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时差综合征

这张“两个辛丑年”的对比图近日在网上盛传，转发者往往还会配上一句“落后就要挨打，强大才能挺直腰板”。这回应了一种中国人自近代以来从未得到充分满足的心理需求：与列强平起平坐。

国际政治学上有一个术语，“帝国时差综合征”，指老牌列强无视时势已发生变化的事实，仍按过去的那一套来处理现实。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英法不合时宜地干预纳赛尔的埃及，结果反倒使自己衰落这一真相大白于天下。

与此相对应的，我想其实还有一种“弱国时差综合征”：原本衰弱的国家，在重振之后，仍沉浸在自己的伤痛之中，按过往的经验做出反应，以求获得心理补偿——有时是过度的心理补偿。

这当然有情可原，只是难免容易做得过火。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曾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将安纳托利亚刻画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并不顾事实地将苏美尔、赫梯等古文明都算作是突厥语民族，以至于有人嘲讽说，这就好像远古有个土耳其人吐出一句“要有光”，随后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中东历史的权威学者Bernard Lewis解释说，凯末尔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过去一两个世纪中，土耳其的民族自尊心惨遭打击，因而有必要抚慰一下”，其次则是“西方的偏见所必然引起的反作用”。

这似乎是落后国家所难以避免的内心情结，纳赛尔的埃及和卡扎菲的利比亚也曾以夸张的语调对西方喷火，想到过去自己所受到的对待，似乎再激烈也不为过。这其实是一种“防御性攻击”（defensive aggression），因为他们决心不让历史重演，但吊诡的是，这种时差综合征表明他们仍是历史的囚徒。

这并不是要指责曾经的受害者，只是就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看到的那样，被霸凌者要走出那段经历的阴影，往往得经历痛苦的自我认知转变，而那通常需要更多时间。

很多人误以为“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最早其实是斯大林1931年说的：

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别克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

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

正因为如此，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

不难看出，“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论述的基础其实是“弱肉强食的规律”，因而这句话的盛行，也正与中国社会浓厚的社达气氛相辅相成。吊诡之处在于，它看起来是对霸凌者的愤恨，但实际上却又认同了霸凌者的逻辑：弱者就活该挨打。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俄国人的这种自怜可能也会让我们诧异，因为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俄国并不是一个挨打的受害者，恰恰相反，它是对近代中国造成伤害最大的加害者之一。看来至少，它挨打的经历并没有阻止它不去欺凌当时更落后、更弱的中国。

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德富苏峰晚年曾回忆自己为何从平民主义转向极端的扩张主义，转折点是1895年德法俄“三国干涉还辽”，逼迫日本将吃进嘴里的辽东半岛吐出来，还给中国。日本社会当时普遍的情绪非但不觉得本国侵占中国领土有什么不对，反而视为奇耻大辱：

辽东归还事件影响我整个后半生，当一听到这事件，我心理上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无论你怎样解释，它之所以出现，只不过因为我们不够强大。归根到底，如果你不够强大，真诚与正义不值半文钱……日本的进步……最后都要倚赖我们的军事实力。

也就是说，“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其实拒绝了自我反思，因为这其中隐含的意味是：“我”并没有做错什么，我之所以挨打，只不过是因为我不够强大而已。

不知怎么的，这让我想起儿童心理学上的一个观点：打孩子是没有用的，因为孩子不会将“挨打”看作是自己错误行为引发的后果，既不能建立因果关系，他们也就不会得到“教训”后改变行为，而只会注意到自己挨打这个事实。

过于注重实力政治，那很自然地就会将国际关系看作是单纯的权力博弈，容易偏向对抗而非合作。一百多年前，在美国崛起的时代，老罗斯福总统（也是著名的帝国主义者）曾有一句名言：“手持大棒，说话温柔。”但信奉“落后就要挨打”的中国人则相信，只有自己手持大棒，别人才会说话温柔。自己手持大棒，为何还要说话温柔？说话温柔的，必是手无大棒。 

这倒也并非只有中国人如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过，十个犹太人里，“大概有两人相信，力量来自和平，而另外八人都相信，和平来自力量”。Thomas Friedman在《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中也曾说过，黎巴嫩这样一个小国内部分裂为17个不同派别，争斗不休，演化为连绵不断的内战，因为阿拉伯人典型的部族逻辑是：弱小时怎么能妥协？强大时，为什么要妥协？

问题是，一味强硬未必总是对自己有利，有时还会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1899年，意大利向清廷索要浙江三门湾，遭总理衙门强硬拒绝，但意大利公使对这样的答复反倒很高兴，因为这将促使本国对中国采取更强有力的手段。在意大利退缩后，清廷上下产生了一种致命的误判，认为只要顽强对抗，洋人也不敢怎样。一年后，他们在家门口迎来了八国联军。

国人还常常将“强硬”与“爱国”等同，据说那些年里，给外交部寄钙片的络绎不绝，以嘲讽他们“软骨头”。曾经就有朋友为此和我争辩，我问：“那你觉得美国那些鸽派会出卖自家利益，让我们获益吗？”他嗤笑：“你也太天真了，怎么可能？这些笑面虎更狡猾难对付，还不如那些直来直去的鹰派好打交道。”我又问：“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觉得中国温和的外交官就不会捍卫我们的利益？”他一时怔住了。

“卑”和“亢”其实是一体两面，但“不卑”还容易，“不亢”则更难，因为这意味着克制地使用自己的力量。过度使用硬实力，本身就会对自己的软实力造成伤害——这方面，近二三十年来的美国就是前车之鉴。

强硬并不是目的，它和妥协一样，本应是争取自身更好利益的手段。如果说中国常常是“赢了面子，输了里子”，那么如果能赢里子，面子上又何妨如老邓说的“韬光养晦”呢？这并不是遗忘历史，只是要更明智地看到，如何在达成双赢的框架之下，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权利诉求。

只不过，这对个人都尚且并非易事，何况偌大国家？但我相信会有那一天，也只有到那时才可以说，中国人真正走出了屈辱近代史的阴影，摆脱了“弱国时差综合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