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颗国王的头颅：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权力游戏

原创千字君千字君的疫会言传

收录于合集

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是新生的。
——阿克顿

我最憎恶的有两件事：没有信仰的博才多学，充满信仰的愚昧无知。
——爱默生

皇帝下跪求饶：

政教分立的中世纪

1077年1月的一天，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天寒地冻、白雪皑皑。

卡诺莎城堡的大门前，一个年约30岁的男子，身穿苦修士的简陋单衣，光着头顶和双脚，裹着一条毯子，在风雪中瑟瑟发抖。

他一路翻山越岭，从罗马追到这里，等了整整三天，只为求得城堡里一个人的原谅，但那个人却始终对他避而不见。

随从们多次请求他穿衣休息，都被他斥退了。他不能放弃——他清楚地知道，以他的身份，像这样作践自己，里面那位是无法视而不见的。

这个男子不是别人，正是6岁就登基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

而皇帝在这里苦苦哀求的，不是什么隐居的谋士，也不是什么绝世的美人，而是一个皮匠的儿子、57岁的老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七世。

卡诺莎之辱

城堡的大门终于打开，教皇走了出来，后面跟着皇帝的岳母、几个帮忙说情的教士。

无论此时有多么屈辱不甘，皇帝也只能立刻双膝跪倒、痛哭流涕，甚至伸开双手、匍匐在教皇面前，亲吻教皇的脚趾——他的身体绷出一个大大的十字。

无论此时有多么不情愿，教皇还是扶起地上的皇帝，亲吻他的额头，温言宽慰，表示自己愿意宽恕亨利的大不敬，不再将他逐出教会。

随后，在众人的见证下，皇帝签字宣誓“永远效忠”，教皇才许诺恢复他的统治权。

身为皇帝，历史上被杀被俘的不在少数，可是屈辱到下跪求饶？人类史上恐怕仅此一例。

二人的冲突，都是因为权力。四年前，格里高利七世刚刚登上教皇宝座，就开始同皇帝争夺主教的任命权，随后又发布了《教皇敕令》二十七条，宣布教皇的无上权威、绝对正确，甚至可以废黜国王。

年轻气盛的亨利看到这份“战书”，立即宣布废黜教皇。教皇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宣布褫夺亨利的皇位，并将他逐出教会。

要知道，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可是统治着德意志、意大利、奥地利的大片领土。区区一个宗教领袖，竟敢骑在皇帝的头上，难道不怕皇帝发兵把他灭了？

其实，皇帝不仅是这样想的，还真这样干了。可他又为何落到下跪求饶的地步呢？背后的游戏就更复杂了。

公元476年，日耳曼人取代罗马成为欧洲的主人。这群蛮族不识字、不事农商，只懂得打猎和抢劫，以他们原始的部落政治，根本无力统治大片的国土、应对迫切的内忧外患：

罗马多年的内乱导致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盗匪横行；

遗民们怀念古希腊、古罗马的辉煌，轻视日耳曼人；

北方的维京人、东边的匈奴和南方的穆斯林，对欧洲虎视眈眈；

日耳曼各部落之间缺乏信任和团结，彼此征战不休……

近500年的时间内，欧洲的政治秩序几乎荡然无存，西方文明面临着夭折的危险——中世纪的前500年，由此被后世称为“黑暗的中世纪”。

这时候，基督教担负起了保存文明火种的重任。

是无数传教士冒着生命危险去到日耳曼部落，教会他们读书写字；

是基督徒使日耳曼人皈依和平、契约的信仰，为他们提供司法、管理和文化服务；

在秩序崩坏的时代，教会秉承教义，济危扶困、救死扶伤；

基督教维系着西方科学、艺术、哲学等知识的传承……

毫不夸张地说，在信仰、生活、政治的方方面面，日耳曼人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受惠于基督教。基督教在欧洲之所以成为知识、道德的权威，绝不是因为“宗教的愚昧和黑暗”，恰恰相反，它带来了智慧与光明：传承文明、维护正义、凝聚人心。

