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的时代

4月4日晚，中国邮政集团发布微博称，接上级部门通知，原定周二（7日）发行的《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特别版邮票，发行日期将进行调整，具体日期另行通告。有网络消息称，这是因为邮票没有使用世卫对新冠病症的标准名称COVID-19，且使用了黄鹤楼的图案，容易让人联想到病毒是武汉的，给敌对势力所谓“武汉肺炎”提供口实。

每看到这样的事，就令我感叹我们这个国家现实的错乱：它的很多应对手法是前现代的，把精力都花在如何确保唯一正确的声音上，围追堵截，不容任何偏离；但事实上，最难对付的其实是后现代的，即任何信息一旦进入环境，都难预料如何被解读，江山娇的翻车就是前车之鉴。

单一的权威往往无法适应这样众声喧哗的舆论环境，秋原在《乱世靡音》中这样记述：

清政府灭亡前夕，已经改用发电报来传圣旨。北洋政府的军阀政客们要搞点事情，更是动辄就发全国通电。但是官府没有想到、更不愿意看到的意外情況也随之产生了：官方的电讯发出去，各地报社也会刊登，报纸作为传媒平台，不只简单地转载，还刊登对这条官方通讯的解读与评论，而报社是有新闻立场的，评论的调门也是褒贬不一，既可以赞同，也可以发出与官方相悖的反对声音。

[……]而且，只要报人驾驭文字的功力深厚，文章写得鞭辟入里，精准调动读者的情绪，再加之报社成熟的发行操作，这篇时评造成的社会影响，还远远大于那条圣旨。话语权和舆论主导权由报社掌控，官府极端被动，老百姓为写文章的报人鼓掌喝彩，看官老爷出洋相。冲击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在传统社会，都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说话谁敢不听，那可是小命不保的；现在出现了电报和报纸，“抗旨不遵”成为低成本的全民文化娱乐活动。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感受到这种文化冲击，但因为自身在认知与思维方式的落后，找不到合适的应对措施。

这里面还有一个困境，那就是，越是想维持单一的权威形象，越容易成为解构的靶子。这就像一个威严的家长，整天板着脸，说一不二，开不得玩笑，但这形象本身就显得滑稽可笑了。正如德沃金在《你有权利嘲笑》中所说的：“在民主社会中，没有任何人——无论他有权势还是没权势——拥有豁免权，可以不被辱骂、不被冒犯。”中国的形象在海外招黑，恐怕至少有一部分是源于此。

长久以来，中国文化都太讲究“大一统”之下的“正统”观念，这势必造成一种全社会单一化的价值取向，因为“天无二日”，权威也只有一个。因为惟恐这个权威形象被消解、嘲讽，因而我们的外交辞令中相当发达的词汇用在这里，动辄指责人“说三道四”或“妄议”。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多元声音时，采取的应对则是开动机器大力“辟谣”，以竭力维持信息渠道的单一性，总免不了担忧多元只会引起混乱。

这其实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因为这意味着要维护那个不受玷污的形象，必须时刻保持跃跃欲试的高度戒备状态。这两天比尔·盖茨因为无意中赞许有些“国家”在抗疫中的表现，却又提到了台湾，据说有些单位都要求卸载windows操作系统，改装WPS了。事实上，美国人用“国家”（country）一词，有时未必有政治含义，像苏格兰也被称为country。

其实我想全世界可能除了中国人之外，都没法有这样的敏感意识，因为敏感点完全不一样，就像中国人也缺乏美国那种在种族议题上政治正确的敏感，种族歧视常常自动流露而不自知，甚至即便自知，也根本不当回事。

由于惯于对话语中的政治含义作出敏感的解读，中国人有时也不免弄巧成拙。早在“乒乓球外交”启动之前，毛就有意与美国和解，1970年，他邀请写下《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参观国庆阅兵，向美国传递出愿意恢复对话的微妙迹象。然而，连基辛格这样老练的外交家都没能领会到，他后来回忆说：“信号太隐晦，我们这些粗枝大叶的西方脑袋完全不得要领。”别说是他，甚至连当时同在现场的斯诺夫人洛伊斯·斯诺也没明白中方的暗示，因为他们虽然受邀，但现场又有一条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不过，很吊诡的一点是：这种隐晦的意义，一旦进入到那种特定文化中，其实是容易破解的，倒是反过来，对中国这样习惯了一元化声音的文化，会对多元的信息环境更感困惑而难以破解。19世纪曾有一个俄国外交官说过：“全部外交艺术是隐藏自己的意图，这正是英国人超出常人的地方。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因为他们自己也从来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毫无疑问，对俄国人来说，英国那种各种相互歧异的信息共存的社会，才更令人头疼，因为哪怕都是公开的，你还是难以辨别它哪个才是真的，哪个又会在竞争中胜出。

中国是直到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文化的兴起，才又出现了多元异质的声音。2012年，我第一次知道了“弹幕文化”，这还是个不小的冲击；但随后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都接受了这样的看法：“春晚只是看节目没意思，真正有意思的是对春晚的吐槽。”——这就是社会声音多元互动的必然结果，“正典”遭到戏仿、消解、吐槽，而看点正是这众声喧哗。

总是像打地鼠一样精力旺盛地四处反击，这是不折不扣的愚行。因为你最无法控制的事情之一，就是别人如何看待你。很多事根本无须太过敏感，你以为别人会抓住把柄，但其实也许对方根本不在意；反过来，即便你再提防，都无法料到别人会从什么角度来解读你。时代已经变了，不再只是传递出一个在你看来“正确”的信息，别人就会照着你设想的唯一正确方式去理解它——那是一个可控但无趣的时代，而现在则相反，不可控但有趣。

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复杂多义的解读、仍然强求唯一正确的“中心思想”，就变成了文化创作的一件紧身衣，因为这相当于否定文艺的自复杂性，强迫它遵从单一标准。有次谈到这个话题，影评人“室内滂沱”说：“中国的主流电影拍不好也是这个问题，不歌功颂德已是阿弥陀佛，单纯地想获取点名利吧，无奈电影是一个纯图像学范畴的东西，多义性成就电影这门艺术的伟大，图像的象征、表意、通俗、多义和强大的传播力，让它天生容易触犯红线。图像丰富的可引申性，与红线要求的非黑即白、宁缺毋滥，碰到一起就是后现代。”

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在这方面，走在时代前列的倒是娱乐界，因为娱乐明星作为公共焦点，不被人评说甚至比遭到恶评更糟，不得不学会应对各种议论，范冰冰就曾说过：“万箭穿心，习惯就好。”——就为这句话，我对她刮目相看。也正因此，肖战粉事件具有指标性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在一个逼仄的舆论空间之下，连娱乐明星都变得不可冒犯了。这样一件不正常的事，在中国的粉圈文化中竟然被视为正常，可见这种社会心态已经不正常到了什么程度。

这些都体现出，虽然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一只脚踏进了后现代，但脑袋还没有转过来。本来，在这种情况下，你甚至是无须多加反击的——因为反击又会造成新的不可预见的后果，而即便你不反击，在多元生态中也会自发涌现出反驳的声音。很多时候恰恰相反，倒是要学会自嘲，甚至抢先自我解构，这乍看是把攻击方向从向外变成了向内，但一个自嘲的人即便不讨人喜欢，至少也不至于让人害怕。

当然，肯定会有人问，这样自我消解的话，难道就不需要权威的声音吗？确实，每个社会都免不了要达成基本的共识，只是到这时，就不再是上帝说“要有光”了，而需要制造共识。只不过这一课，中国还没真正开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