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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强博士授权刊登 | 本文发表于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
本文为同济“精神分析与人文”系列研讨会—11月8日“精神分析与拓扑学”主题研讨补充资料（主讲：杨春强博士）
主体拓扑学之认识论基础研究
—— 以勒内·托姆关于“连续-离散”的研究为参照
杨春强[1]
摘要：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拉康的研究与实践越来越集中于其正在开创的一个全新的领域：主体拓扑学中。这是自弗洛伊德之后的一个巨大的方法论创新。其理论重要性之一在于建立了主观精神结构研究与客观数学结构研究之内在同一，这个影响事实上超出了纯粹精神分析领域，具有重大的科学与哲学意义。为了理解与研究主体拓扑学，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本文是从认识论角度，对这些困难之一提供的回答。事实上，如同要进入数学的拓扑学，必须具有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一样；要理解拉康主体拓扑学，必须进行一个从离散到连续，从强调定量到注重定性研究的范式转变。在这一点上，著名微分拓扑学家勒内·托姆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帮助。他将其拓扑学研究与亚里士多德的形质说相联系，提供了对“连续-离散/质-量”疑难的一个解决方案。本文通过对其研究工作的参照，试图为理解主体拓扑学提供必要的认识论前提。拉康·雅克（Lacan,Jacaueo1901-1981)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法国现象学中曾出现过一个所谓“拓扑学的转向”，此方法由梅洛·庞蒂首先引入，经由吉尔·德勒兹，米歇尔·福柯到雅克·德里达，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哲学现象[2]。但这个拓扑学的转向，并非仅仅发生在现象学领域。事实上，早在1951年，雅克·拉康，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吉博·乔治-泰奥杜尔和埃米尔·本维尼斯特这几个人文与科学领域的开创者和研究者们就开始定期聚会，对各种各样的结构进行研究，以便“在人文科学与数学之间搭建起桥梁[3]”。在他们之中，吉博作为唯一的数学家，在此后30年间都保持着和拉康良好的友谊。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无论）吉博在与不在，（拉康）每天都会做一些数学练习。有时候在旅行期间，当他遇到困难时，他会打电话给他的（数学家）朋友，以便把问题讲给他听，并和后者一起解决它”[4]。在这样持续30年的系统研究中，拉康天才地创造出了对主体无意识精神结构研究的一个全新的方法：主体拓扑学。它虽然没有改变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科的研究对象，却以其方法论的创新而带来了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一场革命。其重要性在于发现了惯常二分法的两个极端：人类精神结构（所谓主观性结构）与数学拓扑学结构（所谓客观性结构）之内在同一，从而为消弭传统主客观二元对立，建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内在连通性，理解诸多科学悖论的根源，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决路径。作为一个全新的实践与研究方法，主体拓扑学尚需要很多的讨论与发展。例如，因为其处理的对象，无意识，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性的存在，它的很多结论都是悖论性的，对常规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提出了挑战。此外，主体拓扑学是拉康对精神分析形式化工作的一个贡献，“引入形式化结构也意味着引入它们的认识论基础，例如连续-离散，时间-空间等。[5]”这要求大量认识论方面的基础研究，要求科学范式的转变。本文就是以著名拓扑学家勒内·托姆关于“连续-离散/质-量”这一认识论疑难的思考出发，提出理解拉康主体拓扑学所必须的一个从离散到连续，从强调定量到注重定性研究的认识论转变。以笔者愚见，舍此将无法抵达主体拓扑学的本质所在。![]()
勒内·托姆（René Thom，1923－2002）
法国数学家勒内·托姆（1923-2002）,1958年菲尔茨奖得主，突变理论的创立者。作为微分拓扑学的专家，他通过对生物胚胎学和物理光学的研究，发现在非连续的现象之中存在着一个结构的稳定性，或者说，“存在着连续，功能及其衍生物的连续[6]”。正是对这个连续性的研究推动他创立了现代数学的一门新的分支：突变论。突变论的本质，“是将表面看起来的诸多不连续现象置于一个潜藏的、缓慢的演变过程之上[7]”。例如，托姆证明如果一个系统的控制变量不超过4个，那么将只存在7种基本突变形式。回到“连续-离散/质-量”疑难上。它可以追溯至芝诺悖论上，例如“阿喀琉斯和乌龟”（全希腊跑到最快的阿喀琉斯永远追不上在他前面出发的一只乌龟）悖论和“飞矢不动”（射出去的箭是不动的）悖论。直觉上我们都会认为这是一些荒谬的说法，但是如果认真思考的话，会发现它们并非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科学或者哲学上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芝诺的历史贡献，恰恰就在于引入了一些动摇科学或哲学惯常思维方式的悖论。在芝诺之后，人们发现自己总是必须在连续与离散两方之中作出一个选择。例如，在科学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子论者们显然选择了离散一端。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说，世界是由离散的、不可分割的第一元素或基本粒子所构成的。例如，对化学家道尔顿（1766-1844）来说，这些第一元素就是化学上的的各种原子；对量子力学的开创者普朗克来说，这些第一元素可能就是量子。但是哪些人会选择连续性一端呢？大多数的拓扑学家可能赞同世界的基础是建立在连续性之上的。如同托姆所言：“我是个一般拓扑学学家。我有一个真正的关于连续性的形而上学”[8]。这个形而上学，托姆将它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上。