷本身的意义。笔者多年前的专题论文，也同样有因此失彼之处。如今再探手稿档案，对“二马”两相呼应的中文印刷格局有了更完整的理解，也对作为媒介的印刷多了些体悟与思考。

一、妥协与自立

一七九二年，还在英国北安普顿郡的凯瑞（William Carey, 1761-1834）发表了《探询基督徒当设法引异教徒皈依之责任》（An 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s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一文，感召教友前往远邦，传播福音。很快，对英美影响深远的浸信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应运而生，英国新教差会的海外传教事业也受到推动，由此蓬勃发展。而凯瑞自己亦于次年决定前往东土传教，虽未获得东印度公司的传教许可，还是几经辗转，登上了一艘丹麦航船，并于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抵达印度加尔各答（John Clark Marshman,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rey, Marshman, and Ward, Emb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 Vol. I, London: 1859, pp.60-61）。

凯瑞

初来乍到的他，在官方禁令下，几乎没有生活来源，拖家带口，境况一度极为窘迫。直到一七九四年六月，经同船而来的托马斯医生（John Thomas, 1757-1801）引荐，得到了东印度公司公务人员乌德尼先生（George Udny）的私人帮助，转到马尔达地区，受雇于一家在马德纳巴提的靛青厂后，一切才有所改善，相对稳定下来（ibid: 66-69）。也是从这时起，凯瑞开始着手翻译孟加拉文的《新约》，并为日后的印刷出版做起了准备。印度当地的孟加拉文活字印刷由著名的东方学者威尔金爵士（Sir Charles Wilkins, 1794-1836）参与研发并督办，早在一七七八年就已成型，且于加尔各答留有铸字工厂。虽然当时所用的字冲已无从获得，但威尔金当年铸字的得力助手、铁匠出身的潘恰南（Panchanan Karmakar, ?-1804）却被凯瑞找到，并答应襄助。一七九七年，凯瑞去信总会，希望能从伦敦先订制一些字冲，并申请了一台印刷机、纸张，和一位印刷专家的支援。不想，次年加尔各答就有一台木质印刷机出售，在乌德尼的好意赞助下，凯瑞以四十英镑的价格购得，并将其安置在一间偏屋中，一时竟引来不少当地人的好奇围观,视之为拥有神力的“欧洲偶像”。

一七九九年，凯瑞企盼已久的印刷专家沃德（William Ward, 1769-1823）终于来了，同行的还有马士曼夫妇并两名助手与家人。依旧没有传教许可的他们，不敢登乘东印度公司的春季舰队，只得搭坐美国“克瑞特伦号”客轮，漂洋过海近五个月，于十月九日到达加尔各答，却未能登陆。时任印度总督的韦尔斯利伯爵（Richard Wellesley, 1760-1842），为确保英国在印度的绝对地位，一改此前的“不干涉”政策，以“附属联盟”（Subsidiary Alliance）新令暂停了所有非英欧洲官员的在印权力，这也让非英船只在英属港口的停靠变得异常敏感。加之没有许可证的传教士一经发现必将遭到惩处并驱离，马士曼与沃德等人处境尴尬。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接受船长的建议，于四日后在加尔各答北部十六英里的丹麦属地塞兰坡（Serampore）登陆,暂避风头。

塞兰坡传教士：托马斯、富勒、凯瑞、沃德与马士曼

尽管有凯瑞的帮助，多方托人斡旋，马士曼等人还是没能拿到英属政府的传教许可，这让他们的译经出版计划也变得渺茫起来。正当踌躇时，塞兰坡总督召见了他们，并建议他们定居此地，还允诺了一系列的优厚条件：一、保证他们和丹麦国民享有同等待遇（除了土地所有权）；二、授予他们传教许可，并允许他们开办学校，建立报馆、印刷所并印行《圣经》，还愿为他们翻建一座教堂；三、若他们想要前往英属地，任何时候都可为其提供合法护照（ibid: 118-119）。考虑到加尔各答政府此时的严峻态度，两相权衡下，马士曼和沃德最终决定偏安一隅，留在这座胡格利河（Hooghly River）西畔的小城，与各方势力保有距离。并随后说服了凯瑞从马尔达转来加入他们。自此，便有了名垂史册的“塞兰坡三杰”(Serampore Trio)，亦开启了他们延续近三十年的传教事业。

