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进博会选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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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上海正式开埠。
2018年11月5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召开，以“主场外交”姿态迎接世界。
175年，从被动到主动，上海的发展史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历史交织重叠，难舍难分。若问为什么进博会选在上海？往事就是答案。
1915年，查理·卓别林主演了一部喜剧短片——《Shanghaied》，中文名叫《诱拐》。
这个中文名不是意译，而是直译，Shanghai在美式英语里可以作动词，表示“欺骗、强迫某人做某事”。
如此奇怪的用法，得从19世纪中叶说起。
当时的美国西海岸，航运业务蓬勃发展，而水手短缺。为了凑够船员出海，船长和掮客们无所不用其极，或灌酒，或砸头，晕晕乎乎拖走，醒来已是水手——根据当时的联邦法律，水手一旦上船，就不能在航行结束前离开。
无辜的上海并未参与这些恶行，只因是绑架船员的主要目的地，就莫名其妙被搬进了词典。
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上海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自1843年开埠，到1850年，上海港已成为时人公认的亚洲第四大港。
有了后来世界第一大港的成绩，可能很多人看不上“亚洲第四”这种小打小闹，但对于当时的列国商人而言，上海已足够惊艳。“五口通商”几年后，香港英商主办的《中国邮报》如此写到：
迄今为止，上海是新开各口中进行大规模贸易的唯一港口，但上海的贸易量已经达到许多人所预期于所有北部港口者的总和。
当然，这些成绩不属于国人，而属于洋行。以美资公司旗昌洋行为例，巅峰时期曾占据长江航运80%的份额，以至于1862-1877年被称为旗昌时代。
此时的吾国吾民，只能跟在外商身后亦步亦趋，或为苦力，或为买办。但没关系，从这时起，中国开始逐渐理解这个复杂的商业世界。
不仅要通过上海进口商品，还要通过上海进口“商业”。
这张照片大大有名，一般被当作第一批留美幼童的临行合影，但有人考据说是第四批。
照片上的人暂且不论，今天要说的是他们身后，那幅经常会被截去的招牌——“轮船招商总局”。
1872年，当第一批留美幼童从上海起航时，北洋大臣李鸿章心中盘算的更大事业，便是洋务，是江南制造总局和轮船招商局。
当年，轮船招商局公开募股筹资，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第二年，头角峥嵘的轮船招商局拉开长江航运的价格战，外商们压力陡增。
1875年，在洋行联手压价的恶劣局面下，轮船招商局仍盈利15万余两。
竞争劣势之下，旗昌洋行股东会最终决定退出航运业，并于1877年以220万两白银将公司卖给了轮船招商局。
1879年，运价恢复，招商局盈利翻番，超过76万两。
1881年，李鸿章上奏朝廷称：“迄今长江生意，华商已占十分之六，南北洋亦居其半。”
不过商战胜利、利税大增，都比不上制度探索的意义绵远。在招商局之后，一大批股份制企业在上海诞生，很多企业活得远比清政府长久。1883年《申报》评论道：
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虽其中有成与不成之分，然其一变从前狭隘之规则。
通过上海，我们进口“制度”。哪怕这制度，是从一种不起眼的资源组织形式开始。
说起留美幼童，有人会想起詹天佑，想起京张铁路。
但中国第一条营运铁路并不是1909年的京张铁路，而是1876年的上海吴淞铁路，只不过那段往事说起来太丢人了，大家都不愿回忆。
面对铁路事业，清朝官方认为易于洋人长驱直入国土，民间认为“穿坟过墓破坏风水”，于是拒绝了很多年。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中说：“事实证明，在清朝面临的新技术中，铁路是最棘手的。”
因为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意识形态上的大是大非。
1874-1876年，怡和洋行瞒着中国官方，在上海至吴淞间私自修建了一条14公里长的铁路。其中江湾段试行时，两旁观众“立如堵墙”。
不知这堵民墙立了多久，总之后来轧死一名行人，乡民大愤，激烈抗议。
最终，由清廷出面，以28.5万两从怡和手里买下吴淞铁路。一年之后，清政府付清款项，当即拆毁铁轨、铲平路基、推倒车站。
大约20年后，也就是甲午战败之后，“力行实政”的清政府又重建了这段铁路。
如今看看日均客流全国第一的上海虹桥站，再想想这段往事，不知该恨谁。
通过上海，我们进口“技术”，只不过主动进口与被进口之间有天壤之别。
一百年后，引进日本技术与设备的宝钢成立；
一百年后，上海市委与一机部排除体制与意识形态万难，促成当时全国机械工业规模最大的合资企业——上海大众；
一百年后，“柳林海”号从上海港出发至美国西雅图港，恢复了中断30年的两国海上运输航线；
一百余年后，第一个地方外贸公司、第一个地方外贸行业协会成立；
一百余年后，第一个外商投资地方性法规在上海通过；
一百余年后，上海世博会在江南制造总局旧址处开幕；
一百余年后，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保税港区、第一个自贸区在上海成立。
一百余年后，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
我们进口技术，进口制度，进口商业。时代若不负中国，则中国必不负时代。
有没有人想到进口“思想”？毕竟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顺理成章。
说到进口思想，上海也是当仁不让——这里诞生了商务印书馆。按照汉学家白鲁恂的研究，抗战前夕，商务印书馆一年的图书发行总量相当于当年美国全国的图书发行总量。
但真正令小巴思之心潮澎湃的，不是写在书本里的思想，而是掺杂在每天每月的经济活动、现代生活里，最终沉淀的全社会知识积累。
通过上海，中国理解了复杂的商业世界。
本篇作者 | 木有药师 | 当值编辑 | 冯迪
主编 | 魏丹荑 | 责编 | 郑媛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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