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书单
应该有很多地方都像上海一样，在封城中迎来了世界读书日。被封在家里，每天除了焦虑地刷各种纷至沓来的新闻，唯一还能让自己获得平静的活动，除了做家务，可能也只有读书了。
这时候倒也理解了近代早期欧洲北部各国为何阅读率更高——这不仅是因为新教徒需要自己解读经典，还因为他们的冬季漫长，又不便户外活动，能打发时间的也就只有阅读了。
在国内，疾病、医疗史原本只是一个新兴的边缘领域，一批相关的著作大致要到2005年前后才陆续引起学界注意，在疫情爆发之前长期处于主流视野之外，大抵只是作为理解历史或文化的“另类视角”。现在是到了重新认识它的时候了。
这份书单一共18本书，涉及文学、历史、社科等不同领域，都是我从过去十多年所读过的中文书籍里遴选出来的，读完或许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当下的处境。
当然，并非所有医疗卫生相关的著作都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下的疫情（例如医学思想史、外科手术的发展等等），因而我会聚焦于疾病带来的冲击与社会应对上。
《疾病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 著，程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2018/2020年
苏珊·桑塔格在病中写成的名作，一针见血地指出，影响人们感知的，往往并非疾病本身，而是“疾病的隐喻”。疾病折射出社会对待不同成员和异类的态度，而往往正是这种态度阻碍着人们相互合作，并使弱者遭受难以诉说的痛苦。
书中的有些话，就像是对当下的预言，例如这一句：“从语源学上来说，‘患者’就意味着‘受罪的人’。最令人深深恐惧的，不是受罪本身，而是受屈辱的折磨。”
《公共卫生史》
[美]乔治•罗森 著，黄沛一 译
译林出版社，2021年
公共卫生史开创性的教科书级著作，全面综述了公共卫生兴起的社会背景及欧美各国在实践上的差异，明确指出：“疾病是一种社会现象，医学是一种社会事业。”进而强调作为社会事业的公共医学，也在召唤相应的社会变革。
根据这一历史回顾，公共卫生在启蒙运动（1750-1830）时期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以一种理性乐观的精神推行社会进步的理念。这不仅仅是因为工业革命提供了预防疾病的有效技术手段，也是因为当时迫切的社会现实：随着人口的急速城镇化，拥挤、肮脏的居住环境却导致工人的健康和福利恶化了。
这样的社会现实与盛行的经济自由主义哲学之间的巨大反差，促使人们注意到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必要性。各国卫生法的颁布和实施，最终都促使复杂的城市工业化社会从无序管理转向高效管理。
虽然公共卫生本身是一场现代革命，但其内在贯注的信念则与古罗马一脉相承：公共福祉是最高的法律。换言之，它实际上是进步主义社会变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最终目的是旨在更好地提升公共福祉。
作者本人对这一持续进步的可能充满信心，但随着近些年进步主义的衰退，今天的西方人已很难将不断进步视为理所当然。事实上，随着风险社会的成形，我们当下可能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传染病与人类历史: 从文明起源到21世纪》
[美]约书亚•S.卢米斯著，李珂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从流行病发展的视角来解读这些疫病如何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冲击，又如何由此改变人类自我认识和人际互动方式。在这一写法上，它无疑效法了麦克尼尔的名著《瘟疫与人》，有力地指出这些传染病也曾是历史的主角。
全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传染病其实是一个选择机制，触发人类群体的遗传结构变化，进而促进人类自身进化。就此而言，没有必要无谓地恐惧，因为它们不仅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进化历程，将来也不会消失。
对社会而言，传染病产生的很多深远影响与其说是疾病本身造成的，倒不如说是人类对疫病的恐慌引发的——鼠疫横行的时代，人们不顾一切地寻找替罪羊；而艾滋病的流行，又使欧美人改变了对待医疗隐私的方式。
虽然当下大部分重疾都已可以得到预防或治疗，但作者质疑，“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是否在技术上已经进步到我们不再容易被新的流行病消灭，或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呢？”
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战胜传染病就似乎已成定局，但时至今日，传染病仍是全球第二的死亡原因，且是50岁以下人群的主要死因。科技的进步，并不能使我们未来免遭新的流行病威胁，相反，有所预见和准备才是最重要的。
《流行病的故事：从霍乱到埃博拉》
[美] 索尼娅•沙阿 著，苗小迪译
译林出版社，2021年
书名译为“流行病的故事”，但在英语里，一般是以epidemic来指“流行病”，而pandemic是指大范围传染的大疫情（地方性疾病则是endemic），因此，本书和《传染病与人类历史》所探讨的有所不同，并非指人类如何应对各种疾病本身，而是试图找出大疫情流行的普遍模式，从而更好地予以应对。
通过检视从霍乱到埃博拉的几次大疫情，作者的结论是：未来的疾病大流行极有可能不可避免，而且导致人类处于这种险境的条件，其实都是现代性的产物。考虑到这写于新冠疫情前夕，不能不说她极富预见性。
