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落后，为何经济却很发达？

维舟

莆田欧金中一案，日前已尘埃落定，但它所激起的波澜并未就此平息。不少人跟我说，以前也知道闽南的宗族势力强大，但没想到强大到如此地步。

再联系到前一阵福建南安公公打死儿媳的事，似乎那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此类令人侧目的案子，这就难免让人好奇：为什么像这样看上去“观念落后”的地方，经济却很发达？

撰文 | 维舟

责编 | 施杨

“迷信”但不“落后”

的确，中国人都习惯了说“迷信落后”，但在福建、广东一带，你却很有可能惊愕地发现，当地是“迷信”但不“落后”。

这是外来者很难不注意到的一点。在泉州，号称有三百六十位王爷，都至今香火旺盛。在不少地方已很少能看到的扶乩活动，在福建也仍然盛行，泉州的“趖火佛”，每年正月十五清水祖师出殿巡视时，都要先扶乩定符，场面盛大，信众甚多。

泉州清水祖师迎春巡境

当那些民企老板发了大财，在厦门盖起数十层的写字楼时，底楼大堂一角却还会留一处神龛，期望神灵继续保佑他们财源广进。

不仅闽南如此，相邻的潮汕更是浓厚，几乎每个店铺都会烧香供奉。在广州，即便是闹市里的一家杂货店，你都可能会看到关公、观音等各路神仙。

前些年有一次，我有几位上海同事去珠三角出差，对此深感震撼和惊诧，回来后开玩笑说起“怎么广东人这么迷信”，一位广东籍的同事不动声色地说：“不是广东人迷信，是有钱人都迷信啦。”

乍听起来，这倒也有几分道理，毕竟有钱人有更多财产需要忧虑。何况，国外的研究也证明，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地方，但凡高风险、不可预测的领域，人们就更容易迷信，即便到了现代社会，股民和足球运动员也常常盛行种种迷信，因为他们高度关注的结果总有意外。不过，就像我们在生活中常看到的，即便“有钱人都迷信”，但“迷信”的并不一定是因为有钱，很多穷人甚至更迷信。

闽粤一带的“观念落后”还不止是体现在“求神拜佛”上，还往往包含着其它地方已很少见到的浓厚传统伦理和宗族观念。

这一点由来已久，明清时期闽粤各地就以宗族抱团械斗著称，有时这些理念都渗透到非常微妙的细节上：田仲一成在《古典南戏研究》中发现，《琵琶记》的剧本会迎合各地老百姓的不同道德观——在社会风气更开放的江浙演出时，吴本倾向脱离礼教，而宗族势力强大的福建上演的闽本，就更重视尊卑关系。

我一位80后的广州朋友说，她小时候如果读书不好，那都是要被老爹勒令“跪祖先”的。直到今天，在闽南、潮汕等地，家族、宗亲观念仍然相当浓厚，家长说一不二，即便儿女们都毕业工作了，但只要还未正式分家，都要上缴收入，父母有权拿去扶持更小的子女。我老家崇明在长三角算是欠发达地区，但宗祠早已毁了，大家族彻底瓦解，每家各行其是，远不及福建人亲友之间的走动、相互扶持之密切。

不仅如此，这些地方还出了名地重男轻女。在福建民间有句戏言：“好男不娶福州女，好女不嫁莆田男。”据说是因为福州历来是省城，女性娇生惯养者多，不善持家；而莆田人则以大男子主义著称，连本地人都望而生畏。

福建是全国彩礼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也罢了（毕竟浙江、黑龙江更高），真正特殊之处在于：晋江、石狮等地嫁妆极厚，有时甚至高达彩礼的数倍，以至于有个玩笑说，抢银行还不如娶个泉州女。

如果单看这些社会风习，似乎确实很“落后”，近些年来网上猛烈抨击山东“女人不能上桌”等陋习，进而还有不少人将山东近年来经济不振也归结于在观念上未能破除旧习，然而，在这方面，至少福建、广东看起来是例外，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家大”才能“业大”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像宗族这样“旧式”的组织、伦理，是否阻碍现代的社会经济发展？

