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作者｜芥末堆 宁宁

编辑｜芥末堆 天一

8月8日清晨，北京的上空开始落雨，起初的星星点点短时间内就变成了如注的暴雨。位于昌平区大东流村的“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也在经受着暴雨的冲刷。学校正中央教学楼的二层礼堂里，来自云南、贵州、内蒙古等边远地区的80位乡村女教师正在上课。这是一节讲评课，三位不同学科的学员教师先试讲，北京15中教导主任马东杰为学员做点评。

没几分钟后，班主任，也是农家女学校的副校长陈虎在教室四周走动，观察天花板。室外大雨仍然没有减弱的迹象，教室后面的一处天花板开始漏雨，雨水很快连成线，直直落到教室的地面上。陈虎慌忙找来三只水盆接着，随即又拿起拖把清理地上的水渍。 

这所偏隅在大东流村的农家女学校距今已建校20年，漏雨的教室也有十年之久。1998年，原《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谢丽华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著名作家冰心的女儿）一起创办，定位是专门面向农村妇女的非营利性培训学校。

截止去年，农家女学校已经累计培训了一万四千多名来自贫困农村的大龄辍学女童或妇女，为她们提供的培训1到6个月不等，内容除了计算机操作、速录、美容美发化妆、幼师、养老护理、餐饮服务、创业、市场经营等实用技能，还包括社会性别意识和公民意识、法律常识、诚信意识、社区意识、学习意识等综合素质。

2001年，因开创性地倡导妇女权益和法律原则，吴青获得知名的“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Ramon Magsaysay Award for Public Service)。她是该奖项的首位中国女性得主。

2003年，因创办农家女学校的努力，吴青被施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评为“世界杰出社会企业家”。但是，她自己却并不认为农家女学校是一个“社会企业”，因为“它的整个运作完全依靠外界的捐赠和扶持，还不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

从北京西站到农家女学校乘坐公共交通需要两个多小时，前来参加边远地区女教师培训的26班学员多是深夜抵达学校。最初，西站的繁华与村落里学校的简朴撕裂了女教师对北京的幻想。“失落”是学员刚来学校时的普遍情绪。来自贵州清镇的女教师金艳深有同感。

在8月12日的结业典礼上，她回想起刚来学校的感受时说道，“这次农家女培训可以说是我工作9年来参加过的培训中，时间最长、生活最差、住宿环境最差的，而且吃完饭还要自己洗碗。”到校后，看着眼前的环境，她忍不住把吃住的环境拍照发到了朋友圈，感慨一番。妹妹回她，姐你是不是被传销了？台下学员们笑成一片。

（农家女学校校园一角）

这确实是一座校舍、设施都极为简陋的学校。坐落在昌平区大东流村的农家女学校，偏隅于一条小路的一角，如果不留意，很容易就错过。学校里最高的建筑只有二层，其余皆为砖瓦房和平房。

但开学第一天，金艳对学校的印象就改观了。开学典礼上，校长罗兆红向学员们介绍学校的历史，“农家女的一切都来自捐赠。”机房里的电脑有爱尔兰大使馆捐赠的，也有微软公司捐赠的。教师办公室的储物柜是来自加拿大的捐赠。校园里的银杏、山楂和杜仲是中国科学院植物所捐赠的。甚至餐厅的餐桌、教室的窗帘都来自捐赠。

了解了农家女整个办学史的学员们这时才意识到，学校“办学相当不容易”。

23年前，在一次培训班上，谢丽华找到吴青，说起“想筹措资金，办一所让农家女学会自立的学校”的想法。吴青觉得耳目一新，回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冰心，随后得到冰心的大力支持。农家女学校的第一笔启动资金就来自冰心当时刚出版的全集的稿费捐赠。1998年农家女学校在一座破产的皮鞋厂上建立，成为一所经昌平区教委批准和区民政局注册的民非机构。 