基督教塑造了日耳曼人的新习俗，使他们从蛮族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贵族。日耳曼人以罗马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这其中当然包括基督教。这一点从他们怪异的国名“神圣罗马帝国”就可以看出来。他们连名字都习惯从圣经里照搬：大卫、彼得、约翰、玛丽亚、伊丽莎白……

公元1000年左右，欧洲政治渐趋稳定，形成了最典型的封建制：

1.皇权和教会相互扶持。皇权以教会的名义开疆拓土。教会替皇权的合法性背书，并以知识精英、道德卫士的角色深深嵌入世俗政权；

2.诸侯以上帝之名宣誓效忠皇帝，条件是纳税、响应征召、接受司法管辖，诸侯再将权力按爵位层层分包下去；

3.强大的武力被骑士阶层垄断，权力争夺变成了贵族游戏，即便使用雇佣兵，战争规模也很有限，很少波及底层百姓；

4.皇帝想兼并诸侯，诸侯想颠覆皇权，政权想吞并教会，教会想掌控政权，但他们都很难成功……

这种政教二元、分封建制的政治结构，构成了欧洲分权自治的传统——中世纪欧洲，始终没能出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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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头再看亨利四世身上发生的事故：他不是不想搞独裁，而是实力不允许。

当教皇宣布将他逐出教会、褫夺他的皇位时，他立即发兵罗马，准备生擒甚至诛杀教皇。

谁知他的大军还没有越过阿尔卑斯山，治下的诸侯纷纷跳出来造反——大家都是日耳曼世袭贵族，都有资格竞争皇位，既然教皇已经将你逐出教会，那我凭什么还要效忠你？

后院起火，皇帝只能回师平定叛乱。他不是不想登高一呼、号令天下诛杀叛逆，而是根本号令不动——皇帝无权直接召集诸侯国的臣民——“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亨利带领自己的直系军队平定了叛乱，但问题还是没解决：按照教规，亨利将受到所有基督徒的孤立；如果一年内没能恢复教籍，所有臣民对他的效忠都将永久失效；教皇还打算北上，唆使各国联合攻击皇帝……

亨利的皇位岌岌可危，不得不前往卡诺莎下跪求饶。苦肉计的确奏效，教皇也不得不接受他的公开忏悔。当然，后来皇帝秋后算账，兵临罗马、驱逐教皇，两人到死也没能分出胜负。

从血色婚礼到波旁王朝：

绝对君主制的崛起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也是亨利四世，但这个亨利不是那个下跪的皇帝——为了方便区分，我们叫他主角亨利。

主角亨利是法国国王，比下跪的亨利晚了500年，与莎士比亚、伊丽莎白一世和明朝万历皇帝是同时代的人。

这位国王的故事非常离奇。最离奇的是他的脑袋。

1793年，法国王室古墓被革命党人掘坟抛尸。有人偷偷保存了主角的头颅。几百年来，这颗头颅辗转于欧洲私人收藏家的手中。因真实性存疑，1919年在巴黎竟以3法郎成交。

2010年，科学家以数字技术复原了头颅，和亨利的画像、死亡面具对比；又找到其直系后裔——路易十六1793年被砍头时留下的血迹，进行DNA对比。结果全部符合，确定这颗头就是主角亨利。

头颅上还有头发、胡须。右耳有穿孔，因为当时法国王室流行戴耳环。嘴唇左侧有疤痕，这是主角亨利1594年遇袭时造成的。

主角亨利的另一个离奇之处是自带主角光环。法国国王的王冠，几乎是自动落在他头上的：身为皇室远亲，他硬生生熬死了5个国王、众多强势的争夺者，登上王位并开创了波旁王朝。

