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亚到漠北——蒙古国巴彦诺尔墓出土金币中的西突厥文化意涵
从中亚到漠北——蒙古国巴彦诺尔墓出土金币中的
西方突厥文化意涵
徐弛 茆安然
一、萨珊金币与西突厥汗国
在巴彦诺尔壁画墓中，钱币型金片No.245、No.260、No.262、No.264、No.265、No.279，[2]明显为萨珊银币背面的仿制品，图像非常清晰（图1-图6），No.256几乎通体黑色，可能亦为萨珊银币仿制品（图7）。
仿制萨珊银币在8世纪以前的中亚地区十分常见。在布哈拉地区，当地统治者自公元六世纪起开始模仿巴赫拉姆五世的银币，这类“布哈拉胡达特”（Bukhara khudat）钱币，后来逐渐扩散至索格底亚那的其他区域，如撒马尔罕等。在吐火罗斯坦北部，即今天的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地区，萨珊钱币的仿制品也很常见，有以卑路斯、巴格拉姆五世、库斯老一世、霍尔木兹四世和库斯老二世等不同萨珊统治者发行的钱币为蓝本的当地仿制币出土，且数量很大，在Budrach遗址中，就出土有四个窖藏，共计1400余枚。而这些钱币上往往带有不同戳记，大体可分为：草体大夏语铭文、粟特语铭文和人物或动物图案这三类[4]。在如今的塔吉克斯坦南部地区，存在着当地仿制的萨珊帝国卑路斯德拉克姆银币（Peroz drachms），这些仿制品添加了部分的粟特文铭文。在吐火罗斯坦北部，即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苏尔汉河地区，流通过不同的钱币。在赤鄂衍那，萨珊众王之王库思老一世（531-579年）的银币很常见，因为库思老的征服达到过这个地区。后来就开始仿制这种钱币。原来的钱币与仿制的钱币都打上了印记，有些打上了统治者名字的草体巴克特里亚文钱铭，有些打上了小肖像，也有一些打上了徽记。有时候同一枚钱币几次被打上徽记，一个徽记打在另一个徽记之上。后来开始发行当地“石汗胡达特”（Chaghan khudat）王朝的铜币。正面是复制库思老一世的肖像，周边是三个石汗胡达特的肖像，反面是一个祭火坛。这些都是索格底亚那和突厥诸国钱币的典型特征[5]。当西突厥势力进入中亚后，治理当地的叶护也选择沿袭阿尔雄（alchon）、内扎克（nezak）、嚈哒等游牧征服者先前使用过的币制，继续采用萨珊钱币的仿制品[6]。
自6世纪起，突厥汗国横扫整个漠北地区与中亚，蔡鸿生先生将突厥的宗教信仰分为三个区域，其中位于漠北草原的突厥和铁勒的信仰为萨满教，而生活在碎叶川至乌浒河流域的突厥人，主要信仰祆教[7]。从墓中出土的萨珊银币仿制品来看，在所有的仿制钱币型金片中，都忽略了萨珊银币正面的国王肖像，仅保留了萨珊银币背面最重要的特征，即火坛和祭司。因此我们认为，这批仿制钱币型金片最初的制作者和所有者，可能与祆教有密切联系。而将银币特意转而用金片打造，也体现了草原民族对金制品的热爱及崇金的传统。很难想象，生活在漠北地区的突厥和铁勒人，会制作这类有浓厚祆教意味的钱币型金片。在7世纪初，共同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最有可能是信仰祆教，统治中亚的西突厥。
根据《周书·突厥传》：
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其征发兵马，科税杂畜，辄刻木为数，并一金镞箭，蜡封印之，以为信契[8]。
狼头纛即为突厥的军旗，根据突厥起源传说，狼是突厥的祖先。“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9]此外，将金镞箭同可汗的命令放在一起，可见金镞箭即可汗权力的象征。狼头纛的狼头以黄金制成，代表权力的镞箭亦由黄金打造，足见黄金在突厥人心目中的地位崇高。
而关于西突厥事火之事，有多处史料可兹证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记玄奘见西突厥可汗时的情况：“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10]拜占廷学者泰奥菲拉克特（Théophylacte Simocatta）著录达头可汗致东罗马皇帝的信中提及“突厥拜火，亦敬空气水土，然仅奉天地之惟一造化主为神，以马牛羊祀之，并有祭司预言未来之事。”[11]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史料，我们均从中可见西突厥人事火、敬火。沙畹在参考《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后发现，“突厥巫师使罗马使臣行逾火焰，谓此清净其身。”[12]可见突厥事火的最初理由，是他们认为自身不洁，火焰可以清洁他们的身体。而到了7世纪初，突厥占领粟特地区，“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13]，受到了粟特人的影响，西突厥开始信仰祆教。据林幹先生研究，在突厥人中，祆教仅流行于西突厥，特别是散居于中亚地区的西突厥人[14]。《酉阳杂俎》卷四载：“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15]《酉阳杂俎》明确告诉我们，突厥信仰祆教，而此处的突厥，应为统治中亚的西突厥。因此，只留下代表事火或代表祆教的图案，很可能与制作者西突厥的事火习俗及祆教信仰有关。
[1] 徐弛：《蒙古国巴彦诺尔壁画墓墓主人考》，《暨南史学》第20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18页。
[2] 文中金币编号以巴彦诺尔壁画墓出土文物图录为准，见А.Очир, Л.Эрдэнэболд,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Урлагийн Дурсгал,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7.
