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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每年有1000万人进城，但现在对很多人来说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进城，进哪座城？
在人口大省河南，无数学子都曾听师长们叮嘱：“考出去，别回来。”有时候，“出去”意味着进省城郑州，有时候（尤其是对郑州人来说），则意味着出省。很多家长都告诉孩子，对老家抱有感情是一回事，回来发展就又是另一回事——老家是根，但不管有多少乡土热爱，还是得回到理性选择。
这样，对年轻一辈人才来说，那些城市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更像是一家家“公司”：你加入它，是因为看到某些机会，但你也不打算在里面干一辈子，当你成长起来，或有更好机会时，也随时可能想要离开。
尽管还有很多城市在卖地、招商，但近些年来各地的“抢人大战”表明，很多地方主政者已开始逐渐意识到，城市发展真正的引擎乍看是如何吸引产业，但归根结底还是如何吸引人——有了人，才能吸引产业落地，推动楼市繁荣，也催生一个蓬勃的消费市场，而没有人，则一切都无从谈起。从这一意义上说，城市间的竞争，归根结底将是人才的竞争，而最难的问题也正在于此。
经济学者兰小欢在《置身事内》一书中总结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模式的三大特点：城市化过程中“重土地、轻人”；招商引资竞争中“重规模、重扩张”；经济结构上“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
虽然十八大在十年前就已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以人为核心，缩小城乡二元鸿沟，但客观来说，中国城镇化的质量不高，当时城镇化率虽已高达52.6%，但“人的城镇化”只有34%——剩下有接近19%的人，虽然身在城市，但并未真正被当作“市民”来对待。在这些方面，郑州都可说表现得极为典型：它的城市扩张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偏好大项目（最著名的无疑是富士康入驻），房地产和工厂如雨后春笋，但本地消费反倒再未能重现1991年“商战”时的风云。如果说中国是用三十年走过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历程，那么在郑州，这一切又压缩在十多年里完成。然而，正如普朗克投入增长定律所说的，“每一项进步都增加了这一事业本身的难度。”当你起点很低时，或许怎么做都对，但越是往上，要再想突破自我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不仅对郑州，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这都是当下很现实的问题：到了今天这一步，还能怎么往上发展？郑州能从一个小县城成长为大都市，靠的就是源源不断涌入的人口，近十年的势头之猛更是罕有其匹：2010-2020年间，郑州常住人口暴增398万，占了全省四分之三的增量，增幅46.1%，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仅次于深圳和广州。根据2019年出台的郑州大都市区空间规划，到2035年还要在现有基础上再新增300万-800万人。
问题是：那么多人，都从哪里来？实际上，在很多郑州人看来，郑州已经很难再像之前十年那样大量吸引人口流入了。在郑州做了很多年记者的韩青在2016年初就曾预言：“城中村拆完之日，就是城市丧钟敲响之时。”
因为郑州大量的城中村原本像海绵一样吸纳了大量进城的小人物、做小本生意的人，但当郑州最后一个城中村陈寨爆破之后，这些人的处境就变得很难了，不得不搬到偏远的城市边缘，很多孩子变成留守儿童，造成空间和亲情上的距离感。他本人2010年到郑州工作，报社月薪七八百，但城中村月租金才三百，生活也很方便，那会住三环，感觉已经很边上了，但这些年随着城市不断向外扩展，新来的人口也被一拨拨驱赶到更外围的地方，有些人甚至得在一线城市工作，才能供养得起郑州的房价。他直言：“郑州是跛足的，对外来人口不够友好——以前可能也未必是主观上的友好，但生活成本低，至少在客观上是友好的，但现在连这也丧失了。”