书中也预先发出警告：大疫情“可能带来的特殊心理体验，它们更可能在人类之间引起猜忌和不信任，以至于在损坏人体的同时，必然也会摧毁人与人的社会联结”，因而应对疫情并不只是公共卫生的挑战，也是重大社会挑战。
如何才能应对好？本书给出的答案是：谦卑地向历史学习，因为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其实历史上就曾有过，因而早先的范式，可能带来新的启发。
《瘟疫与人》
[美]威廉·麦克尼尔 著，余新忠译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
全球史角度的瘟疫与人共生，自问世以来，无疑已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全书重点其实不是落在医疗与卫生上，而是落在生态与环境上，强调瘟疫与人是在生态中互动演进的，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规律和命题，特别是认为人类社会本身也是“巨型寄生”系统。
结尾谈到“现代医学并非无往不胜”其实也意味着“人类并非无所不能”，需要节制自我，与整个生态相互协调。
《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
林富士 著，中华书局，2012年
东汉以降的中古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瘟疫大流行的时代，本书系统梳理了疾病对社会的冲击，以及社会的认识、应对。
资料相当丰赡，但分析略欠深入，作者的兴趣似不在深入理解思想观念本身，而在梳理这些观念如何随着时局发生变迁。
《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
曹树基、李玉尚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这是国内学者结合疾病史、环境史来考察长时段社会变迁的开创性著作，明显受到了国外研究的影响。胜在资料搜集齐全，也有很好的人口地理学功底（这是曹树基的强项），但理论深度则属短板。
较有意思的一点，是结合中国的现实，将鼠疫的流行分为云南、粤闽、东北、西北等不同模式。换言之，疫病犹如一张试纸，各地的应对，折射出的正是各地原有的政治结构、社会动员模式和自救能力，不过这些模式的总结还有不少可讨论的余地。
《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
梁其姿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相当细密扎实。从讨论宋代以降的医学知识入手，探讨中国人如何理解疾病和病因，由此发现背后的思想脉络和社会变迁。
整体来看，梁其姿的学术关怀其实是通过医学史来讨论中国的“现代性”，因而也关注医药组织的发展、女性医疗从业者，这像是一种以医疗史的视角出发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即“从传统中国发现现代性”。这带来不少启发，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不无时代错置的嫌疑。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
余新忠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余新忠的多种著作如《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等，都是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入手，而以清代以降的三百年为断代。
总体而言，这一路径注重的是以疾病、医疗为方法，探讨社会的组织、反应和变迁，对更为抽象的医学思想、文化则多搁置。
作为国内医疗社会史领域的拓荒之作，梳理、重建了基本历史脉络，但失之略浅，也有社会史难以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常不自觉地忽视国家力量所扮演的角色。虽然中国传统的国家基本不承担公共卫生，但国家仍然在许多领域影响、干预、规范着医疗活动，而其角色本身就值得讨论。
《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
[美]罗芙芸 著，向磊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2021年
关于中国近代公共医学的经典之作。作者明确指出，“卫生”一词直到晚清才被赋予现代含义，并从原先的“养生”转变为与国家主权、科学实践相关的概念。不理解这种“卫生的现代性”，就无法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一系列话语、做法。
值得补充的一点是：这种特殊的现代性实际上也强有力地塑造了中国人对国族的身体想像，特别是女性身体，自此，“健康”成为重要的审美标准。
《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
[日]饭岛涉 等著，朴彦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论文集，可与《卫生的现代性》参照着读，同样是通过观察近代中国引入公共卫生制度，来讨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四位作者的着眼点各有不同，整体性可能略欠，胜在广泛利用档案、海关报告等第一手的文献，这些都是以往较受忽视的史料。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
杨念群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2013/2019年