[3] 郭云艳：《论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所出金银币的形制特征》，《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第116页。
[4] Evgeniy V. Zeymal, “The Circulation of Coins in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 (Fifth - Eight Centuries A.D.)”,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Volume 8, Asia Institute, Bloomfield Hills, 1994.
[5] Harmatta J, Tokharistan L B A. “Gandhara under Western Türk Rule (650–750)”,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3: 358-393; J. 哈尔马塔，B. A. 李特文斯基著，马小鹤译:《西突厥统治下的吐火罗斯坦和犍陀罗(650—750年)》，《中亚文明史》第三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第330页。
[6] Vondrovec, K. “Coinage of the Iranian Huns and their Successors from Bactria to Gandhara (4th to 8th century CE)”, Vol. 59,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14, pp. 1-962.
[7] 蔡鸿生：《突厥奉佛史事辨析》，见《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第100-101页。
[8] 《周书》卷五〇《突厥传》，中华书局，第909-910页。
[9] 《周书》卷五〇《突厥传》，中华书局，第907页。
[10] 慧立、彦悰著，孙毓棠等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第28页。
[11] [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第222页。
[12] [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第177页。
[13]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1975年，第5181页。
[14] 林幹：《突厥的习俗和宗教》，《民族研究》1981年第6期，第48页。
[15] （唐）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前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第429页。
二、金币中的娜娜女神
巴彦诺尔墓中还发现了几枚金币，可能与娜娜女神有关。
娜娜女神是古代两河流域南部最古老的神祇之一，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苏美尔-阿卡德时期。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这位女神具有了苏美尔神话中的性爱、丰产和战争之女神伊南娜（Inanna）的特征。伊南娜有许多苏美尔语的名字，娜娜是其中之一。伊南娜在阿卡德语种的对应神是伊什塔尔（Ishtar），因此娜娜可以和伊南娜、伊什塔尔相联系，伊南娜—伊什塔尔的狮子也就成了娜娜的标志[16]。在粟特地区，骑狮的娜娜女神肖像逐渐出现。在7-8世纪的Kalai-Kakhkakha II神庙中的壁画中，就出现了娜娜女神的形象[17]，在700-725年绘制的片治肯特带谷仓的大厅中的壁画上，亦出现了娜娜女神的肖像[18]。
