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德国汉学教授夏德明的研究偏重某些时期特定区域和全球史的关系，《一个从未游历之人的全球性纠葛》即是这种“微观全球史”的代表作。作者认为，它从生活在宁波的中国普通士人朱宗元的个体经验，探究17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商业规模、对外贸易和移民等体现出的中外交流情况；并由朱宗元的天主教徒身份，描述天主教在中国的实践、试图融合天主教和中国文化的著作，将中国文化与天主教的全球传教经验和世界主义观念联系在一起。以鲜活的个体叙事，力证了“一个人的全球史”。

中国有句古话：知人论世。我想先说一下朱宗元其人其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朱宗元的名字应该比较陌生。百度为之设有一个简短的条目，基本依据了天主教史家方豪的论述。虽然寥寥数语，却在一处将一六二五写作朱的生年，而在另一处则说是其卒年。事实上，根据方豪的考证，朱宗元（字维城）可能生于一六〇九年，但夏德明参考了国外的资料，认为他应该生于一六一六年，卒于大约一六六〇年，所以百度所提的一六二五年不知依于何据。朱虽然寿命不长，但却经历了明清易代。不过值得玩味的是，他尽管出身官宦，其祖父曾出仕明朝，官至正五品，他一直生活的所在地宁波，应该像其他江南的城市一样，也曾有抗清的活动，但他本人却在一六四六年便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考试，中了秀才，两年后又中举。夏德明观察：“朱宗元并不是满洲统治中国的积极反对者，也没有退而求其次选择一条被动的抵抗道路。”他也指出，朱宗元的做法“并非宁波士林之常态”，因为在他准备举人考试的前一年，当地还有人密谋推翻清朝，而他的密友还参与其事。

朱宗元没有入仕，其原因或许是他在一六三八年便经葡萄牙传教士何大化（Antonio de Gouvea），在杭州受洗成了一名天主教徒，并有了一个教名葛斯默•朱。于是，朱宗元虽然在中国有点名不见经传——一七三三年的《宁波府志》便没有提他——但其名字和事迹却见于耶稣会所存的一些资料中。当然，在明代朝廷，是否入天主教应该不是阻碍某人入朝做官的主要原因。比朱宗元早一两代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都是明朝重臣，同时也是那时中国基督教的“三大柱石”。与他们相比，朱宗元无权无势，充其量只是一个地方士绅。

但重要的是，这或许也正是此书的一个价值所在。夏德明试图从一个中国普通士人的眼光，查看和探究全球范围的文明交流及其深浅程度。“二战”之后，历史研究“眼光朝下”渐成趋势，小人物的生平事迹也开始进入史学的大雅之堂。其中比较令人瞩目的是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三代传人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转变。勒华拉杜里为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弟子，其成名作为一九六六年出版的《朗格多克的农民》。他从环境气候的变与不变考察一个法国乡村的历史，试图展现那个地区农民生活的“长时段”。为此勒华拉杜里罗列了大量数据，并宣称将来的史家都必须像电脑程序员那样，懂得如何处理和分析数据。因此在他的《朗格多克的农民》一书中，鲜有具体的人物和事迹。但有趣的是，在仅仅九年之后，勒华拉杜里便出版了《蒙塔尤》一书，以出生于该地，后来成为教皇的雅克•富尼埃与村民的“残酷合作”为内容，开创了“微观史”的一个先例。《蒙塔尤》虽然写了富尼埃，但其成功之处在于生动再现了法国农民的生活日常。而意大利史家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和美国史家娜塔丽•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则将小人物作为历史叙述的主角，前者是一个粗通文墨的磨坊主，后者则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年轻农妇。但在一个地方，他们的事迹与富尼埃产生了某种联系：后者曾是天主教会宗教裁判所的一个法官，而裁判所对后者的审判，才让两位史家获得了写作这两位小人物的基本史料。

