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割裂

维舟

近些年来，很少有哪座城市像洛阳这样，经历了如此戏剧性的复兴。尤其是河南卫视“唐宫夜宴”和“端午奇妙游”这两台火爆全网的晚会，无论是“唐宫”还是“水下洛神舞”，都充斥着洛阳元素，这座“十三朝古都”忽然变身为时尚前沿的“网红城市”。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想象中的洛阳”，也有力地提升了洛阳的城市形象，带动了当地文旅产业，毕竟游客总归是首先对一个地方产生向往和憧憬，才会被吸引前往的。现在的问题是：这对生活在其中的数百万洛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要理解这座城市的现状，我们首先有必要认识到一点：它其实是一座1949年之后建设起来的新城市，现代洛阳与古都洛阳之间的断裂大于继承，对于当地人来说，那些历史遗迹在很大程度上是陌生的过去和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

正因此，当洛阳想要迈向未来时，有一个问题始终挥之不去：历史上曾有过那么多个不同的洛阳，新洛阳究竟应该是什么样？

2000年，我平生第一次去洛阳，这才意识到，我所知道的那个“古都”，除了龙门石窟等少数遗址之外，其实仅存于书本和想象中。那时的洛阳游客寥寥，也谈不上有围绕着文旅集聚起来的产业，很难说是一座“旅游城市”，因而在大部分当地人眼里，那些古迹与自己生活没多大关联。

很多洛阳人的先辈当初之所以来到洛阳，并不是因为喜欢那些文化遗产，而是为了响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在此创建一座现代化军工城镇——这和洛阳的文化脉络无关，完全可以坐落在其它地方，之所以选在洛阳，无非一是因其扼守咽喉要道的战略位置，二是本地丰富的矿产资源。

1954年郑州成为河南省会后，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而洛阳则依托重工业，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国家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有7个落地洛阳（对比武汉也只有8个），拖拉机厂、矿山机器厂、滚珠轴承厂、热电厂、铜加工厂等在涧西工业基地兴起，并吸引了相关产业链上的一大批企业在此集聚。这一举奠定了现代洛阳的工业基础和省内的经济地位。

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使当时的洛阳一度号称是仅次于上海、广州、北京、武汉的“全国第五大城市”。1953年洛阳总人口仅为15.4万，短短三年后就飙升至23.1万。

杨晋毅课题组1990年代对涧西区271407人进行的籍贯调查发现，外省籍占统计总人数的34.11%。在这些大厂中职工数量最多的第一拖拉机厂，1958年招收工人10216人，洛阳本地人仅268人，只是一个零头。

这些工厂的基本配置是“东北的技术人员、上海的技术骨干，加上河南的行政干部和工人”，在这样的兼容并蓄中，作为一座工业移民城市的洛阳诞生了。

一位洛阳朋友和我说，她家就是典型的缩影：爷爷是交大本科，分配到洛阳，奶奶则是武汉过去的，家里吃米饭，只讲普通话，以至于她都不懂洛阳本地话——在洛阳不会因为你说普通话而宰客。在涧西区有“广州市场”和“上海市场”，因为这两地过去的人最多，他们也不是知青，不能回城。

她从厂里医院出生，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在厂里的子弟学校，人们在路上都不问“你住哪儿”，而是“你是哪个厂的”。厂子可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需求。

然而，正是原先的辉煌，使它的发展模式趋于固化，以至于在改革开放之后迟迟未能抓住机遇，且不说与东南沿海城市，就是与郑州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厂矿子弟的铁饭碗心态在转型期遭遇了尴尬的现实。在这样的彷徨中，1990年代成为洛阳失去的十年。

在我那次去洛阳后不久的2001年1月，在洛阳东都商厦特大火灾后不到一个月，新任市委书记孙善武提出改造旧城、建设洛南新区，并大力发展旅游业，利用其“北方少有城市”的生态环境打造出一个宜居的新洛阳。

虽然他大拆大建的推进方式在民间引发激烈争议，被戏称为“孙善扒”，但几乎我遇到的每一个洛阳人，都承认洛阳城市建设真正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始于他在任那五年。

在那之后，洛阳一路高歌猛进，大力推动米字型高铁建设，力争将自身重塑为一个交通枢纽。尤其是最近五六年，城市建设很急迫地赶上来，高架桥半年就会修一个。

房价也随之迅速上涨：一位医生笑说，2007年他买2600元一平米的房子，“全科室都觉得那么贵啊”，到2017年春均价也就5千，但2018年下半年飙升至8千以上，2019年以后则达到了1万3。