主角的外婆是文艺复兴时的大文学家，也是法国公主。主角的两个舅舅很早就夭折了，于是由母亲继承了外婆的产业——法国西边的一个小王国。

主角的父亲也是王族后裔，却是个废柴渣男。他在世时，小王国的领土被西班牙占了一半。他对手下言而无信，对亲兄弟刻薄寡恩。当法国王室判处他弟弟死刑时，他仍然对王室忠心耿耿，两兄弟差点被人家一锅端。他多次更改信仰，多次逼原配离婚，还和小三生下私生子……他一生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主角9岁那年亲自死了。主角从小没少被人欺负，但母亲给了他优秀的教育。

在主角亨利6岁那年，他的表舅——法国国王亨利二世，为了缔结停战协定，把大女儿嫁给西班牙国王。在订婚的狂欢运动会上，表舅亨利坚持要和一个猛男伯爵比武，结果被长矛捅穿了脑袋，就这样挂了。

表舅亨利生了7个儿子，但只有4个长大，剩下的也一个比一个短命。

老大体弱多病，娶了英国公主，却是个性无能，“全身浮肿，举步维艰”，登上王位一年就死了，终年16岁。这个国王几乎就是同治帝的翻版。

老二活到了24岁。很不巧，这个国王几乎就是光绪帝的翻版，性格软弱，至死都被太后玩弄于股掌之间。

老三就是亨利三世，这是个心地善良的国王，我们叫他善良亨利。

善良亨利还在王位上，老四突然就死了。

善良亨利没有子嗣，瓦卢瓦王室在法国的传承就这样断绝了。

于是在1584年，31岁的主角——那颗头颅的主人——突然变成了法国王位的第一继承人，他对此是毫无准备的：

1.他根本没想到表舅的儿子竟然会全部死光光。

17岁那年，他遵照母亲的遗命娶了善良亨利的妹妹，这是一桩政治婚姻。而且当时老二还在王位上，怎么也轮不到他。

2.他是个新教徒，而法国王室信的是天主教。要想坐稳王位，就必须改信天主教。

他母亲和叔叔生前与天主教势不两立，死后都被尊为新教运动的精神领袖。他结婚时，母亲与太后商议的条件就是：主角可以娶小公主，但不能信天主教。婚期还没到，母亲就很蹊跷地病死了。

3.太后凯瑟琳势力庞大，手段狠辣，权力欲旺盛，性格坚硬如铁，更要命的是——她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

太后来自意大利美第奇家族，从小父母双亡，40岁守寡。为了扩大权力，她极力撮合子女与欧洲各王室联姻。儿子个个都是短命鬼，她却似乎越活越康健。

主角与小公主的婚礼，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血婚”。太后邀请新教领袖参加女儿的婚礼，然后勾结吉斯公爵突然发难，对新教徒展开血腥大屠杀。一夜之间在巴黎杀了7万多人，史称“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在全国一直持续到年底。

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吉斯公爵向太后展示“战果”

3.吉斯公爵对他恨之入骨。

吉斯公爵也叫亨利，人称“疤脸”，他的外号和爵位都继承自父亲。他家是加洛林王室的后裔，世代都有皇室宗亲、红衣主教和战争狂人。法国几十年的宗教战争，就是因他父亲屠杀新教徒而起。