他声称正是在后者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思路。由此他将拓扑学及突变论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建立了内在的联系。在其著作«符号物理学大纲：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与突变论»中，托姆分析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连续-离散”的不同观点。在柏拉图之前，古希腊哲学家们已经考虑把点作为构成世界的基础：点的运动形成曲线，曲线的运动产生平面，平面的运动产生体积，不断重复这样的过程就可以产生世间万物。柏拉图并不同意这样的设想。对他来说，造物主是从一些不可再分的长度出发，首先构成正多边形或多面体，然后在后者的基础上构造万物。显然这是一种离散型的构成论，如同自然数序列那样[9]。作为柏拉图学生的亚里士多德，却不同意他的这个构成论。为何这样说？按照托姆的看法，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关于数的生成论。他之相对于柏拉图的革新，就如同拓扑学家对算术学家之统治的反抗,‘质’的捍卫者们对‘量’的反对。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把连续性概念作为基础，并且是以‘连续之可分性’的名义拒绝了‘不可分割的线’”[10]。在其著作«预测并非解释»中，托姆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学说而带来其关于“连续-离散/质-量”疑难的考量。因此，在进入托姆的解释之前，我们首先简略回顾一下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质料首先是自然物或人造物之赖以建构，但它作为能够接收对立规定性的潜在的现实，也用于作为所有变化之基质”[11]。亚里士多德经常使用两个例子加以说明：对于床而言，它的质料是木头；对于雕像而言，它的质料是青铜。作为推论，人们会问是否质料就是某种存在的特殊规定性。下面是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作出的回答：“基质显然不是它自身变化的发起者。例如，既不是木头，也不是青铜引起了这个或那个的变化；既不是木头创造了床，也不是青铜创造了雕像，而是另外的东西才是变化的起因。[12]”这个作为变化起因的另外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命名为“形式”：它“既是使实体成为其所是的东西，也是具体实体的组织原则与起因”[13]。在亚里士多德前述的两个例子中，床的本质在于木匠所赋予其的形式，而非其作为木头的质料；雕塑的本质在于雕刻家赋予其的形式，而非青铜。亚里士多德著 吴寿彭译 《形而上学》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托姆关于“连续-离散/质-量”疑难的解释。在«预测并非解释»中，托姆说：“我是以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视角看待质料的，后者是某种可能取得诸种形式的连续。形式可能是外在的，可见的，也可能是内在的。内部的形式，就是从语义学角度我们将称为一个‘质’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是装备着‘质’的质料。在我看来，某种意义上所有的‘质’都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空间形式，在一个抽象空间中的广延性的形式[14]”。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托姆追随亚里士多德的立场，强调了质料的连续性和形式的广延性（即“质”）。但是他是怎么考虑离散和“量”呢？对于第一个概念，托姆指出任何变化的离散性特点都是由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导致的一种简单化处理[15]。例如，对一个动物来说，其神经系统应该允许它即刻从周围环境中区分出其天敌；对于人来说，他的大脑应该能使他从周围他人的话语中区分出自己的。“但是它并非离散化所有”，托姆补充说：“它没有将空间离散化，例如。（...）对空间物体的捕获建立在这种连续性之上。[16]”而对于量的方面，与英国物理学家与化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的断言“质仅仅是蹩脚的量”针锋相对，托姆宣称：“我当然坚信质是远胜过平淡无奇的量的。整个拓扑学都来自于关于这一确信的众多例子的主题。是什么使得球面与球体不同？...这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而是一个与质有关的问题。[17]”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托姆坚定地站在了“连续性/质”的一方。他甚至从连续性视角给出了关于量子力学和量子的一个解释。但是这并非说他完全抛弃了另一方，即“离散/量”的一方。这就是为何他悖论性的宣称：“从个人来说，我当然是连续性主义者，尽管我实际上相当侧重于对不连续现象的研究”[18]。![]()
勒内·托姆著 《Prédire n'est pas expliquer》
（《预测并非解释》）
事实上，仍然是从亚里士多德思想中吸取的灵感，以及建立在其拓扑学研究的基础上，托姆成功地提出了关于“连续-离散/质-量”疑难的一个解释。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已建立了质料与形式的区分。但是对他来说，质料与形式间存在着一个远为复杂的关系：质料与形式可以相互转化；两者之间又是互相依存，一方不可离开另一方而单独存在（除了两个极端，即纯形式与纯质料情况之外）。例如“泥土是砖瓦的质料，砖瓦是泥土的形式；但砖瓦本身又是房屋的质料，房屋则是砖瓦的形式；而房屋对于街道来说又是质料，如此等等”[19]。从上述形式质料关系出发，托姆提出连续性是“质-量”疑难中双方共同的起源。“隐藏在质与量之中的，是几何连续性和拓扑学连续性”。但是存在着一个边界，一个差别而将质与量相互区别开来：“当一个物体是连通的（即当这个物体上任意两个点总是可以相连，可以连续地把一个点在该物体上移动直到进入另一个点），这个连通性是一个质的概念。但是一旦这个物体是不连通的，即它是由几个连通的分部、片段所组成时，我们就可以对它们进行计数。连通的特性此时具有如下特点，即是它同时支撑着质与量；但是一当我们拒绝某物体或某空间的连通质性，它就会自动产生出量[20]”。我们由此理解了质与量是同一个选择的两面，后者即是分离的又是相连的，如同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质料与形式之关系。从拓扑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将质与量（质料与形式也同理）定位于一个莫比乌斯带的表面上：局部的看，它们是位于上下不同的表面上；但是整体上看，它们其实是位于一个表面上的。至此为止托姆给予了“质-量”关系的一个全新的解释。但是关于“连续-离散”的关系他又是怎么说的呢？按照托姆的说法，存在将质从量中区分出来的一个差别，一个边界。正是这个边界产生了离散。托姆同样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存在，就普通意义而言，就是使其分离，使其所处。它有一个边界，使之与周围空间相分离。概言之，一个物体的边界，就是它的形式”。显然，正是这个边界、形式，将一个存在与其环境相分离，并由此产生离散。“而离散马上就会引发量”。现在我们可以同样将“连续-离散”这两方面同时置于一个莫比乌斯带的表面上。![]()