到2020年底，地铁也有了：随着地铁一号线试运行，洛阳成为第一个拥有地铁的中西部非省会城市——事实上，洛阳在经济上长期都号称“中西部最强地级市”，2020年GDP高达5128亿，排在全国第45，甚至超过不少省会城市：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2012年起复建隋唐洛阳宫殿群“明堂天堂”，2019年应天门也得以重建，复原了古都的中轴线景观，2021年央视中秋晚会就在这里举行，“古建筑”成了“新地标”。

虽然这座古都正艰难地向后现代城市转型，但“两个洛阳”仍然并肩存在：文旅作为新的增长点，或许象征着未来，但它带动的就业和创造的产值至今有限，洛阳经济的底气仍然主要来自工矿产业。

2020年底，洛阳钼业以5.5亿美元收购刚果的超大铜钴矿，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钴生产商，也是洛阳目前最大的企业。工矿和文旅这两根经济支柱，至少还算不上同样粗细。

与此同时，老城和新区也存在“两个洛阳”的明显反差，那几乎是新旧两重天的不同世界。在这里，落后与先进并存，城内外反差巨大，甚至跨过一条街就有两种风景。

到如今，外地游客对洛阳的第一印象取决于他们在哪里出站：从老城的洛阳站出来，看到的就是各种老房子，所谓“踩着皇城的路，看着县城的景”，有人甚至觉得还不如三四线的县城；但如果是在新区的高铁龙门站出来，直观感受就迥然不同，几乎像是一夜之间从图纸上变出来的，在开元湖还建有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

对老洛阳人来说，南边的新区（洛龙区）在传统上都不算是“洛阳本地”的一部分，因为洛河南岸其实就是“洛阴”了，但如今俨然是“新洛阳”。

有洛阳人跟我说，“新城区因为快速的发展，带着独属于大城市的发达和傲慢，而老城区因为不停往新城区输血，又有着小城市的破败和冷淡”，虽然地铁连接了两部分城区，缩短了距离，但这却也加速了老城区的年轻人逃离，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的父母接过去住”。

城市发展不均衡的结果之一，是每天一早往新区方向单向堵，因为生活在老区，工作在新区，而下班则是倒过来，另外半城堵。

像这样古今、新旧不同的“两个洛阳”都是真的，而这本身也体现出这座城市的既丰富多元又割裂交汇的转型阵痛，现在的问题是：从中能孕育出一个什么样的新洛阳？

这并不只是洛阳的问题。事实上，许多北方工矿城市，都在城市转型阶段遇到了同样的瓶颈，而采取的做法也大同小异——挖掘本地文化资源，在工矿业日渐没落之际，未雨绸缪地推动城市建设和创新产业集聚，实现城市转型。

在这方面，力度最大的还不是洛阳，而是“煤都”大同，那几乎是重建了一座古城。相比起来，洛阳在拆旧复建上没那么大动静，但城市形象的提振却更为成功，这除了主政者和市民的努力之外，恐怕不得不归功于洛阳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整个中国那都罕有其匹。

在很多人眼里，这被看作是一座古城的“复兴”，但这并不仅仅只是“终于把城市建设和经济搞上去了”，还意味着城市发展范式的转变：以文旅产业为抓手，它正逐渐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蜕变。

讽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原本作为“现代生活”象征的工业，如今只能让人联想到“过去的好时光”，反倒是以往曾被看作过时的那些文化遗产，成了开辟全新未来前景的最重要“矿藏”。

追溯这一历程，近二十年来洛阳的“复兴”，其实是危机的产物：如果城市也是一家公司，那2000年前的洛阳就像一家老国企，它原有的模式已经眼看着难以为继，要谋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找到新的出路。

迟来的变革使得它想要迎头赶上，就不得不以大刀阔斧的方式推进，而此时它又发现，除了工矿产业的优势之外，洛阳相比起其它城市真正不可替代的优势还是老祖宗留下的那些宝贝。换句话说，这些年来的“洛阳文艺复兴”，意味着“通往未来的道路经由过去”。

直到2002年“天子驾六”车马坑出土，洛阳仍缺乏这种新意识。当时洛阳师专的老校长叶鹏看出其蕴藏的重大文化意义，然而当时的领导竟然想把它回填，继续建广场公园，最后只做了一个小型博物馆，这至今让不少人痛心，“本来这并不亚于秦始皇兵马俑的意义”。