可能是国内学者在医疗史领域真正引起广泛注意的第一部著作，但杨念群本人并非专治医疗史，可能也因此，他的视野比较开阔，抛开具体的医学资料，而讨论医学话语在社会上的泛化和政治化。
具体来说，便是从近代中国人如何被视为“病人”的思想史视角切入，来讨论“治病救人”如何变成中国近代政治的隐喻。全书横跨时段很长，所讨论的问题点也相当之多，固然新见迭出，但整体上主题似不够聚焦。
《恐慌帝国：传染病与统治焦虑》
[英]白锦文 编，何文忠等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
论文集，但有相同的主题：在近代由于传染病的爆发，一个相互联系的跨国网络如何作出反应，由此引发的恐慌又如何暴露一个国家管理体系的缺陷，也正因为这样的危机空前显示原有的规则已难以应对，新的临时性政策才随之创制出来。传染病成了一次阐明社会价值与制度实践基本模式的自然实验。
在19世纪，交通、信息等世界性网络已逐渐成形，这既给了人们空前的自信，但说来讽刺的是，也使他们陷入空前的脆弱境地，因为正是借助这样的网络，霍乱等传染病乃至由此而来的恐慌情绪，才能迅速传遍全世界。
与此同时，当时世界的一体化程度还很低，检疫的随意性法律框架，意味着对传统病的应对还远未标准化。这又召唤各国为此鼎力合作，由此催生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
诚如本书中所言，审视这两个世纪以来的恐慌，我们应该吸取的最核心教训是：如果我们希望有所改变，那就得看清楚事件演变的全过程，学会判断何为利用恐慌、何为滥用恐慌。
《苍白的骑士：西班牙流感如何改变了世界》
[英]劳拉·斯宾尼 著，祁长保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可能是历史上造成伤亡人数最多的一场传染病，据不同估计高达5000万人至1亿之多，但我们至今甚至不知道它起源于哪个国家。
讽刺的是，当时为了应对流感而生产的疫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无效的，第一种真正对流感病毒有效的疫苗直至1936年才问世。
作者在序言中指明，1918年之后的历次大流行所带来的一个教训是：“强制性的公共卫生措施有产生反效果的倾向和可能。”防疫的成功有赖于一整套环环相扣的措施，因而防疫的效果高度依赖于当地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在不同的社会中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逼近的瘟疫》
[美]劳里·加勒特 著，杨岐鸣 译
三联书店，2017年
本书可与《血疫》参照阅读，都是对现代传染病的纪实作品，偏重的不是学理性，而在提供深度报道和真相。作者是获得普利策等三大新闻奖的第一人，在书中以许多细节和事实，对公众发出了具有预见性的警告。
不过，总体上的一个感觉是，本书讲述了许多惊悚的故事，但对医疗人员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提到不多，也许对作者而言，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众病之王：癌症传》
[美]悉达多·穆克吉 著，李虎译
中信出版社，2013/2022年
一部惊心动魄的史诗。癌症看似与传染病无关，但正如本书所言，癌症往往被描述为“我们这一代的典型瘟疫”。癌症是一种现代病，“因为对它所用的隐喻非常现代”。治疗癌症并不只是医学界的事，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的行动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重要。
一部癌症治疗史，让人清楚地看到：早先那种傲慢自负地试图用外科手术的手段彻底清除癌细胞的方式，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倒是会对病患身体造成极大的摧残。
治疗癌症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类不断认识自然、也不断认识生命乃至自我的过程，没有这种不断深化的认知，治愈是不可能的。
《癌症楼》
[俄]索尔仁尼琴 著，姜明河译
译林出版社，2000/2007/2009/2013年
在索尔仁尼琴的这一文学名著中，“癌症楼”是一个隐喻，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苏联社会一个具体而微的切片，体现出“生命政治”在当地的实践。那乍看是一部小说，其实讨论的是人的处境。
如果你体会过封城，对书中的这段话大概不会陌生：“自从在楼梯底下换好了衣服，告别了亲人，上楼走进这个病房，先前的整个生活就仿佛砰地关上了大门，而这里突出的俗不可耐的生活简直比肿瘤本身还使人感到可怕。”
《生命政治的诞生：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8-1979》
[法]米歇尔·福柯，莫伟民/赵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福柯是“生命政治”（bio-politics）概念的提出者，也是这一领域当之无愧的大思想家。根据他的主体性理论，旧制度的主权形式已经被现代生命政治的知识和技术规训等制度所取代，这些现代制度不再像以往那样是建立于暴力威慑之上，而是基于对生命进行管治。
相比起他另一本著作《临床医学的诞生》，本书更系统地阐述了“生命政治”的要义，强调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市民社会在其中所具有的主体性。
这当然远不止“疾病与医疗”的问题，而是强调现代政治中“人”所处的位置，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政治，并要求它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