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以来，东北亚的局势越发复杂，对于“国际”问题有认识的儒者，通常认为不会太多，但实则并非没有这类人才。福建巡抚许孚远，虽然文化史、思想史上对其记述不多，但他派间谍、通海路，远交近攻，甚至在暹罗、琉球等地缘“棋盘”布局谋篇，极有见地。一篇随笔，既见儒生所谓“世界眼光”的风采，更使时代变化的波诡云谲，跃然纸上。
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大明、朝鲜和日本在半岛上的喋血之战已经打了一年。一个叫作史世用的大明间谍，在这一年四月，以福建同安商人身份，先到了内浦（うちうら，今日本静冈县沼津市），然后到关白丰臣秀吉所在的名护屋（今佐贺县）一带活动，陪同他的是福建商船船主许豫。他们不仅“观其山川形势，探其动静起居”，而且还和好些个日本官员打了交道。这个据说“貌颇魁梧，才亦倜傥”的中国人，很快引起日本方面的警觉，加上有“奸人泄机”，于是在九月的一天，日本大隅州（今鹿儿岛雾岛市）正兴寺的僧人玄龙就来询问许豫：“船主得非大明国福建州差来密探我国动静之官耶？”![]()
日本佐贺县立名护屋城博物馆藏桃山—江户期间的丰成秀吉画像（图片来源：bunka.nii.ac.jp）
没想到机关泄露，许豫只好顾而言他地搪塞了一番，之后急忙驾船逃跑，不料“中途遇风打转”，又回到日本。这下子没有办法，只好硬起头皮面对。可是也很奇怪，日本方面虽然明知这是来打听虚实的大明间谍，却没有为难他们。十一月，他们再度和日本的官员与僧人见了面。这时候，大概日本也正在和大明谈判，于是，便把许豫和史世用的船只放回，还发还了许豫原来购买的硫黄二百余担，并请他们带了“文书一封、旗刀二事”，让他们回去交给福建地方长官。第二年的正月，已经是公元一五九四年初，他们终于回到了福建，把日本委托携带的东西，交给了当时担任福建巡抚的许孚远（一五三五至一六〇四）。
许孚远是个有名的儒者，很多人都注意到他是湛若水（一四六六至一五六〇）的再传弟子，又是刘宗周（一五七八至一六四五）的老师，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赫赫有名，所以，尽管他自己在历史上没那么显赫，但也算是个“大儒”。他兼采朱熹和王阳明，以理学对心学纠偏，特别讨厌“援良知以入佛者”，算是很虔诚正宗的儒者。特别难得的是他不冬烘，对《史记》有研究，给杨慎词集写过序，算是文史兼通的人。不过，我觉得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素习儒业，却绝不只寻章摘句，问天理，究人心，倒是颇通战略，有宏大视野，特别对东海南海的关注和了解，迥出一般儒者之上。所以，他不只是旁人口中所说的“真正好人”，用现在的话说，还是个有“国际眼光”的通人。![]()
许孚远像
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他离开广东，“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这正是“壬辰之役”最吃紧的时候。这一年，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想“一超直入大明国”，成为东部亚洲的霸主，于是用假道灭虢的策略，在朝鲜挑起战火。战火初起，朝鲜在陆地上节节败退，尽管李舜臣在海上也曾获胜，但终于还是要靠明朝派军队，跨过鸭绿江，直接面对日本。于是，在朝鲜半岛，就像九百年前决定东亚历史的“白村江之战”一样，东亚的大明、日本和朝鲜展开了一场史称“壬辰之役”的殊死大战。战争从壬辰打到癸未，从南边打到北边，双方各有胜负。到了万历二十一年四月，明朝派遣使者和日本谈判，战争暂时处于僵持状态。就在这个四月里，许孚远得到兵部尚书石星的指令，便派遣史世用，乘坐福建同安的商船赴日本，侦察日本的情况。万历时代，原本是困扰大明王朝的倭患渐渐消停之际。