巴彦诺尔墓中发现了一种币面为野兽形象的金币，这种金币在中国北朝至隋唐的墓葬中极少出现。
No.267号金币（图9），直径1.9厘米，重1.95克，中有一较大的孔，背面以拜占庭金币为原型仿制，隐约可见十字架与台阶，有一圈疑似粟特语铭文，但底下的CONOB清晰可见。正面周围亦有一圈疑似粟特语铭文。金币左边有动物的两条后腿和向下垂的尾巴，但具体的情况不明。这枚金币的制作风格与No.278类似，正面为原创图像，背面为仿制拜占庭金币，铭文刻画规则相似，两面均有疑似粟特语铭文，但背面拜占庭金币的制作地点CONOB都按照原样仿制，与No.278极为相似，可能与No.278是同一地点制造。更重要的是，这枚金币与No.278一样，仿制拜占庭索里得的背面周边写了一圈铭文，虽然无法释读，但这些铭文与西突厥钱币上的粟特语铭文写法一致。
西突厥统治中亚时期还发行了一种铜币，Babayarov在研究中亚出土的西突厥铜币时，对西突厥铜币上的粟特语铭文做了总结[19]。根据他总结的表格，我们可以在巴彦诺尔墓出土的这枚金币上找到数个与之一致的粟特文字母，例如、等等。该钱币背面下部为拉丁语铭文“CONOB”，意为君士坦丁堡铸币厂，其他则似粟特文。笔者曾就此问题咨询过辛维廉（Nicholas Sims-Williams）教授，他认为这些铭文很像粟特文，但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可能是很熟悉粟特人的工匠模仿的拉丁语铭文[20]。突厥在扩张过程中，和粟特人的关系非常密切。粟特人在突厥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位于漠北地区的布古特碑和位于新疆昭苏县的泥利可汗的石人身上，均有大量的粟特文铭文，因此，这几枚钱币可能亦为西突厥汗国时期的制品。
No.268上的动物形象则更为明确。这枚钱币型金片直径1.9厘米，重0.42克，上方刻有一只野兽，不知是狮子还是狼，左下方似有一朝左的侧面肖像，下方的肖像有很挺拔的鼻子，野兽上方似乎有一个铭文，其他的细节难以分辨（图10）。
No.268上野兽的形态，与月氏钱币上的狮子极为相似。图11这枚银币是月氏统治之下的五翕侯之一都密（Toumi，Sapadbizes）发行的钱币。其实，类似的货币当时的五翕侯Arseiles、Pulages、Sapadbizes均有铸造，上面用希腊字母刻有娜娜女神（NANAIA）的铭文[21]。钱币型金片上的形象很可能是仿制了这几种银币上狮子的形象。左下方的人像却与Ahangaran发现的母狼哺乳钱币上方的女神侧面像有一定相似之处，可能是借鉴了多个钱币上的特征。我们通过分析如此多种的仿币，发现了粟特地区仿币的一些规律，即结合多政权的货币与本土文化符号，创造出全新的样式。这也与粟特地区发现的壁画与造像类似，从中能看到各种文化的影子。而这枚仿制钱币的主要原型为娜娜女神的狮子，可能也与粟特地区娜娜女神的信仰有关。
[19] Gaybullah Babayarov：《西突厥钱币上的图案（On the New Coins of the Western Turkic Qaghаnate）》，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历史学系会议论文集《草原丝路语言文字与北方民族史会议（一）古突厥、回鹘文献调查与再研究》，呼和浩特市，2019年，第36页。
[20] 邮件询问，2020年3月12日。
[21] Hoover, O. D., "The Handbook of Greek Coinage Series”, Volume 12 - Handbook of Coins of Baktria and Ancient India, Including Sogdiana, Margiana, Areia, and the Indo-Greek, Indo-Skythian, and Native Indian States South of the Hindu Kush, Fifth Century Centuries BC to First Century AD, 2012, pp.194-195.