塞兰坡浸信会所在区域地图

一八〇〇年初，凯瑞等人在塞兰坡购置了一片房产，并将之前备下的印刷机与活字迁来此处，“塞兰坡传道出版社”由此建立。这一年的三月十八日，当沃德亲手排印出凯瑞所译孟加拉文《新约》的首版首页时，那份狂喜与雀跃难以言表，而它所预示的未来成功也远远超出了这些浸信会士最初的想象。

二、中文印刷的开展

一八〇一年，首部孟加拉文《新约》在塞兰坡成功出版，历时九个月，印行两千册。随后，凯瑞编写的《孟加拉言法》（A Grammar of the Bengalee Language）也顺利刊印。这让塞兰坡浸信会士们开始考虑将《圣经》译成更多的印度当地语言，乃至周边地区与国家的语言。于是，一八〇三年一月，他们的《译经备忘录》上这样写道：“同意凯瑞负责马拉地语（Mahratt）的学习，沃德负责波斯语（Persian），马士曼负责中文，并以将《圣经》译成以上语言为己任。”（J. Marshman, Letter to BMS, 25 May, 1806）一年后，凯瑞等人共同署名的一封寄回总会的信中，其译经计划已扩展至梵文、印度斯坦语、泰卢固语、卡纳达语、奥里雅语和缅甸语等，且其中部分已开始付印，可谓进展神速。与此同时，塞兰坡的印刷与铸字工艺也日渐完善，初具规模。在潘恰南的帮助下，他们建起了一家铸字工厂，并开始研发更小、更美观的孟加拉文活字以及其他多种东方文字的字型，其中就包括印度本地第一套“天城体”（Devanagari）印刷字冲。

尽管中文在浸信会士的计划中出现较早，总会也一直催促推进，但碍于未能找到辅助马士曼阅读中文书籍的合适人选，便耽搁下来。直到一八〇六年，时任加尔各答福特威廉学院（Fort William College）教务长的布坎南（Claudius Buchanan，1766-1815）为其引荐了拉萨尔（Joannes Lassar, 1781-1853?）这位中文老师后，一切才正式提上日程。拉萨尔的亚美尼亚裔身份一直都是马礼逊等人质疑塞兰坡中文水平的理由，而从有限的档案资料中我们仅可知：他生于澳门，信奉基督教，家里的中国仆役是最早与他讲汉语的人。父亲曾为他从广州请过两名老师，授其官话、中文阅读与写作，幼时读书就已逾四十卷。十三岁时被送往广州继续学习，此后七年间师从多人，还曾受雇于葡萄牙人，负责翻译处理与京廷之间的信件。原本来印度是做茶叶生意，却未想茶价大跌，才会困于加尔各答。

如此，依旧难以确证拉萨尔的中文水平，倒是他以儒家“四书五经”为教材，相关注疏为教辅的教学模式，以及他与马士曼后来的译作更有说服力一些。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当地识文断字的中国人并不少见，马士曼在一八〇七年就曾碰到过两位：一位定居加尔各答，正在学英文，帮他纠正过他的英式汉语发音；另一位则刚从中国来，水平更佳，帮他验证了许多字典中语词的含义。而这样的中国身影在塞兰坡的中文教育、汉译《圣经》，乃至铸字印刷中始终存在，只是鲜有姓名留下。

塞兰坡的中文印刷从马士曼研习中文之初就已开始准备，并由他亲自督办；虽然刻版的工匠多是孟加拉人，但负责监察的却是中国人。马士曼就曾在日记中提到过一位名叫龚理（Kung-Lee）的中国助手，如何将汉字写好，倒贴于木板之上，再监督指导当地工人刻版。一八〇九年，为降低用纸成本，塞兰坡建起了自己的造纸厂，并首次使用蒸汽机驱动，开启了东方工业化的新阶段。是年，他们的中文印刷也结出新果——马士曼所译的世界首部对照原文的《上论》英文直译本（The Works of Confucius ）印行出版。该书采用西式装订，单张正反印刷，开本偏方（约20.8厘米×26.5厘米），纸质较厚，共计三百八十七页（七百七十四面），每面有页码；书内中文原文以木雕版自右及左竖版刻印，每个汉字约1.5厘米见方，英文译文则以铅活字句句对应印刷（Angus Library藏本）。这次中文印刷的成功，让浸信会士们对在塞兰坡印刷中文《圣经》的前景充满信心，并很快有了新的推进。同年出版的马士曼论著《论中文之汉字与音韵》（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汉字字例已开始采用一厘米见方的木活字排印，更显精巧。

