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华人为何来到密西西比河畔？
想起密西西比三角洲（Mississippi Delta），也许你的印象是棉花田，佃农，和蓝调音乐。但从1870年代以来，三角洲也住着鲜为人知的华人。他们来自哪里？为什么来到这里？他们以何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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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陈灏
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期间（Reconstruction Period，1866-1876），密西西比三角洲农业非常需要劳动力，为此白人农场主把黑人带进三角洲作为佃农（sharecropper）。共和党总统林肯于1861-1865年与坚持奴隶制的南方作战，并于1863年宣布解放奴隶，故此黑人多拥护共和党。虽然劳动力对南方农业至关重要，但由于黑人拥护共和党，三角洲白人至上的民主党视他们为敌。双方在政治上敌对日趋暴力。
话分两头，这里先介绍一下佃农制度，以及民主党及共和党如何彻底扭转他们的政治立场。美国奴隶制结束后，佃农成为贫困白人及黑人农民的一种谋生方式。农场主提供土地、住房、工具、种子及牲口。收割后，佃农获得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收成，其余属于农场主。从1870年代到1950年代，佃农是南方种植棉花的主要劳力。然而佃农生涯只够勉强糊口。
十九世纪的南方民主党支持奴隶制度。成立于1854年的共和党反对扩大奴隶制度。从1860年代到1930年代，黑人倾向于共和党。而今天民主党及共和党的政治立场跟他们十九世纪的前身正相反。
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际，民主党的罗斯福总统开始一系列新政策（New Deal），旨在大力提高就业及挽救国家经济。这些新政策使他受到黑人拥护。1961年上任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致力于推行民权。他的民主党继任者约翰逊总统于1964年签署了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黑人平等权利跟南方白人利益背道而驰。签署法案当天，约翰逊总统对他的助手感叹地说，“我想我们‘民主党’会在很长一段时间把南方拱手让给共和党”。其后，共和党得到原是民主党的南方白人支持，并受到黑人摈弃。在六七十年代，共和党的“南方策略”（Southern Strategy）进一步加强了这种逆转。尼克松、戈德华特（Goldwater)、及里根等共和党领导人，故意挑起南方白人对黑人的怨恨以获得白人支持。这种局势至今尚未改变。
再回过头来看1870年代密西西比三角洲。由于找不到足够白人农业劳动力，又不愿意找政治上敌对的黑人，解决办法似乎是东方人。此时正值1869年，横贯北美的铁路建好后，有大批过剩的华工需要寻找出路。在188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中，密西西比州有五十一名华人。最终，数百名华人被招募到三角洲当农工。
三角洲华人与白人及黑人之间保持着不平等的复杂关系。在来到三角洲后一百多年，华人仍然生活在黑白分化的隔离制度中。最早到三角洲的华人跟黑人一样是种植棉花的劳工，他们的社会地位被白人视为与黑人同等。但很快华人发现佃农生涯在经济上十分不上算。他们开始在黑人社区开杂货店。在其它地区，许多华人从事洗衣店或做家庭佣人的劳动密集工作。但由于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工钱比华人更低，华人没有这些选择。许多华人租小店铺卖杂货，并住在店铺后面。
第一家华人杂货店出现于1872或1873年。当时投资一百美元就足够开一家杂货店。即使在1940年，四百美元投资也可以办到。当时白人杂货店不愿意为黑人服务，而大多数白人又对华人杂货店望而却步，故华人杂货店的顾客几乎清一色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黑人。在三角洲四万人口Greenville镇的鼎盛时期，华人开有五十家杂货店。直到1940年代，三角洲华人仍不能拥有自己的住宅，他们只能住在店铺后面。杂货店变成他们工作与家庭生活的中心，孩子们也在杂货店里长大。
与更早期的移美华人一样，三角洲华人多来自广东四邑地区（新会、台山、开平及恩平四个县）。他们来美国的唯一目的是赚钱寄回家，开始时并没有想成为移民。尽管他们的顾客极度贫困，但大多数华人杂货店都能赚钱，并吸引了其他地区的华人来开店。
三角洲的华人处于黑白之间的微妙地位。初来时，他们被视为没有权利的二等公民，被白人组织如乡村俱乐部及社区娱乐活动排斥在外，不能就读白人学校，也不能去医院就医，甚至不能上理发店理发。从1882维持到1943年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更加剧了三角洲华人被歧视的状况。
密西西比州不允许包括华人在内的有色人种就读白人学校。1927年，一位林氏杂货店主提出诉讼，企图迫使Rosedale公立学校录取他的女儿。然而，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推翻了对此诉讼有利的裁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支持了密西西比州的判决。最终三角洲华人在浸信会教堂的帮助下发展自己的学校。直到二战后，那里的华人才被允许进入白人学校。
即使被法律歧视，被白人社会排斥，三角洲的华人仍然努力融入美国社会。例如，到了1930 年代，三角洲华人踊跃参加南方最有影响力的浸信会教堂。他们的后代在二战期间积极服役美军，加入全国一万三千名华裔士兵的行列。由于华人杂货店在经济上的成功，三角洲华人的社会地位虽低于白人农场主及生意人，但高于贫穷白人、黑人及墨西哥裔。
到了1970年代，三角洲华人高达三千名。然而，由于集中于三角洲，他们被白人社会接受的程度依然有限。例如，一位华裔大学生曾抱怨，尽管她在密西西比州土生土长，但朋友仍称她为三角洲莲花（Delta Lotus），让人联想起中国花的形象。她说“我是南方三角洲人”，“但我仍然是‘象征中国女性的’莲花（lotus）而不是‘象征美国南方女性的’玉兰花（magnolia）。”
自1960年代民权逐步改善以后，黑人有了除华人杂货店外更多商店的选择，三角洲华人开始面临经济基础的衰退。加上三角洲小城镇的单调生活留不住年轻人，华人下一代多不愿意再经营杂货店，往往到外地上大学及就业。留下来的华人及新华人移民，多转为经营中餐馆。至今留在三角洲为数不多的华人家庭仍保留华人传统，如吃中餐、种植中国蔬菜、聚集庆祝中国传统节日等。
美国南方种族关系的时针走得很慢。自1880年代以来，三角洲几代华人从种族压迫及种族隔离时代，一直生活到种族歧视时代。他们似乎是三角洲的过客。他们来自别处，努力建立起自己的社群，然后送子女到外地上大学。他们没能目睹到种族平等时代就已经变老，看着下一代离开三角洲远去。
James W. Loewen, 1981, The Mississippi Chinese,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Waveland Press, Prospect Heights, Illinois Iris Chang, 2003, The Chinese in America, Penguin Books, New York, New York Melissa Block and Elissa Nadworny, 2017, the Legacy of the Mississippi Chinese, National Public Radio: https://www.npr.org/2017/03/18/519017287/the-legacy-of-the-mississippi-delta-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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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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