由于倭患，大明知识界对日本的了解开始越来越多，比如薛俊的《日本考略》、胡宗宪支持下由郑若曾修纂的《筹海图编》、侯继高的《全浙兵制考》、郭光复的《倭情考略》等，都记载了不少日本的情况，日本的轮廓和细部，中国人逐渐不再依赖《三国志 ·魏书》《宋史 ·日本传》等陈陈相因的旧记载，从朦朦胧胧渐渐变得清晰细致，对东海对面这个岛国，终于不再是雾里看花。这当然一方面和防备海上倭寇的军事策略有关，一方面和海上明日贸易有关。大概第一部中国人实地踏查日本归来后的记述著作，也就是郑舜功（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的《日本一鉴》，就是那个时代的作品。这位皖南人郑舜功曾经作为使者，两次到访过日本，分别是嘉靖八年（一五二九）和三十五年（一五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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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四十年（1561），明朝驻防东南沿海的最高将领胡宗宪主持、地理学家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标明了明朝海防管辖的沿海岛屿，其中卷一之《福建沿海山沙图》明确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编入其中，表明这些岛屿在明朝就已经纳入中国海防管辖范围之内（图片来源：diaoyudao.org.cn）在许孚远派间谍深入日本侦察敌情的时候，大明朝廷上下关于日本的一般常识已经相对比较丰富。不过，由于当时正值明、朝、日激战之时，许孚远派史世用去侦察的主要意图，当然还是搜集日本的政治动向和军事情报，作为明朝朝廷朝鲜问题的对策参考。派往日本的大明间谍包括史世用等，在万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正月回到福建后，除了报告日本一般情况，例如丰臣秀吉本人的身世年岁，日本本部分为六十六国，长崎、鹿儿岛与海外贸易船只，壬辰之役中俘虏的朝鲜人被日本使用，等等，他们带回来更重要的情报，还是有关战争的动向。综合了船主许豫以及张一学、张一治等人的报告，这一年的五月六日，许孚远向朝廷禀报如下几点：第一，丰臣秀吉仍然在准备战争，他命令各地新造千余艘船只，“大船长九丈，阔三丈，用橹八十支”，而各个日本将领也都在等待和谈不成，以便再次“乱入大明”；第二，要警惕佛郎机（明代对西班牙、葡萄牙的混称）人暗中帮助日本，因为每年都有广东香山澳等地的佛郎机船赴日本长崎贸易，他们回来的时候往往会携带倭人，“假作佛郎机番人”潜入广州等地；第三，要防止广东香山澳的船只，把乌铅运入日本，因为日本不产火绳枪用的乌铅，只产硫黄黄硝；同时也要积极争取广东、福建和浙江长居日本的华裔，他们“多有归国立功之志”，可以为大明打探倭情。总之，根据他们的判断，丰臣秀吉既“有奸雄之智”，又有“窥中国之心”，不仅造船数以千计，在各州征兵以数十万计，“皆曩时所未有，日夜图度，思得一逞”，大明朝廷应当早做准备，千万不要相信日本的所谓“封贡”之说，也不要相信沈惟敬之流所谓“和谈”，那只不过是“侥幸苟且之谋”。三年以后（一五九七），丰臣秀吉果然再一次大举入侵朝鲜，证明这些大明间谍带回来的情报大体准确。
其实，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这场战争，既可以看成东亚的区域冲突，也可以视为波及世界的一场大战。我最近一直强调，环东海南海海域，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往往是钟鸣磬应，就像中国老话所说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东北亚的帝国争霸风波，照样也殃及了东南亚，甚至遥远的欧洲。之所以这么说，不只是明朝军队里面有各国人，如“暹罗、都蛮、小西天竺、六番得、楞国、苗子、西番、三塞、缅国、播州、镗钯等”，也不只是很多人注意到的日本和大明军队，都同样使用了来自西洋的火器，甚至也不只是刚刚并吞了真腊的暹罗，跃跃欲试要加入这场战争。事实上，与大明和日本两方都有密切海上贸易的琉球、东南亚诸国，以及十六世纪陆续来到东部亚洲海域的欧洲殖民者，也因为丰臣秀吉“威胁琉球、吕宋、暹罗、佛郎机，皆使奉贡”，不得不被动地卷入浓云密布的硝烟之中。![]()