疤脸亨利和小公主早有私情，对王位觊觎已久。但主角不仅娶了他的爱人，如今还成了王位继承人，他恨不得将主角亨利置于死地。

疤脸勾结西班牙王室，宣称他弟弟比主角亨利更有权继承王位。他还组建了“天主教神圣联盟军”，以捍卫宗教的名义开进巴黎，筑起街垒威慑国王善良亨利。

历时4年的“三亨利战争”爆发了：

疤脸逼迫国王善良亨利，要求下令追杀新教徒。国王被迫答应。

疤脸自信胜券在握，不断得寸进尺。国王逃出巴黎。

天主教联盟军要灭了主角亨利，但主角获得了英国的援助，打退了进攻。

混战的第三年，老太后死了，享年70岁。

疤脸继续追杀国王。国王忍无可忍，派人暗杀了疤脸兄弟俩。

疤脸的另一个弟弟向国王宣战，天主教联盟军仍然很强大。国王逃到了主角亨利的地盘。

主角联合德国新教徒打进法国，将天主教联盟军围困在巴黎。

胜利在望之际，国王善良亨利也被刺杀了。死前，他将主角托付给近臣，并嘱咐主角改信天主教。

主角后来真的改信了天主教，并且发布了《南特敕令》，宣布信仰自由。

至此，主角亨利通向王位的障碍全部清除了。

在短暂的统治生涯里，他建立了贤明君主的名声。但在1610年，他还是被一名天主教徒刺杀了，他的儿子路易十三继位。

亨利四世生活在宗教战争最频繁、最残酷的16世纪欧洲。整个16世纪，新教徒与新教徒结盟，天主教徒与罗马教廷结盟，彼此征战不休。欧洲人口损失过半，比例甚至超过14世纪的黑死病——西方文明几近毁灭。

为什么会有宗教战争？表面上看，是新教与天主教的教义冲突。

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猛烈抨击赎罪券，自此打破天主教的垄断，新教由此发端。

天主教认为，行善和苦修是得救的唯一路径，教皇是上帝的代言人，教会是得救的方舟、道德的法庭；而新教认为，上帝的心意是得救的唯一凭借，圣经是独一的权威，教会是真诚信徒的自愿联合……双方都坚称自己是正统，对方是异端邪说。

但如果往深处看，宗教战争的内涵远不止于此。

中世纪后期，天主教的世俗化就越来越明显。当教皇弱势，教会就沦为政权工具。当教皇强势，就钳制思想自由，迫害政治异己，甚至动用暴力争权夺利。在路德之前，就有无数反抗者被教会镇压。

格里高利七世逼迫皇帝下跪之后，他的继任者比他有过之无不及。罗马教廷后来甚至变成教皇国，不再是道德和智力的权威，而是无底线的世俗君主，陷入“抢权——养兵——抢钱”的恶性循环。借着反击伊斯兰之机，十字军甚至到兄弟国家东罗马屠城，这样的征服，哪里还有贵族的荣誉、教徒的慈悲？

一系列激烈的变化，导致了“现代”的诞生：

1.社会道德衰败，世俗政权缺乏制约，打破了中世纪的政教二元结构——封建制逐渐演变为绝对君主制。

连教会都无耻无底线了，诸侯君王还讲什么道义？从前的权威是契约和道德，现在的权威是阴谋和暴力。

14世纪，法国国王就曾把教皇囚禁并折磨致死。教廷做了法国70年的傀儡。

宗教改革后，罗马教廷更是威严扫地。路德抨击教皇“打着神圣教会与圣彼得的旗号，实乃人间最大的巨贼和强盗”。那些被封建契约束住手脚的诸侯看到这种言论，能不欣喜若狂吗？路德的小册子越流行，他们抢钱抢地盘的底气就越足。

从法国的案例就可以看到，各路诸侯打着信仰的旗号杀来杀去，背后几乎都是赤裸裸的利益。

策划血色婚礼的太后凯瑟琳，是教皇抚养长大的。但她的家族不仅资助科学家伽利略，还资助了“欧洲的商鞅”：马基雅维利。

为了缓和宗教纷争，各国约定由各国国王决定该国的国教。在不断升级的战争中，君主的权力越来越集中。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再次重申国王在各自领土至高无上的权威。从前由信仰区分的国家，彻底变成了君主的私产——主权国家诞生了，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

2.宗教神话破灭，迫使人们自我启蒙。人文主义、科学理性开始驱散蒙昧主义的阴霾。

从古代到现代有一些重大的观念转变。

过去人们相信万物有灵，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构成了宇宙的整体秩序。人体是神秘的，例如原始宗教有生殖崇拜，天主教禁绝医学解剖。

但是，教廷的腐朽、黑死病大流行、东罗马灭亡，都在恐慌的人心里消解着宗教权威。新航路的开辟、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使人类的自由天性得到极大张扬。

文艺复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在天主教垄断的时代，人是卑微的，神是凶恶的，现世生活是灰暗的；在文艺复兴的描述里，人是高贵的，神是慈爱的，现世生活是彩色的。

