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脖子”、未来房价、新冠 | 7位北大重量级经济学家为你解读
编者按
“十三五”荣耀收官，“十四五”开局落子，为2035谋定而后动……2021年是建党百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启航。值此“两个一百年目标”交汇之际，北大官微推出全新栏目“北大参考”，依托北大的思想理论优势和家国情怀，分享各领域专家学者关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国际关系等社会发展各方面的思考与观点。
首期“北大参考”栏目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策划，分享北大国发院主办的最新一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报告会上，林毅夫、姚洋、黄益平、余淼杰、卢锋、刘国恩、徐晋涛等七位经济学家，围绕“两会之后的政策与经济”分享了自己的思考。
每年两会都是中国讨论和制定重大改革及政策的盛会，刚刚结束的2021年两会因为三个时间点而显得格外重要。第一、2021年是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后的第一年；第二、2021年也是中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开局之年；第三、2021年还是从建党百年到建国百年的转承之年。
这一年的两会有哪些要点值得解读？有哪些战略值得关注？更重要的是，两会之后，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2021年和未来五年，甚至更长的战略时间内，将迎来什么样的新转型与新发展？
日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七位重量级经济学家共聚一堂，探讨两会之后的政策与经济。本文精编出各位学者围绕“卡脖子技术”、未来房价、新冠疫情等问题的相关讨论和七位教授的核心观点，以飨读者。
面对“卡脖子”问题，中国怎么突破？
林毅夫教授表示，当我们讲“卡脖子”技术的时候，一定要把范围搞清楚。只有某一种技术就美国自己有，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而且美国还要拿这个技术卡我们，才可能是对中国“卡脖子”的技术。一种技术只要其他国家有，只要我们继续开放，中国快速增长的市场还是化解美国制裁最好的方式。如果某种技术确实只有美国有，而且还要卡我们的脖子，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们没办法阻止，就必须下定决心，依托我们的举国体制去科研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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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穿越时空，我们该如何对待新冠疫情？
刘国恩教授称，如果若干年后回看当下的新冠疫情，就像我们今天回看“非典疫情”。如果我们那时还有记忆的话，至少应该想到两样东西：第一、一个社会的运转不仅需要好的硬件，还需要好的软件，尤其是人们正确的意识。非典时建立的疫情直报系统在硬件方面问题不大，问题出在我们的意识上。第二、经济发展与传染性疾病的关系并不稳定。过去几十年，人类经济得到发展，慢性病和肿瘤等疾病增多，传染病好像减少了。非典，还有中东等多地发生的呼吸综合症传染性肺炎等来得快，去得也快，让人类在认知上产生了偏差和大意。希望新冠疫情能让我们真正长记性，而且真正科学地去认知这个世界。
姚洋教授表示，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场疫情的后果，一个此前不够重视的冲击就是乡村就业人群和低端工人的公共服务和生活保障。城市人群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保障，医疗条件也相对较好，农村地区就业人群的相关保障几乎是零。这是疫情来袭之后我们暴露出来的一个短板，但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作。
怎么看未来的房价？
姚洋教授表示，一般会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不可能大涨，但是由于推进新的城市化道路和城市化战略，九个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房价恐怕还有上涨的空间，而非中心城市区域的房价就难以维持，特别是那些人口流出比较严重的城市，房价下行的压力更大。
卢锋教授认为，多年前的研究就发现，房子是人们对美好生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再加上投资，需求一直是比较旺盛的，中国的房地产建造能力也是世界一流的，但房价还与供地体制有关系，在城市化过程中，房地产（住宅）所消耗的土地占比很小，小到超出我们很多人的预期或直观感受。现在看来结构改革的难度比想象的要大。在根本性的结构改革实现之前，房地产调控只是不断加码或略微放松的问题，不是取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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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林毅夫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南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十四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要理解中国经济的未来，先要认清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林毅夫教授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如果你养的是一只小京巴狗，无论你多努力都不可能把它养成一头藏獒，但如果你养的是一只藏獒，结果从小就误当成京巴狗养，可能真的会把它养成一条京巴狗，京巴狗与藏獒的根本区别在于生长潜力不同。所以，看准潜力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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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40多年的高速增长，有很多原因，但最具决定性的原因是我们充分利用了跟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所给予的后来者优势。因此，看我国未来十五年的发展潜力，不是看我们现在的水平是不是已经人均GDP超过14000美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2019年底的人均GDP水平），然后去对比历史上德国、日本和韩国人均GDP超过14000美元之后16年的平均增长率，而要看跟中国当下的水平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多大（中国2019年底人均GDP为美国的22.6%），以及德国、日本和韩国达到这一差距水平之后16年的平均增长率。这三个国家与美国人均GDP差距越过22.6%都保持了16年平均每年9%的增长率水平，中国考虑到老龄化因素，到2035年之前，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还是有的。当然，这是潜力，实际增长不一定要达到这样的水平，要为卡脖子技术、环保等必要的改革和创新留一些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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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9个城市是未来的重点？城市化2.0意味着什么？
姚洋