上述这些微观史的作品，被视为新文化史的代表，其特点是专注呈现一时一地的历史。但微观史的取径则又在近年全球史的写作中有所表现，名为“微观全球史”（global microhistory），实践者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戴维斯。二〇〇六年戴维斯出版了《骗子游历记：身处两个世界之间的一位十六世纪穆斯林》（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n between Worlds）。另一本类似的著作题为《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一个女人的世界史》（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 A Woman in World History），作者琳达•科利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知名全球史家。这两本书的主人公性别不同，经历也正好相反：一个是中东人被俘到欧洲生活了几年，另一个则是从欧洲被俘到了中东，卖身为奴。而一个共同点则是：虽然并非自愿，但他们都有身处不同世界的经历。

与上面两位人物不同，朱宗元一生都生活在宁波及其周围，没有云游四方的经历。夏德明对此毫不讳言——原书的题目如果直译，可以是“一个从未游历之人的全球纠葛”，显出作者有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用意，也是本书的吸睛之处。那么，朱宗元的“全球纠葛”体现在何处呢？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明代，特别是江南的对外开放程度。上面提到的基督教在明代中国的“三大柱石”，与朱宗元一样，均出生和生长在江南。根据夏德明的考证，朱宗元是他们家族的第一代教徒，其父母对其皈依天主教，曾有所顾忌和反对，但听了朱的解释之后，却“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其母亲后来还在耶稣会神父到达宁波之后受了洗。不仅如此，根据耶稣会所存资料，朱氏家族还有其他人士也成了教徒。夏德明认为其原因在于，朱宗元所生活的环境，其实是一个“儒释道相互重叠的世界”。正是这种“融合信仰”（syncretistic beliefs）的传统才让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播得以顺利进行，而这一文化、宗教的开放氛围，又源自江南和宁波在对外贸易上的重要作用。夏德明如此描述：“宁波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国内外的移民，这个港口在历朝历代接待了大量穆斯林群体和其他来自远方的商人。……当朱宗元走在宁波繁忙的街头时，在这座生产设施和商业活动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城市中，明显具有外国血统的人依然十分常见。”事实上，在他所查阅的欧洲文献中，宁波根据广东话的发音而写成了Liampo，并被“广泛使用”，与欧洲商人交谈所用的语言，也常常是广东话。如此种种，可见明朝虽然自土木之变之后，对外政策明显内转，不但在北方修筑了长城，而且还在东南沿海实施海禁，围剿所谓“倭寇”。不过戚继光的抗倭事迹虽然闻于史书，但实际上明代的海上贸易仍然持续不断。夏德明指出，十六世纪上半叶，也即戚继光在福建沿海抗倭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宁波兴建了出口型工厂、七座商业城镇，使其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港口，其地位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早期”。由此缘故，在朱宗元生长的十七世纪上半叶，宁波的商业活动虽然由于明朝的衰败而有所减损，但“外国纺织品和家具在宁波和其他地方的上层社会仍然很流行”。他还引用当时在东南亚的欧洲人的观察：“明朝虽实施海禁，但中国人无处不在。”换言之，夏德明虽然没有像国内读者熟悉的黄仁宇那样，提倡用“大历史观”来解释明代的兴亡，但他对朱宗元其人其世的微观考察，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实地实情的图景。他的研究与柯律格（Craig Clunas）、卜正民（Timothy Brook）、巫仁恕、王鸿泰等人的论著相得益彰，使我们对明代商业的规模、对外贸易和移民及其对明代历史的影响，产生了一些不同的体认。

其次，它关系到天主教的教义及其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一系列实践。夏德明本人出身于一个天主教的家庭，在书中对这一题材处理起来颇为得心应手。他指出朱宗元生活的年代，正是三十年战争肆虐欧洲的时候。这场虽然表现为君主国之间的领土纷争，其源头则是十六世纪初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结果或许可以用一句中文来形容：“道术将为天下裂。”也即原来天主教会的一统天下，逐渐分崩离析，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和阵营。值得一提的是，译者张旭鹏在本书的起始，加了一个注释，说明夏德明虽然在书中将Christianity和Catholicism交替使用，但前者在那个年代与后者的区分并不明显。的确，如果粗看一下基督教会的历史，让人会有一种不断排除异己、不停对抗异教的印象，但其实Catholicism一词，与“世界主义”（universalism）有同一含义，表现为对天下一统之理想的追求。在十五世纪之前，囿于其生产力的低下，欧洲人与外界接触不多，无从推广其自认为普遍的价值观。但十字军东征中东的狂热，或许可窥其世界主义之一斑。欧洲航海家抵达非洲、“发现”美洲之后，对其已有的世界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们起初的做法是认其为诺亚方舟散落在其他地方的上帝子民，因此他们在那些地方的扩张，兼有掠财和传教的双重目的，后者即是为了将之纳入其世界体系，实践其天下一统的理想。