文艺复兴巨匠莎士比亚说：“人，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一旦人们开始运用理性思考，从前的神秘事物，就逐渐变成了可观察、可研究、可质疑的自然现象。科学理性的光芒，驱散了神秘主义的迷雾。例如，现代医学产生以后，人们不会将生病归咎于“中邪”，而是去探寻身体先天、后天的致病原因。

并且，迷雾被驱散之后，人们绝不会满足于眼前的视野。理性的脚步永远不会止歇，而是一定要质疑，甚至颠覆所有神秘、超验的事物——包括人伦和道德——这一逻辑的后果，会在后面的故事里展现。

3.新教改革：理性的回归？

1517年，马丁·路德抨击教皇腐败，与天主教决裂，新教由此产生。在他的带动下，圣经被翻译成平民语言，思想文化不再是教士的特权。

加尔文的改革，不仅使金融业和“市场分工”获得了信仰上的支撑，还参与建立了第一个新教国家。他推崇节俭朴素的信仰风格，反对“人为的繁琐和奢靡”。马克思·韦伯因此认为，是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路德和加尔文都坚称：他们绝不是“创新”，而是在“更正”，他们是在捍卫上帝的权威、反对人的权威——人人皆可亲近上帝、独立思考，无需教皇、神父做中介。

面对教会堕落、理性崛起的大潮，新教既没有拒绝理性，也没有坐视理性瓦解宗教，而是实现了宗教与理性的和解——这一点从诸多信仰基督教的科学家身上可以得到明证。

反观罗马天主教，坚决鄙视理性、排斥科学，这种“充满信仰的愚昧无知”，使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除了宗教战争，自16世纪起，各天主教国家为了表达对罗马教廷的“绝对忠诚”，还做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反智举措：拒绝让孩子读书认字，大量焚毁书籍；施行严格的金融管制……

这些举措持续了几个世纪，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摇篮、中世纪的璀璨明珠，诞生过但丁、达·芬奇，15世纪印刷机最多、文化最繁荣的国家，但是在1850年，其文盲率竟然高达80%。

紧跟罗马教廷的各大帝国，都走向了衰落。文化科技的落后，人力资本的巨大差异，导致西班牙最终败给了英国。当他们意识到错误并试图扭转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法国大革命：

旧制度与理性主义的私生子

这个故事的主角，名叫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就是上面是那颗头颅的第七代子孙、波旁王朝的第五位国王。然而，他的结局堪称屈辱和悲惨：他是先被革命推翻统治，然后在逃亡的路上被俘虏，最后被革命党的公审大会审判，在国民的狂欢中被砍下头颅。

从1589年“贤王亨利”开创波旁王朝，到1779年爆发大革命——短短200年间，波旁家族究竟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让法国人恨成这样？

从路易十三开始，法国国王一直把军国主义作为核心的统治手段，他们依靠战争攫取资源，依靠战争凝聚国家，使中央集权达到顶峰。

最恶劣的当属路易十四：为了占地称霸，他多次挑起欧洲大战；他废除了祖父的宗教宽容政策，宣布新教为非法；他爱慕虚荣，奢侈浮夸，大兴土木，自称“太阳王”；他让官方报纸对他肉麻吹捧，又建立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他建立的密札制度，以他的空白手令就可秘密逮捕任意国民……

路易十四名言：朕即国家

他统治了整整70年，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

路易十五的统治任性且无能，他在位近60年，既无法阻止国家财政的崩溃，又无力解决外交上的屈辱。

路易十六是个善良而软弱的君主，他热心改革，但从未意识到其中的急迫和凶险。他沉迷于打猎和机械，而王后热衷于舞会、花园、时尚，更加花费无度。

为了防止贵族威胁王权，国王将他们软禁在巴黎，远离他们的封地，也远离了他们的人民。他们变得浮夸、自私、软弱。当时的法国贵族拥有免税特权，就连无权无钱的乡村贵族，都拥有打猎的独占权、践踏农民庄稼的特权。