作为结论，我们可以说勒内·托姆以其拓扑学知识为基础，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学说为“连续-离散/质-量”疑难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在他的回答中，不但正是连续性同时支撑着质与量（也即离散），而且质与量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连续关系。相对于主流观点假设世界建构在离散元素之上而言，托姆向我们展示了连续性才是世界的真理。这是一个巨大的范式转换。这一转换是理解数学拓扑学的基础，也是进入主体拓扑学的必要前提。拉康在其生命的后期，殚精竭虑所创建的主体拓扑学，作为一个全新的精神分析实践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架设主体精神世界与外部物质世界沟通之桥梁，具有极其重要的科学意义，而这一点由于种种原因，尚未为学界所认识到。在国内，相关的研究就更少了。上海同济大学的居飞副教授近几年专注于精神分析之认识论研究，作出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笔者2016年发表的«拉康的能指-享乐概念初探——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解读»[21]，也曾参照托姆的思想，对拉康主体拓扑学关于主体精神空间的连续性基础：能指，和离散性特点基础：享乐，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分析。笔者也希望后续能有更多的同行加入，继续推进对这一全新的精神分析实践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René Thom, Prédire n’est pas expliquer, Paris, Eshel, 1991.2. René Thom, Esquissed’une sémiophysique : Physique aristotélicienne et théorie descatastrophes, Paris, InterÉditions, 1988.3. Aristote, Métaphysique,Tome I, Livres A-Z, traduction et notes par J. Tricot, Paris, Vrin, 2000.4. Pierre Pellegrin, DictionnaireAristote, Paris, Ellipses, 2007.5. Élisabeth Roudinesco, Histoirede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 Tome 2, 1925-1985, Paris, Fayard, 1994.6. 北京大学《哲学门》, 叶朗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杨春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chunqiangyang@163.com[2]DuportailGuy Felix, Le moment de la phenomenoligie francaise,in Archives dePhilosophie,2010/1,Tome 73,p.47-65.[3] Élisabeth Roudinesco, Histoire de lapsychanalyse en France, Tome 2, 1925-1985, Paris, Fayard, 1994, p. 564.[5]居飞，«拉康的客体小a：自身差异的客体»，载于《世界哲学》2013年第6期，第99页。[6]René Thom, Prédire n’est pas expliquer, Paris,Eshel, 1991，p. 31.[9]René Thom, Esquisse d’unesémiophysique : Physique aristotélicienne et théorie des catastrophes,Paris, InterÉditions, 1988, p. 173.[11] Pierre Pellegrin, DictionnaireAristote, Paris, Ellipses, 2007, p. 137.[12]Aristote, Métaphysique, Tome I,Livres A-Z, traduction et notes par J. Tricot, Paris, Vrin, 2000, p.16.[13] Pierre Pellegrin, DictionnaireAristote, Paris, Ellipses, 2007, p. 100.[14]René Thom,Prédire n’est pas expliquer, Paris,Eshel,1991,p. 53.[19]参见邓晓芒，«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体系初探»，载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第2期，叶朗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20]René Thom,Prédire n’est pas expliquer, Paris,Eshel,1991,p. 80.[21]杨春强，«拉康的能指-享乐概念初探——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解读»，载于«哲学动态»2016年第4期，第8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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