（二）金币中的娜娜女神肖像
墓中发现的No.278号金币，正面为四分之三侧面胸像，头戴王冠，王冠由一个带有五个尖瓣的王冠和两对浮动丝带组成。脑后冠带露出，带头朝下；人物的双耳带着耳饰，像是珍珠耳环，脖子上戴着项饰。人物身着铠甲；两侧有铭文，难以辨识；背面为三级台阶上的粗端十字架，台阶左右两个各有一颗八芒星，在十字架与台阶中间刻画了一个月亮。（图12）虽然骷髅地十字架两旁有八芒星的情况虽然非常罕见，但并非首次发现。但是，在中间还刻有一个月亮，则是首次出现。铭文可见，难以释读。史书仁认为这枚双面金币在模仿阿纳斯塔西乌斯（Anastasius）或早期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金币的基础上，精心地重制了钱币的细节[22]。笔者赞同他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这枚金币正面与塔吉克斯坦7-8世纪时的Kalai-Kakhkakha II遗址及片治肯特遗址壁画上的娜娜女神有非常多相似之处，制作者将金币上阿纳斯塔西乌斯或早期查士丁尼一世的头像，改造为娜娜女神的肖像。
Katsumi Tanabe在认真研究并复原Kalai-Kakhkakha II遗址的娜娜女神后，发现一个重要的细节——壁画上的骑狮娜娜女神脚踩马镫（图13）。他通过对比研究认为，7、8世纪粟特地区的骑狮娜娜女神是东西方交流的产物，粟特地区娜娜的两条腿是侧面画出来的，而不是像贵霜硬币上的娜娜女神那样，在正面绘制出两条腿。这种风格上的差异显然是因为粟特人开始使用马镫带来的。而娜娜女神脚踩马镫，体现了东方的元素，这个独特壁画的出现很有可能是受到西突厥迁徙至中亚的影响，或是粟特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导致[23]。这些钱币上女神的冠饰与这幅壁画上的冠饰如出一辙。这时的河中地区为信仰祆教的西突厥控制，这也是金币上出现祆教神祇娜娜女神最可能的原因。
这枚金币背面仿制了拜占庭索里得，则体现了西突厥金币与拜占庭金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有趣的是，这枚金币背面的十字架两侧添加了两枚八芒星，在十字架与台阶中间刻画了一个月亮。虽然骷髅地十字架两旁有八芒星的情况非常少见，但真品拜占庭索里得确实也出现过背面的十字架两侧添加了两枚八芒星的情况，或许与外贸用减重金币有关。不过，在中间又添加了一个月亮，则是第一次发现。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历史学家Babayarov和Kubatin的研究，西突厥硬币的重要特征是用新月和星星代替了出现在类似的拜占庭硬币上的十字架，但这枚金币上同时出现了十字架、新月及两颗八芒星，与西突厥星月符号的组合方式完全不同。笔者认为，金币背面中心的月亮，可能与其两边的八芒星无关，更可能和正面的娜娜女神有关。
从苏美尔地区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再到贵霜统治下的巴克特里亚，娜娜女神始终与月亮有重要的联系，新月则逐渐成为了与娜娜女神形象有关的重要元素[24]。但到了6-8世纪的花剌子模与粟特地区，娜娜成为了一位美貌端庄的四臂女神，其中一手持月[25]。这枚金币制作于这一时期的粟特地区，但正面只刻了女神的肖像，无法将重要的四臂形象与月亮表现出来，因此在背面增加了与娜娜女神有关的重要元素——新月。
郭云艳在文中提到吐鲁番发现了一枚与No.278上人物形象完全一致的钱币型金片TAM222.21[26]。根据考古报告，发现这枚钱币型金片的M222墓葬属唐西州时期[27]。这枚钱币型金片在唐西州时期的吐鲁番发现，可能是由于商贸往来，由中亚的商人带来的。这也为No.278号金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证据。（图14）
巴彦诺尔墓中另外一枚打制钱币型金片No.271（图15）上的图案同样有趣，钱币上的人物肖像与No.278相似，亦可能为娜娜女神的形象，但在女神头部肖像左边，则又添加了一个十字架，表明了钱币型金片混合了拜占庭索里得的部分特征与中亚的本土元素，在图16的西突厥流通钱币中，肖像旁边也出现了十字架，因此，这片钱币型金片亦符合西突厥的制币风格。
[22] Soren Stark, “Aspects of Elite Representation Among the Sixth- and Seventh-Century Türks”, Nicola Di Cosmo, Michael Maas ed., Empires and Exchanges in Eurasian Late Antiquity- Rome, China, Iran, and the Steppe, ca. 250–7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52-356.
[23] Tanabe K. “Nana on Lion”, Orient, 1995, 30, pp.318-320.
[24] Azarpay G., “Nanâ, the sumero-akkadian goddess of Transoxia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76: pp.536-542.
