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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奥密克戎突袭天津已有5天，但如果你问问天津人，会发现这里有一种“风暴眼里反倒最平静”的感觉——事实上，在这一波新疫情中，有时倒是外地人看来比天津人自己还更紧张。
相比起之前的德尔塔毒株（Delta），奥密克戎（Omicron）据信表现更温和，感染者症状较轻，但也因此，传播力和隐匿性更强。对执着于想要“清零”的人来说，它可能更难对付，因而此前就有媒体将其渲染为“取代德尔塔的新‘毒王’”。
天津刚爆出那会，看到群里还有人说：“天津一直做得不错，看看这次战绩如何，没想到最难的题直接找到优等生了。”那时很多人如临大敌，仿佛防线终于在天津被突破了，但现在看来，天津人普遍的态度似乎是——没把病毒放在眼里。用天津话来说，“世上没有难啃的骨头，天津人眼里都是果子。”
这两年来，每遇到零星疫情，天津大不了也就是把出现确诊病例的社区封一段时间，别处照常过日子。就算这次冒出病例较多，破例全市核酸了一回，但也只有津南区辛庄镇的集中感染的两个社区划为中风险区。不仅如此，在“人均相声大师”的天津，人们甚至还调侃：“听说奥密克戎在天津会被笑死。”
即便面对两年来最严峻的一波疫情，天津人仍然不紧不慢，很难把他们动员起来，就像有天津人说的：“只有发鸡蛋才能驱使天津人集体做某件事，特别是大爷大娘。”1月9日一早，全市全员核酸，但很多人都没下楼排队，为什么？因为排队人太多，会不会被密集感染且另说，反正都得做，那急什么？就等着社区人员来喊“现在人不多了，可以下来了”，再慢悠悠下去做。天津人就觉得，这种事是你求着我做，又不是我求着你做，为什么这么着急啊？这种惫懒的态度也催生出了“花式通知居民下楼做核酸”，防疫人员在楼下打天津快板，还编了顺口溜：“叫到哪栋哪栋动，没让你动你别动，动了下楼别挨冻。”——这也是好事，喊号下楼，省得老百姓白挨冻。虽然天津人未必人人都那么大大咧咧，但他们是见过世面的，似乎多大的困难的都不是个事儿，笑一笑就都过去了。抗疫这么久，真没听说哪里像天津这么喜剧的，就像天津人那句口头禅说的，“嘛事儿不事儿的，乐呵乐呵得了。”当然，天津也有排了7个小时队的，也有买菜买不上的，也有在寒风中表演唱“我和我的祖国”的，这在国内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但大部分天津人对此并不热衷。这次做核酸，也有排长队的，但更多的人其实是去凑热闹，有时还拿这自我调侃一下。尽管必要时，天津人也会配合做做样子，但了解深了就会发现，那最多是“认认真真装出来的紧张”，能交代过去就得了。因此，他们会用形式主义来对抗形式主义：去饭馆吃饭，不戴口罩不能进门，可吃饭时谁会戴口罩？所以只要进了门就不管了，商场和菜市场也一样，“戴口罩”与其说是为了防疫本身，不如说更像门票。我有朋友一次忘带了，菜市场门口的大爷说话很实诚：“你爱戴不戴的跟我没关系，主要是上头来人查监控发现没戴的，找呲我，你要没有我就给你一个。”一开始说要管起来，出入查健康码，但大爷大妈就说了，我们要买东西、要遛弯，这不正好外头也没人吗？一来二去，物业既管不了，也懒得查，最后就不了了之。因为这些一线防疫人员也觉得“我也就是份小差事，何必得罪你们大家”。这就是天津人，既不喜欢管人，也不喜欢被人管，他们熟知“不被统治的艺术”。你说这是“社会自发秩序”还是“管理瘫痪”？似乎都有点像，但在一个垂直化严密管控的体制下，这种默契恰恰给普通人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和喘息空间，避免了一些悲剧的发生，因为严苛过头的管理既不受欢迎，也很难执行得下去，会遭到各种消极的推诿。天津人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用当地朋友的话说：“为了国家大义之类的，天津人可能会躲后面去，但是如果买东西少找我十块钱，能磨半天牙。”他们自私、市侩，不相信宏大叙事，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没有野心和抱负。以前有个京津内涝的照片对比：北京内涝就比较悲壮，而天津却是带孩子一起玩水。有天津朋友和我说，他一直不太认可这座城市“小富即安”的市民心态，认为很阻滞发展，但也不得不承认天津好像不太容易诉诸“悲壮与宏大”——这打动不了天津人，反倒很容易就被笑声所消解了。有人认为这种乐观豁达的城市个性可能与“曲艺之乡”的氛围有关（这次还有天津快板以“艺”战“疫”），但反过来说，天津之所以成为“曲艺之乡”，很可能正是近代以来发达的市民消费所催生的。乍看起来，这是一群“小市民”，甚至是一群“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刁民，无利不起早，有利都未必起早，指使不动，无论什么样的宏大叙事口号、精神，统统都被这种市民文化消解了。也是因为对政治不感冒，只关心自己生活，天津人特别喜欢囤东西，老一辈人囤得更厉害——往常就爱吃的，尤其快过年了，从腊月就开始囤各种食物。这些在当下刚好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大家都不去排队，管控上有一定的温情和自由，喜欢囤食物，正可以自发理性地应对风险。这就像《二十二条军规》里的约塞连，一个老油子，才能对付荒诞的指令，而且这样的世故和“油子”，也包含着“我什么世面没见过”的潜台词，就很难那么一根筋地听命于人，从而有效缓冲了由上往下的权力渗透，不至于让自己陷入困境。眼下，天津马上面临大考，确诊人数过百，市内六区也出现病例了，第三轮筛查已拉开序幕。天津也紧张了一点，但值得注意的是，饭馆不能堂食聚餐，但外卖一律正常营业。这也是市井智慧：外卖其实很安全，可以无接触送餐，既避免病毒传播，还能满足天津人对美食的需求，何乐不为？好几座城市在严格管控之下会实行交通管制，甚至全城红灯，但天津却宣布暂停机动车尾号限行，不限行了，理由是配合全员核酸检测——限行的话，如果有医务人员或志愿者因为限行无法赶赴现场呢？如果有危急重症病人因为限行无法及时就医呢？那不是耽误事吗？
当然，仅仅乐观宽松还不够，还得把这种专业的事交给值得信任的专业人士来做。政府除了发布个慰问信什么的，别的都是疾控中心出面。尤其是号称“福尔摩斯张”的天津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室主任张颖，每次都把传染路线细节分析给大家看，这特别能让天津人感到安心。就此而言，眼下天津抗疫之所以还算进退得当，其实是决策者与市民社会妥协的结果。那种看似市侩的城市精神，在面对变故时才是最有灵活性的，凡有成熟市民社会的城市无不如此，英国作家简·莫里斯在谈到伦敦时就曾说，不论世事沉浮，“我一定要告诉你：地球上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比这个无可救药的老骗子更有能力照顾自己！”虽然这话被一个英国人抢先说了，但我想它也完全适用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