《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德]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 著，张旭鹏 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来源：douban.com)   

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的崛起分去了天主教会大约一半的辖地。受其世界主义观念的驱使，天主教徒试图挽回损失，在欧洲之外的地方积极传教，扩展其势力。耶稣会的成立及其在东亚的活动，便是一例。有关这一课题，以前的研究侧重耶稣会的精英、成功人士如利玛窦、沙勿略，让人觉得其传教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策略，比如汤若望与顺治皇帝的交谊，便为例证。夏德明从基层出发来查看耶稣会的活动，指出尽管耶稣会士在东亚传教貌似态度积极，但其实实际参与的人数并不多，因为亚洲的情况不同，其教士无法在当地建立独立于国家的教会系统，而欧洲教会人士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又有着明显的争议，影响了传教士的派遣。因此他指出：“十七世纪，活跃在中国的耶稣会神父从未超过四十人。”这些神父虽然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但许多日常的仪式还得依赖中国的平信徒来实施。这一基于地方教会的研究发现，对我们认识耶稣会对中国文化的包容和赞赏的态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诚然，“在许多耶稣会士的世界观中，文化差异是上帝赋予的。……他们并不认为改宗天主教信仰就等同于传播欧洲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价值”。但同时可以看到，这些教士认可和允许中国信徒保留某些当地的文化、宗教的习俗，其实也是一种不得已之举，因为“仅有的几十名神父必须去面对十万左右的皈依者”。夏德明由此总结道：“中国的习俗和传统在许多基督教社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就不难理解了。”

再次，如上两点，为本书处理和分析其主角朱宗元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背景和舞台。如果说宁波开放的文化和宗教氛围，让朱宗元得以无阻碍入教及之后积极宣传基督教义，那么他对“天学”（朱对天主教的称呼）的赞赏、认可和阐述，反映了一个中国士人的“全球纠葛”，也即他沟通中西学问和宗教的努力。与当地的许多人相比，朱宗元无疑是博学的。他的中举自然靠的是他对儒家经典的钻研，但他对佛教和道教亦相当熟悉。在其自述中，他说到自己“痛苦地感受到人生的短暂、声名的浮华和人类认知的局限”，而三教对之帮助不大，只有读了“天学诸书”之后才顿然觉得：“道在是！道在是！向吾意以为然者，而今果然也。向吾求之不得其故者，而今乃得其故也。”因此朱宗元之皈依天主教，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他对自己经历了这么一个思索、探寻的过程，毫不隐讳，而是乐意与读者分享。他除了写作比较正式的《拯世略说》和《天主圣教豁疑论》，还有《答客问》一册，具体、切身地解答了自己求道得道的过程。与其他信徒分享自己皈依的过程和经历，本是基督徒中颇为常见的现象，不过大多数人都只是口头讲述，而朱宗元的博学，使其著作得以在当地流传，乃至保存至今。他的举人身份或许让他在当地基督教团体中颇具威望，因为那时整个中国有大约十一万信徒，而有举人头衔的只有四位。借助他的影响力，朱还出力支持出版了另外两本宣传教义的册子。