百姓除了承受种种盘剥和压迫，还要供养天主教会。教士阶层兼任着政府公职，成为权力的附庸。

绝对君主制最大的恶，还不是敛财和杀戮，而是贪权和自负。贪权的结果就是权力垄断一切资源，灭杀一切真理和自由。自负的结果就是缺乏妥协：上层不到绝路永远不懂也不屑于妥协，底层不到绝路永远不敢也无力反抗————直到路易十六这一代，法国人对君主制积攒了几百年的仇恨，全面爆发了。

1792年12月3日，当路易十六被第一次带上公审大会时，他的心情绝不会平静——仅仅三年时间，他就从不可一世的法国国王，变成了任人宰割的阶下囚。

在公审大会上，他见到了自己的三位辩护人：法学家特隆歇，年轻的德塞兹，以及他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勒泽布先生。

马勒泽布是穿袍贵族的后裔，也是原税法法院的院⻓。他本来的职责包括出版审查，但他却坚定不移地捍卫着出版自由。当天主教企图查禁《百科全书》时，他顶住压力让该书出版。他保护了启蒙运动中的很多巨人，并且他自己就是其中一员。

⻢勒泽布曾多次向国王建议：裁撤王室奢侈花销；废除秘密逮捕制度；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宽容新教徒，给予犹太人公⺠待遇；尽快召开国⺠议会，以回应国⺠的呼声; 在三级会议之前，他还写信告诫国王牢记英王查理一世的教训，不要过度乐观，更不要刺激⺠意......

路易十六不止一次表示“恨不听先生之言”，可是现在，这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神圣罗马皇帝是王后的哥哥，西班牙国王是路易十六的堂叔，为了营救自己的亲人，他们已经展示过自己的决心。

⻢勒泽布知道，为国王辩护会招来革命政府的报复，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冒险。他本以为，就算无法为国王赢得无罪辩护，至少也能保全其性命。这样一来，国家可以免于残酷的内战，各王国也没有理由围攻法国。

但是到了9月，拿破仑·波拿巴击败德军的消息传到巴黎。革命者兴奋不已——外部威胁一经解除，他们立即宣布建立共和国，并开始处置手中的人质：被废黜的国王。

随着审判的进行，马勒泽布渐渐明白，一切努力都是徒然。

在公审大会上，公诉方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国王叛国，但所有人都相信，是国王让侵略者踏上了法国领土——这里是民意大于法律的公审大会，不需要证据。有人甚至说：“国王之所以应该被处死，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而是因为他的身份。”

议长问路易十六，是否贿赂过前财政部长米拉波，并询问他关于铁保险柜里密谋的证据。他表示对此一概不知。于是大会给国王10天的时间准备答辩。回到牢房时，这个可怜人仍未意识到这些问题只是走过场。他激动地说：“他们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于是最后的“审判”采用投票的方法——683名议员赞成国王有罪。

教士阶级早已自身难保，教会已经成为国家机关。原先坚持君主立宪的吉伦特派也投了赞成票。为了不被雅各宾派抓住把柄，他们表现出对旧体制的极端痛恨。

1793年1月16日，路易十六被判处死刑。当马勒泽布为大会致闭幕词时，不禁泪流满面。罗伯斯庇尔轻蔑地说:“我原谅你为路易流的眼泪，但国王必须死。”

直到1月20日，行刑的前一晚，路易十六还侥幸地希望自己能活下来。他说自己愿意退隐到乡间，甚至瑞士山区终老。

马勒泽布告诉他：“已经没希望了，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你。”他激烈地反驳道：“你们说的不对，他们不敢把我怎样！”几分钟后他恢复了平静，但仍然拒绝提出探望家人。他说：“我可以等等，再过几天他们就会放我。”

第二天早上，路易十六被带出监狱，他们从军队和大炮中间穿过，坐上一辆马车去往刑场。押送他的内政部长加拉感叹：“当大权在握时，他是那么地软弱，而现在披枷带锁之时，他却是如此强大。”