壬辰之役
许孚远这个儒者很有眼光。他不仅看到东海上日本的情况，也注意了南海上吕宋岛的动向。明代泉州人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记载，万历二十一年，就在史世用、许豫等人出国之后不久，许孚远又派了另外一批间谍去吕宋，也就是现在的菲律宾马尼拉，会见当时的西班牙总督，侧面打听日本的情报。恰巧当时有一批华人，不堪欧洲殖民者的迫害，杀死了当时马尼拉的西班牙老总督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尼亚斯（Gómez Pérez Dasmari.as，1519-1593），然后取道交趾回国。而继任的新总督，也就是《东西洋考》中记载的郎·雷氏·敝里系·痨是猫吝爷氏（今译路易斯·佩雷斯·达斯马里尼亚斯，Don Luis Pérez Dasmari.as，1567-1603），就是老总督的儿子。为了抓捕杀死其父的华裔罪犯郭惟太等人，他表示愿意和大明合作，希望大明把逃回国内的罪犯正法，而这时许孚远正好要通过马尼拉了解日本丰臣秀吉的动向。为什么要从吕宋打听日本动向？这是因为十六世纪以来，日本与吕宋之间贸易关系相当密切。按照许孚远的设想，大明最好开放中国与暹罗、吕宋通商，这样，“诸国之情，常联属于我，而日本之势自孤，日本动静虚实，亦因吾民往来诸国，侦得其情”。这时一心希望与大明合作的路易斯，确实也曾给中国官方送去书信，其中特别表示“日本近虽称兵入境，然彼国有征伐之兵，敝国有备御之固。况日本熟知敝国士卒精壮，遇敌无不争锋，何足以惧”，等于承诺了他站在大明一边。《明神宗实录》记载：“福建巡抚许孚远奏，吕宋酋长之子讼我奸民之隶其部，而袭杀其父夺其宝逃者。兵部复议，将获犯正法，厚遣酋使，以坚内向之心，且藉侦日本夷情。诏可。”从“坚内向之心，且藉侦日本夷情”这一句可以看到，明廷接受了许孚远的建议。从这件事情上，你不仅可以看到这场战争中，整个东部亚洲的大明、朝鲜、日本、吕宋以及西班牙殖民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可以看到许孚远设计的“围魏救赵”“远交近攻”策略的成效。![]()
版画：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屠杀华人
众所周知，独立的古琉球战略位置相当重要。从明代初期起，琉球就进入了大明为中心的政治圈和贸易圈。在政治上，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十二月，杨载作为使者赴琉球中山国，带去明太祖的诏书，两年后（一三七四），中山国王尚察度的弟弟尚泰期来到中国进贡，并且接受了朱元璋授给的《大统历》，过去的传统是，用了大明的历法就算承认了大明的宗主国地位，就算正式进入明朝的朝贡圈。在经济上，洪武十六年（一三八三）开始“始给暹罗（勘合），以后兼及诸国，每国勘合二百道”，琉球也在其中。在郑和下西洋即十五世纪二十年代之后，东北亚的大明、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的暹罗、爪哇、吕宋、满剌加、三佛齐等，官方勘合贸易加上民间海上贸易，以琉球为轴心，经由海上商船往来，形成了一个环南海东海的贸易圈。在一六〇九年被萨摩入侵之前，琉球和大明的关系始终相当密切，这当然和琉球通过与中国的贸易大获其利有关。由于明初有“片板不准下海”的禁令，使得十五世纪以后，琉球成了联结东南亚与东北亚海域的中心。明朝当然很重视琉球，倒并不是因为需要琉球进贡的马匹，其实，主要是通过朝贡贸易拉住东海上的小兄弟，作为牵制日本的砝码，当然，琉球也很需要大明，不光是需要明朝的“瓷器、铁釜”，也需要大明牵制日本。