多年前，秦晖在比较研究中国区域经济时就已发现，按说看上去更“现代”的关中模式，在现实中却远不及温州、闽南等遗留着宗族社会特征的地方那么民营经济活跃：

与商品货币关系斩断宗法纽带的一般推理相反，近代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东南农村宗族关系与族权势力最强大，而相对闭塞保守、自给自足的关中农村反而相对少有活跃的宗族组织和强大的族权。

他的结论是：关中小农经济之下，看似各自独立，但其实造成社会一盘散沙，这归根结底是一种“伪现代性”——乍看符合现代社会的特质，但民间缺乏有机联系和活力，难以积累资本、萌生资本主义精神，而东南沿海的宗族组织反倒能抱团利用市场机会，从家族企业开始发家致富。实际上，像皖北等贫困地区，大多宗族不修，对祭奠先祖也不甚在意，整个社会呈现为“共同贫穷”的分散小农。

厦门海沧渐美村许氏宗祠，在闽粤以外的地方，像这样金碧辉煌的大型宗祠现在已不多见

确实，当市场出现机会时，孤立、分散、缺乏资本的个体是很难成功的，如果要彼此合作，则又会遇到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社会”（弗朗西斯•福山语）。

在这方面，宗族又提供了天然的信任资本，因为家族内部的密切互动和纽带，大大减少了可能出现的风险，毕竟“兔子不吃窝边草”，如果做了什么对不起本家族的事，将遭到一致的排斥，甚至可能在社会上无法立足。

国内知名的晋江鞋企（一度据说一年内就有76家的广告上过CCTV5），它们的老板很多都姓丁，他们当初之所以能抓住机会，原因之一就是借助了宗族的力量。

王柯在研究晋江陈埭丁氏宗族的历史后发现，在1978年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宗族”势力曾遭到禁止，但在改革开放后，丁氏宗族却在“丁氏回族”的名义下得以率先恢复，这极大地有助于他们掘到第一桶金。

闽粤人信奉的神灵，也让人们能更好地应对风险。当人们面对既无法理解又难以操控的不确定世界时，对神灵的信念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抚慰心灵的方式，并能在法律难以保障的时候约束立约者的行为。

海神妈祖的祖庙就在莆田湄洲岛，航海的渔民、商人都相信：自己的努力将获得回报；对财神关公的普遍信仰则给陌生人之间的契约提供了关键的纽带，因为违背者将会被神灵惩罚。

在面对市场风险时，这种基于信任的合作是成功的关键。闽商之所以能在传统时代发展成为与晋商、徽商并列的三大商帮之一，绝非偶然。苏基朗在《刺桐梦华录：近世前期闽南的市场经济》中指出，像闽南这样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区域，陆路贸易风险较低，但与出海贸易相比利润微薄得多，而“从事海上贸易需要巨额投资”，“也有赖复杂的组织与制度”。

不难想见，一个内部紧密、相互帮扶的宗族，以及在神灵面前的契约所奠定的商业同盟，能有效地提升人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单打独斗、又缺乏资本的分散个体，是难以与之对抗的。

经济史学家刘志伟在研究近代广东商人的海外商业活动与乡族纽带时也说：“一般关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理解，把中国社会中牢固的乡族关系看成是形成中国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因素，但事实上，同样的纽带，也可能成为把乡村社会成员拉向海外的动力。”他强调：“除了心理的和观念的因素外，族人乡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促成出洋的直接动因。”

这在闽粤沿海确实是普遍现象。我一位福州的同学，祖父年轻时曾在南洋经商多年，家业得以发达，之所以能如此，却是一个看似偶然的原因：那时村里一位年轻人贫寒难以立足，决意外出闯荡，全村惟有我这位同学的曾祖母看好他，资助他下南洋，多年后此人衣锦还乡，就将当年恩人的儿子带出去，从头悉心教他如何经商。

由此可见，宗教、宗族和“恩报”带来的乡族纽带，都锻造并强化了社会的横向联结，这正可以为高投入、高风险也高回报的商业活动提供必要的社会组织基础。

换句话说，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观念落后”所对应的是“思想进步”，这本身不一定就阻碍“经济发达”，有时这些看似传统的观念和纽带，正是人们在商业上成功的秘诀之一。