郑州在此前十年之所以能吸引庞大的人口流入，首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它作为河南这个人口大省唯一的中心城市地位，对上亿人来说，郑州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加上河南每年高考考生多达100多万，很多人大学毕业后在一线城市留不下来，那最好的出路就是回郑州：郑州消费低、机会多，又聚拢了全省的资源。
在郑州，人口的流入与房价有明显的相关性：2009-2010年间房价上涨，全省资金和人才都开始急剧流入，受此刺激，生活成本在2014年后剧烈上升，2014-2016年间又涨了1-2倍。来买房的主要是本省的外地人，特别是由于省内教育分层严重，郑州和地市的师资差距促使很多人为了让子女来郑州上学而买房，县市的老师甚至用请假的方式来郑州代课。十年下来，城中村原本两三百元月租金也能活，现在至少两三千，而郑州能买房的基本都买好了，楼市已很难再现火爆，偏远的航空港区房子只能卖给周口人——因为他们觉得那就算郑州了。虽然郑州仍有多达100万在校大学生，但近两年留郑州的正在逐渐变少，因为很现实的问题是：考公务员竞争激烈，而去公司吧，好的公司又不多，加上房价太高，很多人难以留下来，就只能回各地市老家。据说五六十年代那批郑州移民的二代、三代，有点门路的大多都在外省，净资产一千万以上的，子女也纷纷入了外国籍。在郑州长大的媒体人郑子蒙坦言：“郑州本地人混得好的都在外面。我在郑州一中的同班50多人，留在本地的就10个人，还没有在美洲的多。搞金融、科研等等的人才回郑州几乎不可能，没有相关的产业，回来了也留不住。”
在郑州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本地朋友也告诉我，他这些年来接触到不同层次的家长，明显感觉到高层次的家长都早早布局孩子的省外教育，有很多升学的链条和途径，而越是顶尖的人才越少回河南发展。现在教育行业也只是勉强维持着，如果不能增加对教育资源的投入、给工作人员更多的机会和希望，提振信心，那他将来等孩子长大了，也不愿意她回来。
这在各方面都可能造成一种“逆淘汰”的效应：高端的人才不愿或不能来，而留在本地的也发现，郑州作为一座很平民的城市，他们高端的需求满足不了，只能去其它地方满足——也因此，郑州的代购生意非常大。现在的问题是，高端的人才/消费力固然在流失，而高房价又把无数想要进城的小老百姓挡在城外，也难怪有一位深谙这座城市发展历程的老郑州悲观地断言：2020年可能就是郑州人口的顶点。
这个判断对不对，姑且不论，但对郑州以及任何一个城市来说，如今都面临着一大挑战：要想继续升级，就得转变发展模式，而要想转变模式，就得源源不断地吸引人才，而这又得营造丰富、宜居的城市生活环境，最终的问题是——如何兼顾不同层次市民的多样化需求？
巨量的人口涌入，在任何城市都会催生出无穷的生活需求、市场机会，也倒逼城市管理水平升级，这一点在郑州表现得格外突出。由于当地城市化在如此急骤地推进，这让许多市民产生了一种无根的“悬浮”感；无数人来到这里寻找新生活，但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却缺乏当下的联结。
观察郑州多年的郑子蒙发现，很多新移民对郑州都缺乏认同感：如果你在街头随便问问，就会发现，很多人哪怕来郑州十多年了，但不会说自己是“郑州人”。这种情况虽然在别处也有，但都不像郑州这么明显——尤其像深圳，所谓“来的都是深圳人”，人们很快就认同了新的市民身份，而在郑州，很多人在很多年后，仍未感觉自己扎下根来，这也说明主城意识不强。
郑州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几乎没有什么“世代居住的老郑州”，人口真正开始大量涌入要晚至1954年成为省会之后。对绝大多数郑州人来说，他们的祖辈或者父辈都不是郑州人，而是从别的地方来到郑州或“支援”郑州的。
这意味着，如果郑州想让这些移民成为“郑州人”，就得让他们感觉融入其中，形成地域认同。但是，郑州并没有太多的办法，似乎也没为此想过多少办法。即便这些年郑州的经济早已有了长足发展，但公共服务（尤其是文化、教育、城市环境）却仍是短板，没有充分的积淀，不足以留住高端人才。
有郑州朋友道出了那种“悬浮”感：“就觉得这是打拼的地方，但住了多少年，都还没有家的感觉。”甚至哪怕是已经在这里一两代人了，潜意识里仍未准备安顿下来，郑州就像个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块跳板：如果有更好的机会，就随时准备离开去别的地方。就像那位郑州朋友说的：“我虽然郑州土生土长，但依然觉得自己只是郑州的过客。”