所以在整个明朝的二百七十余年中，明朝曾向琉球派过三十四次使节，其中包括十六次册封使。而琉球到明朝中国进贡次数达一百七十一次，排在第一位，甚至比山水相连的安南（八十九次），还几乎多出一倍。这样一个位于中日之间，左可以联络东南亚，右可以控扼东北亚的海上王国，在许孚远看来，当然是大明对日战略的一枚重要棋子。就在壬辰之役的前一年，琉球国王尚永突然去世，大明朝廷觉得日本越来越强悍，“方侵噬邻境”，担心琉球权力真空，就建议必须让尚永的儿子尚宁赶快向大明 “速请袭封，用资镇压 ”。到了万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朝鲜半岛上大明与日本僵持，战火将停未停之际，许孚远感到“倭氛未息”，就向朝廷建议，按照嘉靖年间郑晓（一四九九至一五六六）“领封”旧例，一面由朝廷官员带着皇帝册封敕命到福建，一面通知琉球的使者来领回，或者同时派一个精通海上事务的官员随同前往。![]()
周煌《琉球国志略》绘福州至琉球间往还针路：上航线从福州至琉球，下航线从琉球至福州（图片来源：chiculture.org.hk）
担任福建巡抚，对于曾经给朝廷打报告申请退休的儒者许孚远来说，不仅要在沿海前线应付明、日之间的战争，同时也要面对复杂的地方事务，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可是许孚远很清楚。万历二十年到任之后，就敏锐地看到闽南的生计困境。他给朝廷的报告中说，漳州龙溪、海澄等县，“地临滨海，半系斥卤之区，多赖海市为业”。隆庆年间，明朝曾开放海禁，“题准通行，许贩东西诸番”，很多漳州人到吕宋等地“以彼为市，父兄久住，子弟往返”，使得这个地方不仅“民生安乐”而且税收增加，“漳南兵食藉以充裕”。但是，历来主要关心政治稳定的大明朝廷，对开放总是心存疑惑，东南海上之路总是半开半关。因为他们担心，海商会勾引外夷来捣乱，于是动辄又实行海禁，不许船只往来。可这些靠海吃饭的漳州人，“一旦舟楫不通，归身无所”，朝廷政策就等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许孚远警告说，如果实行闭关锁国，等于“弃众庶以资外夷。即如（漳州人）怀土之思既切，又焉保其不勾引而入寇也”。放在今天来看，这个儒者还真是开放派，也是改革家。他绝不同意为“防一日本，而并弃诸国，绝商贾之利，启寇盗之端”。为了漳州一带的生计，他向朝廷提议开放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除了不许和战争状态中的日本贸易，不许买卖硝黄铜铁等违禁之物以外，彻底开放“东西两洋”的贸易。他觉得，这不仅仅是刺激这一带的经济，而且也是争取南海各国对大明友好，孤立日本的良策。现在回头看，他的想法很有道理，只是这样呼吁改革开放，毫无疑问也要冒一些政治风险。![]()
《塞尔登地图》（这是17世纪初中国商人绘制的，以东海南海为中心的地图，现藏牛津博德利图书馆，参见卜正民著作，这幅地图涵盖了日本、朝鲜、中国东部、安南、菲律宾甚至今印尼广大区域）
为什么？因为朝廷未必愿意开放。了解明史的学者都知道，就在八十年前的正德九年（一五一四），有一个叫作陈伯献的广东官员，就曾经举报他的上司吴廷举。举报信说：“岭南诸货出于满剌加、暹罗、爪哇诸夷，计其产，不过胡椒、苏木、象牙、玳瑁之类，非若布帛、菽粟，民生一日不可缺者。近许官府抽分，公为贸易，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私置兵器，纵横海上，勾引诸夷，为地方害，宜亟杜绝。”令人悲哀的是，这种“勾引诸夷”的危言耸听，总是得到恐惧混乱的朝廷支持，因为他们觉得，开放会导致“番舶不绝于海澳，蛮夷杂沓于州城。法防既疏，道路益熟，此佛郎机所以乘机而突至也”。朝廷虽然允许官方朝贡贸易，但并不支持地方开放口岸，除了要垄断贸易带来的利益，更要防止民众私自进行贸易，杜绝外夷的乘机进入。遗憾的是，大明王朝很快风雨飘摇，最终寿归正寝。就算是大明王朝仍然延续，君臣上下也未必意识得到开放的意义，相反，他们倒可能感觉到对外开放对王朝的威胁。