《拯世略说》第一节。题为：学以明确生死为要（来源：thepaper.cn）

尽管如此，夏德明强调，朱宗元终其一生还只是一个地方士绅，其著作在中国的流传也仅限于当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朱的著述专注讨论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是具有宗教性质的著作，而那时其他耶稣会士写作和翻译的著作，则以介绍欧洲的科学、地理学知识为多，“其关注的主题与基督教没有直接关系”。夏德明由此指出，朱宗元的著作之所以能出版乃至两次再印，一个原因是得益于当地书籍文化的发达，因为宁波与苏州、杭州一样，“都是当时书籍生产的中心”。另一个原因则是朱宗元的著作虽然在中国流传有限，但他对天主教的阐述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使其介入了“全球天主教图书市场”。换言之，朱宗元的“全球纠葛”，体现在他对天主教的理解和阐发，得到了欧洲读者的注意并引发了某些争议。“朱宗元的著作可以被置于中国和欧洲的双重文化语境中，抑或介于两者之间。”更具体一点说，朱宗元其人其说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人的全球史”的题材，是因为从一个微观的角度展现了耶稣会乃至天主教奉行世界主义或天下一统，在欧洲之外地区传教的全球经验。夏德明用朱的《拯世略说》一书，对之做了具体的阐述。朱在书中将基督教与儒释道三教做了对比，指出前者为天主创建而昭示于尘世，因此“至真无谬、至备无缺”。这一天主之道，与早期儒家圣人的追求并无二致，不过儒家后来偏离了，而佛教和道教则在朱宗元看来，不但是“异端”，而且还是让儒家偏离天主之道的原因。这并不足怪，因为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朱宗元写道：“人有不尽性者，天主乃命圣人立教以训之耳，如中国之尧、舜、周、孔及他邦之一切先哲是也。人又污蔑圣言，不知遵守，天主不得不躬自降生喻世。”夏德明评论道，这是朱宗元最具“全球视野”的言语，因为他将中国文明与“他邦”等同处理，都需要接受抑或回归天主之道。这里朱宗元表现出了十分明确的天主教立场：他不仅认为上帝是世界万物的创世主，而且还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omniscient，omnipotent）。

但朱宗元又终归是一个中国人。他的“全球纠葛”又表现在他处处想让儒家的礼仪传统与天主教接轨。为了证明吸收天主教之必要，他强调中国的先哲从来不主张“文化孤立主义”，他也声明“中国文化统一不变的观念”并不足取。更有意思的是，他对儒家的华夷之辨做了解读，强调两者的区分不应基于种族，而是应当根据道德之高下来划分。他还将耶稣神父比作“圣人”，称赞他们舍己为人、“饮大苦如甘饴”的德行，指出他们的言行体现了儒家的“仁”的理想。饶有趣味的是，朱宗元做出以上的论述，显然出自一个中国基督徒的立场，为的是证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通相融，而他这些议论的背后，却又处处显现一种全球文化比较的视角，指向了世界文明之间所具的普遍共性。

尽管与天主教的其他组织相比，耶稣会在欧洲之外的传教相对成功，于是让朱宗元这位出自江南的“在地之人”，参与和介入了近代早期文化、文明交流的话语体系，但如同夏德明所言，中西文明之间“融合的限度”依然存在。朱宗元虽然足不出宁波，但他讨论儒家礼仪和天主教义的论述，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著名的“礼仪之争”。朱宗元本人的立场是，中国信徒可以出于尊重而敬拜祖宗，但如果因“祸福之故”而祭拜祖先则是“渎神”，因为如此做法便将逝去的祖先视作“主宰”了。在许多人看来，这或许是一种颇为合适的融合之道，但却为当时其他许多教派人士所不容。夏德明有所惋惜地写道：朱宗元的著作引起了争议和批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们没有被全文译成欧洲文字，而是被断章取义了。的确，阅读此书让人产生不少疑问。作者本人似乎也并不希图对这些疑问都做解答，而是在书的末尾，提出了更多的设问来作为本书的结束。如其副题所示，朱宗元身处一个“相互冲突的世界”，而冲突的潜在根源，正在于文明之间“融合的限度”。质言之，尽管东西方都有追求世界大同的理想和努力，但世界之间的相互冲突则似乎又是世间的常态。也许这就是我们需要不断重温历史的意义所在吧。

（Global Entanglements of a Man Who Never Traveled: A 17th 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 and his Conflicted Worlds, Dominic Sachsenmaier，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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