西班牙公使直到最后一刻仍未放弃营救努力，一路苦苦哀求：“只要你们放他一命，要多少钱有多少钱。”

马车在路上走了近一个小时，最后到达协和广场的断头台。在革命前，这里还叫路易十五广场。这里离香榭丽舍大街不远，可以遥望卢克索方尖碑。

巴兹男爵此前曾发动起义，企图打进巴黎营救国王，不过他们在旺代就被拿破仑镇压了。行刑这一天，他组织了四五百人准备劫法场。但在马车经过的每个路口，都设有路障和重兵。巴兹按照约定时间从人群中站起来，拔出剑来高喊道：“跟我冲啊，去救国王！”没有人响应他，于是他被淹没在了人群中。他的一名同伴被抓住了，被押上断头台当场处决。

监斩路易的是巴黎国民卫队队长桑泰尔，他举起手中的剑，下令行刑队击鼓，爆裂的鼓声停息之时，国王的头颅已经落地。刽子手提起头颅向台下展示，欢呼的人群一拥而上，争抢着用衣物蘸国王的血。

《刺客信条》还原的行刑现场

当天，丹东在国民公会兴奋地欢呼：“公民们！你们已经扔掉了自己的长手套，那就是国王的头颅。”

马勒泽布先生回到家乡，期望依靠天伦之乐减轻痛苦。他到家时，正赶上外孙女的未婚夫前来提亲。这个腼腆的青年名叫埃尔韦，是佩剑贵族的后裔。老人对他非常满意。当国王被俘虏软禁时，这个青年曾主动加入国王卫队，后来卫队被解散，他侥幸逃过皇宫大屠杀。

在大革命中，展现贵族身份是非常危险的事。在1793年的3月12日，这对新人在神父的祝福下秘密结婚。

巴黎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人不安。为了彻底摧毁旧宗教、旧习俗，让国民过上启蒙思想家们设计的、“符合理性”的新生活，革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疯狂的法令，用以推动轰轰烈烈的文化、社会大革命：

1.没收教会和流亡贵族的财产，烧毁房契地契。这符合卢梭主张的“公共意志”和边沁所说的“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2.神职人员必须向新法国宣誓，积极与爱国主义相适应，否则取消工资待遇，甚至判处死刑。

3.废除历法，月份改成了雾月、热月、霜月等气候名称。一个星期改为“最完美最方便”的十进制。十天都工作，没有周末。

4.废除各省古老的边界，全部改成符合数学标准的直线；废除货币，发行指券（支票）代替……

直到这时，马勒泽布先生仍未打算流亡国外，他甚至还去了一次巴黎，试图营救王后。在受到严厉警告以后，他仍然认为“我大不了就是一死”。

然而他还是低估了雅各宾派的残暴程度。1793年12月，马勒泽布被抄家，一家9口被关进监狱。

当时，革命政府宣布以“恐怖”为治国口号——连国王都可以没有证据就杀掉，还有谁不能杀？他们杀王后、杀贵族、杀教士、杀公务员；他们在广场杀人，在牢房门口杀人；他们“预防性杀人”、“恐吓性杀人”……马拉甚至提出要按比例杀人：“尽管这些行为很残酷，但都是正义的”。为了让鲜血尽快流走，郊区的杀人工厂甚至专门开凿了沟渠。

短短七个月内，马勒泽布先生和他的几位亲人被革命政府残忍地杀害，就连新娘未成年的弟弟也被杀了。年轻的新郎成了整个家族唯一的男人，却一夜白头。新娘找人画好了遗像，还患上了歇斯底里症。就在他们完全绝望的时候，罗伯斯庇尔倒台了——马勒泽布一家，只有4人幸免于难。

为了终结无差别的大屠杀，法国人把权力交给了杀戮能力最强的拿破仑……

1805年7月，拿破仑称帝后9个月，这对夫妇生下六第三个儿子，他们为这个孩子取名——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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