不同于河南其它地方，洛阳人有一种遗老心态：十三朝古都，随便找个地方挖下去，都能挖到文物，好像“我祖上阔过”，所以这些都可以不在乎，没能特别珍惜。

在洛阳，和西安、郑州的对比是长盛不衰的老话题。论历史上的辉煌，洛阳完全不亚于它们，然而深入了解后，连洛阳人也都不得不承认，洛阳即便历史文物并不逊色，但文旅差西安一大截；在计划经济时代，洛阳的经济水准曾远超郑州，而现在洛阳却似乎连三线城市也只勉强够格，这对洛阳人的自信心无疑是一种打击。它的城市定位级别无疑也不如这两个省会城市：洛阳的行业年会，通常也就说“豫西北地区”，到郑州才敢说是“河南”。

尽管如此，一位洛阳本地河南科技大学的朋友说：“如果洛阳找到方法，未来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如果说郑州的城市发展是“人力密集型”的，那么洛阳依靠的则是资源和文化：无论是古代洛阳的遗产、现代洛阳的工业遗产，还是现在的新区，论丰富性，很少有哪个城市能和洛阳相比，“几乎每个年代的元素都能在洛阳找到载体，这是很难得的，但也要它自己能把握住前行的方向，才能把这些元素发挥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引发外界瞩目的洛阳元素，其实大抵都是“在洛阳的中国元素”，尤其是“作为大唐盛世缩影”的“神都洛阳”。

在现代虚拟技术的加持之下，这既塑造了一个美轮美奂、令人向往的洛阳，给当地文旅产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同时却也有可能更加遮蔽了这座城市现实生活中的面貌——毫无疑问的是，绝大多数因此慕名而来的游客，对洛阳的工业遗产既感陌生，更谈不上有多大兴趣，但这才是无数人生活在其中的那个“洛阳”。

我一位郑州朋友高卉曾说，郑州的关键词是“吞没”：郑州被吞没在河南的符号里，而河南又被吞没在中国的符号里。这话用在洛阳可能更恰当：外界看到的“洛阳”，其实没什么洛阳本地生活的文化元素，而都被吞没在中国的符号里，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下的“洛阳文艺复兴”并不是本地文化的复兴，只是中国想复兴时，不得不来洛阳找，而洛阳又借助这样的“文化寻根”来更新自身的城市形象。

对很多洛阳人来说，这座城市的现实似乎被这些古代符号所遮蔽了。一位从小在洛阳长大的朋友说，说到“洛阳的未来”，“我想到的是一堆宣传片，都是古迹，把洛阳符号化了”，但对他来说，“洛阳是生活在大街小巷里的人”。

那些符号太虚幻了，对他来说是陌生的，那确实很美，“但跟我的生活是割裂开来的两个维度”，他是看着应天门和明堂建起来的，但感觉很不真实，本地人并没有参与进去的感觉，因为那就像是一个展示给游客看的舞台，与现实生活没多大关系。

正如他所说的，对一座城市来说，需要考虑的是这些对普通市民的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的符号，干干的，明堂、应天门，里面的文化内核是什么？给我们未来指引什么？洛阳是有过开放包容的年代，虽然不知道开放性到底有多少，意味着什么，但文化符号应该承载这种精神内核。西安的秦制是遗害至今，但历史上的洛阳就不一样，总是孕育出一些不一样、很前卫的东西，何时能把城市内核发扬出来？”

到了当下这个城市竞争的时代，洛阳靠什么来赢得自己的未来？

问问洛阳的年轻人，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不容乐观：留学归来的、从事高科技的人才，觉得在这里找不到太多机会。

有一位洛阳人痛切地说：“除了真的喜欢洛阳的人或者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相信大部分洛阳人如果有机会、有能力的话，肯定同样会选择离开这里，所以洛阳稍微好一点的家庭特别热衷于送子女去留学。高速发展虽然能带来高楼大厦，可也让一座城市失去了最重要的特色和它的灵魂，新区的大楼没有北上广高、老城也不如更下沉的县城住的舒服，为什么还要待在这里呢？”

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一些出去看过世界、更具批判意识的年轻人来说，家乡的未来缺乏新的增长点：洛阳的好工作大多是在体制内，虽然计划经济时代留下了河南科技大学、洛阳理工大学等公共资源，涧西区的科研和工程人员占比之高，据说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市海淀区，但尽管这些年搞了一些科技园，其实很多都是用来避税的，真正入驻创业的不多，这些年来洛阳的开放程度其实是降低了。

当然，也有像洛阳龙门文创院这样，打破体制束缚，破格引入创新化思维，让年轻人“喝着咖啡搞文创”，塑造沉浸化体验，但这还只是个开头：2021年是龙门文旅文创发展元年。

今年要从河南科技大学毕业的一位朋友说：“我不太可能选择在洛阳，它还是把自己定位为经济属性，中原唯一一个有地铁的非省会城市，但如果你的定位是这样，那我为什么不去一个经济更发达的城市？这不是让我值得留在洛阳的因素，有什么其它因素不一样的特色才是吸引我的。”