[25] Azarpay G., “Nanâ, the sumero-akkadian goddess of Transoxia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76: pp.536-542; Tanabe K., “Nana on Lion”, Orient, 1995, 30, pp.309-334; Potts D T., “Nana in Bactria”,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2001, 7, pp.23-35; 杨巨平：《娜娜女神的传播与演变》，《世界历史》2010年第5期，第110-112页。
[26] 郭云艳：《丝绸之路上的类钱币式金片》，《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3期，第99页。
[27] 新疆文物考古所：《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1次发掘简报（1973年）》，《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第175页。
日月冠是西突厥可汗的头饰，同时也是萨珊国王以及祆教祭司的头饰。在萨珊银币、史君墓、安伽墓、以及花剌子模地区发现的纳骨瓮上，均有相关形象出现。小洪那海石人为西突厥泥利可汗的墓葬，作为第一突厥汗国唯一的可汗形象，其形象可以作为第一突厥汗国时期可汗形象的标准。其头上的王冠前方有日轮，下托以弯月，为日月冠形象。（图17）陈凌认为，西突厥可汗的可汗的王冠应源自波斯，在安伽墓中，头戴日月冠的狩猎者应为突厥王族成员[28]。关于突厥可汗的金冠，影山悦子亦有非常深入的研究[29]。
但除了日月冠之外，西突厥汗国还有一种星星和月亮组成的符号。这种星月符号上面是星星，下面是向上弯曲的新月，组成方式与西突厥的日月冠极为相似，可能是由西突厥的日月冠演变而来。根据Babayarov和Kubatin的研究，西突厥硬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用新月和星星代替了出现在类似的拜占庭硬币上的十字架，这在古代突厥人和中亚其他民族的世界观中占有重要地位[30]。在中亚曾发现过一些铜币，为西突厥汗国时期制作。这些硬币不仅仅是复制了拜占庭钱币，而是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突厥元素[31]。
巴彦诺尔中发现了多种不同类型的仿制金币，其中一些混合了多种要素的金币传达出这批金币的制作地点和源头的信息。墓中编号为No.269（图18）、No.248（图19）、No.266（图20）的仿制钱币型金片[32]，能够直接证明这批金币的西突厥血统。这三枚钱币型金片为同一个模具制成。其中，No.269直径1.8厘米，重0.17克；No.248直径1.8厘米，重0.11克；No.266直径1.8厘米，重0.12克。这种钱币型金片为圆形，正面有凸起的边框，边框中间有一侧面胡人形象，身后有两条飘带，一圈头发，戴圆顶帽子。人的眼睛、鼻子、嘴、耳朵刻划清晰，下颌有浓密络腮胡，颈部有围巾或袍子，露出了衣服的边。人像周围有文字，但已涣漫不清[33]。根据笔者在博物馆实拍的高清图片，可以发现这几枚金币半身人像头顶上方均有星月符号，这在考古报告和前人的研究中均未提及。这三枚金片用特制的模具制成，笔者认为，这几枚金片可能不是西突厥用于流通的货币，但正如学者们所述，与拜占庭钱币有很重要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添加了突厥的元素。正如Babayarov和Kubatin在文中举的例子一样，西突厥汗国的硬币不仅仅是复制了拜占庭钱币，而是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突厥元素，例如图21的西突厥硬币，模仿了拜占庭钱币上的帝后双人像，但是肖像和服饰则变更为了突厥样式，Baratova认为其中可敦的头冠可能与Umay女神有关[34]。在左侧披发突厥可汗顶部，就存在着这样的西突厥星月符号。
在固原史铁棒墓中，亦发现过一个金币，上刻有侧身的肖像。（图22）根据罗丰的描述，这枚金币为单面打押，较为厚重，上有一穿孔，中有一王正侧面肖像，其头戴城齿状王冠，高鼻深目，脑后有一束卷发，耳有一坠，颈佩项圈。斜披二带，周有一圈铭文，铭文多已残，属萨珊金币仿制品，直径2.5厘米，重7克[35]。罗丰认为，该金币只有肖像，没有拜火教祭司，且王冠上没有新月托球的装饰物，是因为该金币为阿拉伯人占领萨珊地区以后制作的缘故[36]。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肖像右边，亦有星月符号。从币面上的星月符号来看，巴彦诺尔墓中的No.269、No.248、No.266的钱币型金片，以及固原史铁棒墓中的仿制萨珊金币，应为西突厥在中亚统治时期制作的钱币。西突厥制作的钱币沿着绿洲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最终分别到达了固原和漠北草原。
[28] 陈凌：《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0页。
[29]；影山悦子：《中国新出ソグド人葬具に見られる鳥翼冠と三面三日月冠》，《オリエント》2007年第2期，第120-140页。
[30] Babayarov G, Kubatin A., “Byzantine impact on the iconography of western Turkic coinage”, Acta Orientalia, 2013, 66(1): pp.52.
[31] Babayarov G, Kubatin A., “Byzantine impact on the iconography of western Turkic coinage”, Acta Orientalia, 2013, 66(1): p.49.