这种高度的流动性，一方面能不断带来新血液，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另一面，却可能因为难以形成稳定的城市文化，很难激发出市民所有的创造力，缺乏为它付出所有的那种归属感。尤其是近十余年郑州的狂飙突进，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产生了一种“所有人都被社会裹挟着走”的焦虑感和紧张感。
城中村的拆迁不仅仅是城市面貌上的变化，也意味着原有的社会基层组织被急骤的城市化进程所打散，造成人的散沙化，个体只能在巨大的城市中孤独地面对巨大的压力，他们想要在郑州找到个人发展机会，但在这里难以产生“家”的感觉。
郑州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人，在很长时间里是因为它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市，不拘出身，这是它基因里的活力：一切都尚未定型，阶层也不那么固化，凭本事就能吃饭。一位70后的郑州朋友说，她当年读书的郑州八中是最好的，班上同学一半都是干部子弟，但到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子承父业的，倒是有很多平民家庭出身的，实现了阶层向上流动。
虽说如此，但作为一个崛起于乡土社会的都市，郑州仍然很讲关系：南阳、信阳、周口来的移民，内部相互照顾，带编制的岗位拉关系尤其严重。
一位河南朋友在省外读完硕士回郑州，刚上班那会和同事争执，结果上司叮嘱：“你要记住，你毕竟是个外来户。”——这既像是警告，又像是善意提醒，但在深圳，恐怕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对话。可想而知，这种关系网络本身就会导致对外来人才的排挤，不利于落实公开公平的竞争机制。
更重要的是，教育、科研一直是郑州的短板，一流的大学、医院和企业不多，在医疗、教育这两个领域的垄断倾向尤为明显：郑大一附院、省人民医院之外，没什么好医院，好的小学也就那么几所，初中更是挤破头，郑州外国语学校六年级只考英语高考卷，都能考八九十分，内卷非常严重。
好职位的稀缺性、竞争的激烈，又反过来强化了关系网的重要性，加上出不起高工资去聘请，这都使更多高端人才望而却步。
如果城市是一家公司，那我们就需要认识到：人才的流入流出，本质上是一个双向选择过程，城市固然在选择哪些人才，人才也在根据综合条件来选择哪个城市，当然越是高端的人才，他的选择越是谨慎、选择也越多。
一位郑州朋友就和我感叹，郑州还是不够以人为本：“政策一宣布，你们弄去吧。”并不考虑个体在细节上的感受和困难。见得多了，她虽然仍相信“郑州的未来应该会越来越好”，但就“会很缓慢，反正别抱太大期望”。
很多人都意识到，郑州以往的城市化模式太粗放，只重数量和规模，今后必须要往高精尖、重质量的方向去发展，但没有环境的改善，吸引来的人才和产业也都留不住，难以生根。在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中，决定城市竞争力的很可能不是它一时的GDP产值，而是整体的组织生态：它能不能培育起一个汇聚、容纳丰富多元人才和产业的复合生态？能不能在保持开放的同时，促进整个生态的“物种多样性”，创造联结，催生新生活、新机会？
郑州以往也曾吸引了无数人口流入，但那却并非因为它宜居，而在于它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机会之地。它那种城市基因里的强大流动性，既带来了迅猛发展，也拆散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没有社会学上说的那种“附近性”。城中村拆迁完之后，郑州城看上去更“现代化”了，但也意味着原先的有机体被破坏了，整个社会无机化了，现在人们面临的状况是需要重建有机的联结。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现代城市”的理解其实是相当狭隘的，以为高楼大厦就是“现代”。有朋友回忆，早些年刚到郑州时，“分不清郑州是城里的村，还是村里的城”，这固然是因为郑州还保留着它的“土气”，但也意味着它还有鲜活的社会生活。然而在地价上涨之后，原先的城中村变成了很多人的眼中钉，最后一个城中村陈寨号称“小香港”，生活便利而热闹，但却被周边楼盘的居民看作是“毒瘤”，“拆掉了我们小区能升值”。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郑州人究竟想要什么样的郑州城？是闪闪发光的高楼大厦，还是属于自己的真实生活？一位当地朋友感叹：郑州这些年“经济跑太快，很浮躁，没有人想要文化”，公共生活逐渐丧失，像“黄河青年读书会”一度办得不错，但没有时间给你生长。