在他看来，洛阳如果仅靠“搞经济”，那么跟国内其它三线城市没什么区别，没有把自己真正独特的地方发挥出来，“文化遗产、工业遗产都没发挥，就是一个普通的现代化”。

洛阳真正的优势是什么？很多人都提到“宜居”——连郑州人也说虽然“郑州机会更多”，但“洛阳更宜居”。

这在菜式上就能看出来：洛阳有自己的城市特色小吃，但郑州是各地都有，本身的豫菜发展得不好，只是奔波于营生，慢慢地少了体会生活本身。

相比起郑州是在“脏”和“乱”中有活力，洛阳则给人感觉安静、舒服，生态环境也好，尤其是小浪底水库建成后，抬高了城市的水系，更使洛阳郁郁葱葱。

这个城市的文化氛围、节奏都不一样，有一位形象地跟我说：“在洛阳，打游戏隔壁就能成为朋友；但在郑州，不挤着，人家首选和你隔开一个位置坐。”另一位热爱家乡的公务员说：“郑州有的，洛阳也有；洛阳有的，郑州没有，非常适合生活、养老、躺平。”

但在另一些人眼里，“宜居”只是“不宜发展”的一种委婉修辞，因为这似乎一般意味着工作压力小，生活成本低，环境好，有较好的社群关系，但在现阶段，经济快速发展，工作机会较多的地区，一般也很难具备以上特点。

虽然说“大家都慢下来，内卷就没有意义了”，但另一面，“宜居”似乎不适合闯荡，年轻人还是得先出去拼一拼，其结果，就像有人说的：“我挺喜欢洛阳，但还是得在郑州工作。”

尽管如此，很多洛阳人内心还是很认同家乡——在河南省内，只有洛阳人看不上郑州，就算在外读书后回去，也从来不说去省城，要回也是回洛阳。

决定这种选择的并不只是经济发展机会，还有一种人与人的联结：洛阳这座城市的脉络还没有被急骤的城市化破坏，保留了一些原有的生态，就像一片林子没被砍光。

在西工区，很多老人甚至半辈子都在这里生活，有数不清的联结。在那听人说，街头不时遇到熟人，感叹世界真小，“其实什么世界真小，就是洛阳真小，是人和人之间相互需要”。

有一位洛阳的年轻人自问自答：“真正的宜居是什么？是生活质量的高标准。”他虽然很爱家乡，说自己骨子里还是安土重迁，但他也客观看待：“洛阳人觉得郑州有什么好，脏乱差，但我去了发现，环境也很好啊，郑州市民也蛮不错，‘宜居’上不同人有不同的需求。”

洛阳让他喜欢的地方，是它有生活气息：“洛阳有一堆老年人，这也不完全是坏事，我对象说，在郑州没见到几个菜市场，晚上出去散步，没见到人群聚集，怡然自乐的。”

在他看来，洛阳以往的城市发展“始终是个工具”，服务于战略需要，但“什么时候能反馈到本地的老百姓身上来，这样迈向未来，什么时候能绽放出自己的活力”。

正因为“相比起国家的改变，我热爱这一小片土地”，他感兴趣的不是“国花”这样宏大的符号，而是河洛书苑这样落到实处的东西：洛阳市图书馆在各地建起了200多家这样的城市书房，往往外观与古都风貌一致，保持与过去相连接，但内在又设施齐全，是走向未来的一个很好的点，既人性化又有人文关怀，以此为联结，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河洛书院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但你需要的时候，它有。”

医生荆晶也说，在有了孩子之后，她对这座城市寄予了更多希望，毕竟人最重要的是有希望、有盼头。虽然这个“盼头”具体是什么样，普通百姓可能也模模糊糊，但总是希望有一些切身的改变，除了有一些生活品质的提升，精神层次上再往上有一点，就更好了。这两年来，她也看到有一些人愿意从一线城市回来了，带着新的经营理念，这本身就在推动这座城市发生点点滴滴的转变，而不只是顶着“十三朝古都”的沉闷名头。

她的同事卢飞是“新洛阳人”，老家周口，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已十多年了。在他看来，洛阳是一座不落入俗套的城市，“高大上跟你生活有多大关系？洛阳无论是生活上还是精神上，处处看，还是有收获的”。这种市民生活的实在和节奏，是这座古城“旧而能新”的深层力量。

荆晶说，其实很多洛阳人偏保守内敛，“心底里很满意，嘴上只说还行”，也并不期望一下子发生大变化。这一点，卢飞看来也同意，他说，只要洛阳“一年年积累，肯定有很大改变。有时步子太大也不是好事。”这句话或许可以证明，他确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洛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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