[32] А.Очир, Л.Эрдэнэболд, С. Харжаубай, Х.Жантегин,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Бунхант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3, pp.184-186.
[33] А.Очир, Л.Эрдэнэболд, С. Харжаубай, Х.Жантегин,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Бунхант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3, pp.184-186.
[34] Babayarov G, Kubatin A., “Byzantine impact on the iconography of western Turkic coinage”, Acta Orientalia, 2013, 66(1), p.49.
[35] 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36] 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
巴彦诺尔墓中发现的这批金币种类繁多，其中部分金币包含大量西突厥汗国的文化因素。其中单面的萨珊银币背面仿制品原型为库思老二世在统治的第30个年头（619年）发行的银币。图案是祆教祭司与火坛，又使用黄金制成，让我们想到喜爱黄金、来到中亚后信仰祆教的西突厥政权。除了这几枚仿制萨珊金币，墓中还出土了刻画有娜娜女神肖像以及狮子的钱币，亦与祆教有关。星月符号是西突厥硬币上的标志性元素，墓中发现了上有星月符号的钱币型金片，直接说明了这几枚钱币型金片的西突厥血统。蒙古国巴彦诺尔墓中出土的上述钱币，体现了西突厥汗国的文化意涵，反映了7世纪初期漠北与中亚之间的密切交流。
余论
除上述金币和钱币型金片之外，巴彦诺尔墓中还发现了大量拜占庭金币及仿制拜占庭金币。我们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巴彦诺尔墓中发现的其他金币亦为西突厥汗国制品，那些没有体现西突厥文化因素的钱币，亦有可能从其他来源获得。例如墓中发现的附着有金环的金币，在欧亚草原各地的墓葬中均有发现，是这一时期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流行的饰品制作方式，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等地发现的墓葬中均有出现[37]。被称为“骡子”（mule，指不同类型钱币的正反面混合出现在同一钱币之上）的拜占庭钱币仿制品亦然，在匈牙利、罗马尼亚的游牧民墓葬中[38]，乃至甘肃陇西的墓葬和西安何家村唐墓，均发现了“骡子”仿制品[39]，关于这些钱币，我们很难判断为何地制造，不能排除是更靠近拜占庭帝国的游牧部落或政权仿制的。
但是能够拥有并制作种类繁多金币的政权，依然最有可能是西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位于文明的十字路口——中亚，能接触到萨珊波斯的文化，更早以前的月氏—贵霜文化，又与西方的拜占庭帝国有密切来往。林英详细考证了拜占庭金币的东传，她发现从568年到576年，至少有五个拜占庭使团来到西突厥汗庭，但之后由于拜占庭违背与西突厥的盟约接纳了西突厥的敌人阿瓦尔人，双方盟友关系被破坏。614年，波斯军队攻占了基督教圣城耶路撒冷，将供奉在城内的圣物十字架掠走，拜占庭再度与西突厥联盟，希拉克略皇帝以重金相许西突厥可汗，林英依据史料推测，希拉克略许诺给西突厥可汗的重金即包括了索里得金币[40]。巴彦诺尔墓发现这批金币种类繁多，其时间下限即为希拉克略时期，恰与史料相合。
因此，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蒙古国巴彦诺尔墓中发现的其他金币，同样是从西突厥汗国远道而来，最终到达漠北地区的图勒河流域。
[37] 见Valentina Raspopova., “Gold coins and Bracteates from Pendjikent”, Essays on the Pre-Islamic History of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Wien, 1999, pp.453-460；又见Gandila, A., “Money and Barbarians: Same Coins, Different Functions”,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Byzantium's Northern Frontier, c. AD 500–700: Coins, Artifacts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275-276.
[38] Gandila, A., “Money and Barbarians: Same Coins, Different Functions”,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Byzantium's Northern Frontier, c. AD 500–700: Coins, Artifacts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262.
[39] 郭云艳:《两枚拜占廷金币仿制品辨析》，《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3期，第87-91页。
[40] 林英：《唐代拂菻丛说》，中华书局，第63-64页。
编者按：本文系印前编辑稿，引用请据原文。徐弛、茆安然：《从中亚到漠北——蒙古国巴彦诺尔墓出土金币中的西突厥文化意涵》，《丝绸之路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22年1月，页11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