一八一〇年，马士曼与拉萨尔合作汉译的两个《新约》单行本——《马太福音》与《马可福音》以罗望子木（Tamarind tree）刻版，先后印行。为迎合中文读者的习惯，这两册译本皆采用中式四眼线装，小开本（约13.5厘米×23.7厘米），一版两面，书页正折，版心为书口；书内无页码，行文武边栏，栏内又设单线栏框，半页八行，行十六字，无界格，有句读。不过，这两册福音书的译文并不成熟，其中的人名、地名及神学名词多为音译造词（以“口”字旁表外来语音），内容较为艰涩，难以流传，故实际印数很少。但作为最早印行出版的汉译福音书，它们不仅是译本演进的一个参照，亦展现出彼时马士曼译经团队的野心，以及塞兰坡传道出版社印刷中文的实力。

《马可福音》（1810年）

三、劫难与重生

一八一一年时，塞兰坡传道出版社已颇具规模，蜚声内外。沃德曾在一封信中这样描绘当时的工作场景：“在这间超过一百七十英尺长的办公室里，你能看到印度人正将《圣经》翻译成不同的方言，又或是在修订校样。你还会注意到，铺开的字盘里有多种活字，包括阿拉伯文、波斯文、那格利文、泰卢固文、旁遮普文、孟加拉文、马拉地文、中文、奥里雅文、缅甸文、卡纳达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英文等。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与基督徒都在忙着排字、校对、分发。而后，有四个人将各种语言的《圣经》篇章传送过来，其他人将这些纸页折好，运往大储藏室，再由六名伊斯兰教徒来装订。办公室的另一头，有各式各样的铸字机，旁边有一组人正在制墨；外面的一片开阔地上被围墙围出了一个圆形区域，我们的造纸厂正在那儿生产我们自己的纸张。”如此地井然有序，若无意外，他们很快就能按计划修正出造价更低廉，形制更美观、小巧的中文金属活字，并用其印刷修订后的《新约》全稿（Memoir of the Translations, Aug. 20, 1811）。却未想，天降灾祸，让一切戛然而止。

在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的浸信会档案中，一八一二年三月十一日对塞兰坡来说，是个可怕的日子——那天傍晚六时左右，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席卷了他们的印刷所。最先起火的房间里存放着准备印刷泰米尔文和锡兰文《新约》的七百令纸张，转瞬即被烈焰吞没。尽管大家迅速采取了灭火措施，但风助火势，还是足足烧了六个小时才逐渐平息，连五英尺粗的房梁、屋顶和窗户都被燃尽，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J. Marshman, Letter to BMS, 12 Mar, 1812）。这场大火总共焚毁了两千令纸张，十四种语言（那格利文、奥里雅文、马拉地文、锡克文、缅甸文、泰卢固文、泰米尔文、锡兰文、中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希腊文和英文）的活字及配套的字盘、铸字模具和半成品，还有一些文档、器物、珍贵手稿与正在印刷中的所有文本，可估损失超过一万两千英镑。多年努力就这样化作灰烬，深受打击的马士曼在信中不无自嘲地说道，“我们现在连印张传单，或印份损失报表的活字都没有了”，更不用说进行到一半的各语言《圣经》，以及第二版《孔子的著作》和《论中文之汉字与音韵》（扩充了两百多页的内容）的印刷了。

《孔子的著作》第一章（1809年）

所幸的是，火灾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他们的六台印刷机和所有语言的字模也因放置在他处而得以保存。这让此前接连承受丧子之痛，又遭火灾冲击的沃德与马士曼，在绝望中再次感到了神启，重燃起希望。与凯瑞商议后，他们开始多方求援，筹措资金以重建印刷所。灾后六周，语言专家和工匠又都被请了回来，超过四吨的金属被熔，用于铸造活字，泰米尔文和印度斯坦文《新约》也重启付印，奥里雅文、锡克文和孟加拉文亦铸字完成；又经数月，印刷所全面复工，所有灾前印刷中的版本到年底时都开始重新付印。凯瑞后来回忆道，劫后重生的塞兰坡出版社“好像进入了比之前更加高效的状态，新出的译本也都超越了被毁的前作”，或许也算因祸得福。此外，塞兰坡还在这一年的八月十三日迎来了一位马士曼渴求多年的贤士——伦敦著名木刻艺术家劳森（John Lawson, 1787-1825）：其人不仅精于雕刻，还是位博物学家、音乐家和诗人。来后不久便帮他们完成了中文金属活字的改良与铸造，并留下了不少记录印度见闻与传教感悟的诗篇（Anglophone Poetry in Colonial India, 1780-1913）。