长期从事公益事业的高卉说，直到如今，市民文化仍然缺乏生机，极度缺乏公共体验，都嵌套在垂直关系里，很难体会到什么社区服务，而市民看起来也缺乏建立共同体的热情。在郑州这里没有行业组织，没有第三方协会，职位也很难平移——不能做得不开心了就换一家同类组织，在缺乏选择的情况下，就只能熬下去。
可以想见，很多人陷在其中会感到苦闷，但就像高卉说的：“苦闷，才有希望，快乐是僵尸的快乐。”这意味着更多人看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进而务实理性地做出选择——回郑州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刘向对此有一个生动的形容：“在玻璃渣里找糖吃。”她把自己当成一个陌生人，在城市里通过探索附近的生活，发现微小的乐趣，例如素人出演的教育戏剧“绘生活”。虽然她也很清楚地知道，在郑州这类非盈利运营的组织奇缺，并且“困难在于，你得一直做，过程有多久也不知道，而要渗透这个认知，在郑州也很困难”。高卉补充说：“如果别处是从0起步，那郑州是得先填坑，填到平地再起步，得先做启蒙。”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在创造联结、培育文化生长这些方面，必须得慢下来。何况经济本身也有周期，随着地方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转型，郑州未来必将回归到服务业——事实上，郑州也“快不下去了”。“慢下来”的好处是能够沉下来，积累、挤压出来一些尖端人才在前沿做高壁垒的技术行业，慢慢形成一个同气相投的小圈子，从文化的基础性层面往上提升，这对人会是好事情。就像一位郑州朋友说的：“慢下来，每个人都得去丰富自己，把希望放在自己身上。”
当下“城市化2.0版”正需要反思原有的模式，转变地方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改变“重土地、轻人”的城市化模式，加大对人力资本和民生支出的投入，让城市更“以人为本”，充分释放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才有可能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这首先就得改变原先那种对大项目、大投资的偏好，教育是郑州的短板，但即便是这一领域，郑州在新区开发时也是大集团入驻早，造成小机构、小企业难以生存。
与此同时，很多私企都是“亲属性私企”，在权利上不完善（企业普遍每周单休，只有按最低比例交的五险而没有一金），因而有“私企没有孕妇”的戏言。踏入职场的年轻女性会发现，整个环境对女性都不够友好，她们需要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获得喘息和复原。
作为一座平民化的城市，郑州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机会和活力，像海底捞、小肥羊最早都是在郑州火起来的，这绝非偶然；很多外人不知道的是，郑州有相当发达的本地咖啡文化。也因此，这两年来各种天灾人祸导致的封控措施影响尤其大，经济暂缓倒也罢了，真正致命的是对信心的打击，因为经济本来就依赖大众的信心，有信心才会扩张消费、多生孩子、安居乐业。
不止一位当地朋友告诉我：“郑州人被弱化得太久了，稍微放手一点，就能冒出不少生机。”这种坚韧顽强，本身也是这座城市的希望所在。回郑州做教育的徐琛说：“我相信人有自主选择，是这片土地需要我留下来。我对郑州的观感更多来自于人，是人让我感到很亲切。我也做好失败的准备，没抱着成功的期待，对我来说教育没有成功和失败这一说，没有KPI，影响一个孩子是一个孩子。”
这些社会自助网络、民间的创造性力量，都需要得到支持，给它们松绑，才能一点点生长。从小在郑州长大、也从未离开过的阿珩说：“郑州这座城市往后能不能上一个台阶，还是得看年轻人生活得是否舒服，在这里有没有发展、有多大发展。”确实是这样，唯有释放人、解放人，整个城市生态才有活力，因为自组织涌现的就是人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