这里的大背景，实质上既是两种国际秩序的深刻冲突，也是东部亚洲所谓朝贡秩序的渐次崩坏。![]()
荷兰人林旭登（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在1595年出版的《葡属印度水路志》（O Itinerário, Viagem ou Navegação para as Índias Orientais ou Portuguesas）中绘画的中国人（图片来源：chiculture.org.hk）
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菲律宾群岛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殖民者的国际观念同样霸道蛮横，但完全不同于大明王朝的朝贡秩序，那个时代，它依照托尔德西里亚斯（Tordesillas）协约处理世界事务。在他们看来，西班牙绝非中国话语体系下的“外夷”，也不认同中国的天朝地位，更不承认吕宋的朝贡国身份，相反，大明才是有待改造的异教徒国家。然而，在大明君臣看来，“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外来的野蛮人，应当匍匐在大明皇帝脚下，也接受朝贡的规矩。因而，大明朝廷与西班牙殖民者之间，肯定会发生两种秩序和两种制度的冲突。许孚远没有看到后来的冲突，很快他就卸任福建巡抚，辗转在几处短暂任职之后，由于老病致仕，很快就在家乡去世。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万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丰臣秀吉引发的东亚危机已经终结，东北亚暂时平静。日本的新关白德川家康，在忙于日本自己的整顿和善后，朝鲜国王则忙于收拾战后朝鲜的那堆烂摊子，大明王朝也急于重整河山解决财政困境。这时有妄人张嶷上疏忽悠皇帝，说吕宋的机易山“金豆自生”，如果“遣人采取之，可得巨万”。有人觉得就应当让东南亚藩属国采金，来补充财政，于是派了使团远赴吕宋。前往吕宋的明朝使团仪仗整齐，俨然上国钦差巡视海外属国的模样，抵达马尼拉后更是摆出全部仪仗招摇过市。可是，当他们以朝贡体系惯例来处理已是殖民地的吕宋问题，特别是试图公然抓捕、审讯和羁押当地华人的时候，西班牙人的最高法院就判决，禁止中国使者的行为，指出他们无权在这里胡作非为。显然这时，东部亚洲朝贡圈的国际秩序，就面临着另一种来自欧洲的国际秩序的巨大威胁。而琉球呢？在许孚远去世之后两年（一六〇六），明朝曾派遣册封使夏子阳、王士祯赴琉球，带去万历皇帝的诏书，“封尔为琉球中山国王，并赐尔及妃冠服綵币等物”，据记载，使臣还带去了纱帽、金厢犀束带、常服罗、大红织金胸背麒麟圆领等一大堆礼物，希望通过皇帝的册封和恩赐，争取琉球仍维持朝贡国身份。但是，仅仅三年后的一六〇九年，日本的萨摩藩就以桦山久高为将军，率三千军人于一六〇九年三月四日经由奄美大岛、德之岛进入冲绳，把国王尚宁、王弟尚宏作为人质掳到日本，迫使琉球服从日本。尽管后来琉球还表面维持着大明朝贡国的身份，通过朝贡获取利益，但实际上与中国渐行渐远。最终琉球成为中国与日本两属之国，象征着原本朝贡国就不多的大明朝贡圈，逐渐出现了分崩离析的趋势。![]()
日本绘师狩野内膳的《南蛮人渡来图》（南蛮屏风），描述葡萄牙商船在16、17世纪抵达日本港口贸易的盛况，日本人称之为“南蛮贸易”（图片来源：chiculture.org.hk）
可能更让人焦虑的是，大明首都的东北方，传来了北虏也就是满洲女真崛起的消息。从后见之明看，这是比南倭更大的威胁。只是这个时候，许孚远已经去世，他没有看到苦心经营东部亚洲合纵连横，它的最终结局，竟然是四十年后的明清交替。➡微信公众号菜单界面➡读书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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