一八一三年，塞兰坡首次以金属活字排印出版了马士曼等人汉译的《约翰福音》（《若翰所书之福音》）。该书采用硬皮洋装，中开本（约18.7厘米×26厘米），双折页正反印刷，共计七十二面；书内页眉有英文章节序号、书名及数字页码，汉译正文行中式竖版，半页十行，行二十五字，每字约0.8厘米见方，文内有句读和人名、地名标识（Angus Library藏本）。此译本因参照了马礼逊一八一〇年寄来的白日昇（Jean Basset，c. 1645-1715）抄本，对译名做了调整，行文也较之前更顺畅、成熟，故被视为塞兰坡汉译《圣经》的转折之作。而此时，拥有十台印刷机与近两百名员工的塞兰坡印刷所，也开始进入其全盛时期。

《若翰所书之福音》扉页（1813年）

到一八一四年印行马士曼的《中国言法》（Clavis Sinica）时，已可见三套不同大小的中文铅活字（0.5平方厘米、0.8平方厘米和1平方厘米）运用其中。次年，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也在塞兰坡以他一直质疑的中文铅活字印刷出版；但因辗转延误，让两本语法书分了先后，引其不满，又生龃龉，才导致此后延续多年的“二马之争”。

《通用汉言之法》（1815年）

到一八二二年，塞兰坡的印刷出版已达巅峰，在沃德的监管下，十九台印刷机每日都在加紧排印各种语言的《圣经》。并终于该年十二月，以铅活字印刷，中式四眼线装（约13.6厘米×27.2厘米）出全了马士曼与拉萨尔所译之中文《圣经》的所有篇章。转年，马礼逊也在马六甲以木雕版印行了他与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所译之《神天圣书》。至此，“二马”缘于印刷的较量，以世界上最早两部全本汉译《圣经》的出版告终。

四、作为媒介的印刷

自一八二三年起，随着“塞兰坡三杰”相继离世，塞兰坡传道出版社也由盛渐衰，终于一八三七年宣告关闭。尽管此后该区域仍有印刷活动持续，但终因缺乏专业人才的积极推动，曾经引领时代的塞兰坡理念与运营模式走向消亡。唯有他们在三十多年间，留下的超过二十一万册涉及四十多种不同语言的书刊，见证了昨日传奇，并影响至今。

在这里，一八一八年印出的世界首份孟加拉文报纸《镜报》（Sumachar-Durpan）开启了印度现代报业的发展；同年创刊的《印度之友》（The Friend of India）向英语世界呈现了当时的印度，乃及周边东方国家的宗教、文化与历史样貌。印度的神话史诗和中国的儒家经典，由此英译出版，传至欧美；而东、西方专家亦聚于此，合力编纂关于东方语言的言法、辞书，并将《圣经》译成三十多种东方文字，同步印行。可以说，彼时的塞兰坡传道出版社就是早期全球化的一个缩影，它汇集了不同国族宗教、语言文化、智识立场乃至权力关系，源流众多且辐射广泛。而其间串联始终，让一切各安各位的正是印刷。

塞兰坡印刷的多语言文字

“媒介即人的延伸”是加拿大哲人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抛出的警世良言。在他看来，作为媒介的活字印刷不仅在世界规模上重构了人的对话，还建起了沟通时代的桥梁。如任何其他“人的延伸”一样，它从时间与空间，心理与社会的层面上结束了地域狭隘和部落主义，也改变了以往的文化边界与模式。一本印刷书籍可将古代世界与中世纪熔为一炉，再迸发出一个现代世界；也可让口头文化与读写文化交会，使东、西方的故事准确、同一地排印在一条直线上。如此交融，我们在塞兰坡出版的多语言书刊上可以看到，在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度工匠与中、英同事一起铸刻排印英译《论语》和汉译《圣经》时，亦可得见。它甚至先于文本内涵和意识观念，以一种更为直观而具象的方式呈现出交流的形态，并延伸至塞兰坡印刷文化和社会语境的各个角落，又随文本的流通远播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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