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南南学院执行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根据姚洋教授的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政府高层和政策文件一直以来都主讲城镇化，少讲城市化。这次城市化与城镇化开始并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未来的城市化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东部沿海地区人口的再集中，以及中西部重点城市人口的再集中，推进以核心城市为龙头的城市化群；从国际经验来看，全世界人口分布都是大集中、小分散，中国已经宣布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成都、重庆、武汉、郑州、西安等9个中心城市名单，围绕这9个城市会形成7大城市化区域，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四川盆地、西安咸阳、郑州开封等。为此，我们要大力推进户籍、高考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减少人口自由流动的阻力。另一个是乡村人口向县城的集中，出现县城与乡村融合的新型城镇化。为此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并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使更多的农民转型变新产业工人，并获得适度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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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开放在双循环时代的意义？
黄益平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金光讲席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2020年中国正式提出双循环的战略，不少人甚至把双循环简化为内循环。对于开放在今后双循环时代的重要作用，黄益平打了一个比喻：每个国家都是大海上的一艘船，有的船比较大，有的船比较小，目标都是往前走。过去四十多年的全球化，是很多船绑在一起往前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挂上了欧美经济的大船，奋力追赶。但现在那艘大船的速度在放慢，而且总有人要砍断我们和大船连接的绳子。现在强调国内大循环，就是要把自己这艘船做大做强，同时还是要继续参与国际合作。如果做得好，将来甚至有可能成为领头船之一，带着“一带一路”上的一大批船一起往前走。
作为金融学教授，他指出，“十四五”期间金融领域的重点工作是要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而金融开放就是做到这两件事的一个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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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今后的改革开放重点是对外改革，对内开放？
余淼杰
北大国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基金得主、北京卓越青年科学家
余淼杰教授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在对外开放领域要做好外贸稳量提质、积极有效利用外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多双边区域经济合作等四方面工作。
他认为，“改革开放”接下来可能更为恰当的讲法是“对外改革、对内开放”。
“对外改革”重在区域合作的进一步推进：一是贯彻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二是推进落实《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三是积极参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此外一个新的工作重点是加快中日韩三国自贸协定谈判进程；同时要继续推动中美经贸合作的发展。对内开放是我们内部市场的不断打通，东中西部高效的联动和梯队发展。
我们的目标是在“十四五”阶段或更短时间内达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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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将来怎么走？
卢锋
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
对于人民币汇率未来将呈现的趋势，卢锋教授指出，中国长期较高的GDP增速、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追赶、跨境资本流入等因素都将有利于人民币的升值。当然，也还有贬值的压力，主要来源于不确定因素，包括快速发展转型期的资本流出需求与冲动、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问题、美元指数的周期性变化等等。
总体上，展望未来，促进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影响力更大一些，贬值力量只可能在一些特定的阶段占据主导性，长期相对处于弱势。因此，在这两个力量的不断博弈下，未来的汇率变化将出现双向的显著波动，同时与升值的趋势叠加，成为一种新常态的格局，这恐怕是我国前40年的汇率轨迹中从未有过的。当然，这还不能排除历史大变局时期可能发生的一些随机性冲击，比如特大的金融风险释放、地缘政治矛盾激化、公共卫生事件等，都可能改变汇率的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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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新冠疫情的发展与医疗卫生的作用？
刘国恩
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北大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新冠疫情的发展备受关注，刘国恩教授表示，如今全球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21亿，死亡267万人。令人鼓舞的消息是，1月以来全球新冠感染人数的总趋势一直在持续下跌，同时疫苗接种在快速推进，如果算第一剂接种的人，全球已经接种2.31亿人。但这两个数据是同步出现的，这就让疫苗干预真正的作用还需要时间验证，而且对于疫苗本身无论在科学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还存在争议。
就经济发展而言，刘国恩教授认为，我国早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就曾提出《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并将其确定为国家发展优先战略，在我国抗击新冠疫情、促进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现实意义。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医疗卫生需求是消费结构为数不多一直保持增长的领域。今后要更认真地落实《健康中国2030》战略，这将为“十四五”时期助推中国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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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与碳中和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徐晋涛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20年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要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或近零排放。十四五规划里关于能源与环境的内容可谓今非昔比。这意味着什么？中国真的准备好了吗？
徐晋涛教授指出，碳达峰就是向大气层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到顶峰，然后逐步下降。碳中和意思是如果把单个国家看成一个生态系统，它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接近为零，也就是排放量与吸引量基本平衡。这对中国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工程，因为中国大量的电力等能源消耗都是煤碳为主，但中国是世界第一排放大国，基本上每年占全球排放量的30%。如果中国没有特别积极的行动，全球气候行动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是中国自身转型升级发展的需求，也是中国对全世界的大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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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排版：刘涵烨
责编：以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