家族模式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对比来看，就会发现闽商、粤商在这方面其实并没有那么特殊，家族组织能为人们有效率地为共同事业而合作提供一个天然基础。

大部分社会（包括希腊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等）至今仍很难在家族圈外达到内部那样相互信任的程度，犹太商人社群的经纪人也多来自亲属，意大利人也常偏好将生意交给亲友打理，只有当商业规模快速扩张后，才开始从威尼斯这样的商业城邦开始，将这种信任关系扩展到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威尼斯（图源：BBC Travel）

在近代早期的威尼斯，海外贸易由于要求资本多、风险大，都需要团体合作，这种合作（称之为colleganza）起初就由亲戚组成，后来才逐渐超越血缘家族界线。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威尼斯：欧洲的枢纽》一书中说，正是这使威尼斯比其它城市“更懂得如何促进经济”，因为“即使是贫穷的年轻人、资产不多或没有个人资产的人也能加入”这一合约，“而富人或老人，或是鳏寡孤独者也能分享强壮者所获取的利益”，各自出力，所有阶层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要有眼光又有运气，就能崭露头角”。“公司”这一现代企业形态，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当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是迟早要面临的一大挑战。毕竟现代企业需要现代理念，强大的家族观念即便曾经带来了成功，但却也常常是双刃剑。

这些年来，闽南的经济是腾飞了，但相邻的潮汕却沦落了。两地都属于闽方言区，文化同根所生，也都有大量海外华人华侨，然而当年的四大特区，如今就属汕头最为落寞。

香港首富李嘉诚，籍贯广东潮安，曾捐资40亿元创办汕头大学，回馈故里

这绝不是说潮汕缺乏企业家，毕竟李嘉诚、马化腾可都是潮汕人，据说深圳一半的民企老板都是潮汕人。不过很多人都有一种印象：潮汕人头脑太灵活精明，学到点东西后就想自立门户，而且喜欢拉帮结派，外人很难打入他们的小圈子。这既能团结奋斗，但也造成一种自我封闭，容易在当地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对外来人就很不友好，最终恰恰阻碍了本地在开放的格局下发展起来。

香港企业家杨敏德说，其父在早年就曾告诫她：“中国的企业很多时候是做小企业很成功，因为我们很灵活，但真的大企业，如果不是国有、有特殊资源的话，那么这个企业的管理就很少有能做得非常好的。”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她创办的溢达集团管理人都不是家族内部的，而是大量起用职业经理人。

到了现代商业社会，一家企业、乃至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要求突破这种组织和观念上的自我限制。宗法社会的家族模式曾经有助于统合内部资源，也有助于民营企业的兴起，但到了一定阶段，却可能反过来成为阻碍现代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的绊脚石，不少公司的家族内斗大大影响了企业可持续发展。此时只有勇于破除“关系”社会的文化，引入新鲜血液，锻造新的契约合作模式，才能更进一步做大做强。

无论在哪里，要“革自己的命”都是最难的，这就看人们能否及早意识到这一点，并务实地予以调整了。加拿大汉学家宋怡明曾在研究明代福建军户后，写成《被统治的艺术》一书，认为这些当地百姓早就发展出一系列精明的策略，把家族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利益共同体，在抵御风险的同时实现自身利益。他在一次专访中甚至更进一步强调：“宗族”看似传统，但这一社区组织形式的成型其实很晚，它的出现“不是因为中国人热爱祖先”，而是“有很现实的考量的”。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至少在闽粤沿海，不是“观念落后，经济却发达”，而是相反，正因为宗族之类看似“落后”的观念有助于当地人“发达”，他们才很务实地乐于去拥抱这些观念。

如果是这样，那么当社会形势发生变化，宗族等理念已不再能有助于个人发展、甚至阻碍经济升级转型时，是否也会逐渐被人们所抛弃？

往期阅读

（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可跳转）

||城市系列：

《再造“大上海”》

||省区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