资料显示，最早农家女的定位是为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和大龄女童提供短期技能和综合素质培训，涉及的培训技能包括计算机操作、速录、美容美发、餐饮服务、养老护理等。 

2000年，美籍华人，陶艺家储荟芸了解到农家女的办学情况后，专门赶做了106件陶艺作品进行拍卖，并把所得的32万元全部捐赠给学校，启动了“农家女助学金项目”，用以免费培训农村女性技能。

2002年，时任农家女学校校长找到美国通用电气医疗集团时任副总裁吴浣苓，想请她帮助解决已经掌握了打字、速记技能的农家女学员的就业问题。吴浣苓直言，公司里即便是做到部门总经理职位的管理者也没有助理、秘书，无力安排学员的就业。但吴浣苓同时认可农家女学校所做的培训的价值，于是发起了免费培训农村女教师的“火种计划”。 

（吴浣苓在边远地区女教师培训班结业典礼上发言）

吴浣苓认为，农家女学校培训的辍学女孩很有价值，但它只能改变个人命运或者一个家庭的命运，而受到培训的女性多数留在城市，很少再回到家乡。她想培养一颗能够回到家乡、为家乡带来改变的“火种”，影响更多人。教师成为她考虑后的最终方向。

2003年“火种计划”第一批女教师培训开启。截至今年已经持续16年，培训了999名农村女教师。金艳与其他79位学员所参加的正是今年“火种计划”的培训项目，为期20天。

让金艳和其他学员们对学校印象改观的地方还在于，尽管学校条件简陋，但前来培训的师资力量却不容小觑。学员课程安排表显示，培训师资要么是北京市重点中学的高级教师、教导主任，朝阳区和昌平区教研室的教研员，还有来自高校的博士。培训课程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教学和班级管理，还涉及心理学、女性健康发展、急救知识讲座、法律知识讲座等。 

丰富多样的课程体验，冲击着学员们旧有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思维，也同时冲击着他们此前的生活经验。一些曾经稳固的东西正在被打碎重组。 

“火种计划”所触及的是中国基础教育中最为薄弱的一块，边远地区女教师群体也是相对弱势的教育者，身处的教学环境简陋，学生学情复杂，工作压力过重。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一份《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6》显示，农村小学任教两门及以上学科的教师比例超过一半，小学和初中普遍缺乏“小科”教师，美术和音乐教师尤其紧缺。同时，城市教师参加市级以上培训的比例为81.3%，而农村教师只有62.23%，两者相差近20个百分点。此外，在备受关注的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中，乡村教师仍是弱势群体，高职称比例依然较低、收入较少、工作量大。

对很多学员来说，农家女学校的培训机会就像一场雪中送炭。

（边远地区女教师培训班学员正在上课）

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洛恩中学的杨雪梅与同校另外三名女教师一起报名参加了这个暑期培训项目，这是她作为特岗教师入职两年以来，第一次外出培训。与她一同来的另一位同事李文娟从教五年，这次是她第二次外出培训。

20天的培训时间里，杨雪梅和同事们很怕提及自己学校的情况。这所位于红河县洛恩乡的山里学校，全校只有一个汉族学生，其余都是哈尼族。怕提及的原因是，她们发现自己学校实在太“特殊”了。 

首先是硬件条件远远不及其他学校。学校里普遍存在大班额现象，一个教室少则五十人，多则六七十人，狭小的教室内一张书桌坐三个学生。因缺乏资金，教室内损坏的窗户迟迟不被修缮，大雨袭来时，任由雨水灌进教室。冬天学生们瑟缩着写作业让杨雪梅和同事们感到心疼。

学生的卫生状况同样令人堪忧。学校只有一处有水龙头，“无论春夏秋冬，全校八九百个学生都只能在那里洗头洗脚”。即便是教师也要到水池旁挑水到宿舍。没有热水供应，学生洗澡也成困难。 

学校没有会议室，办公室只有一间，其中的一半隔开给校长，另一半留给七、八、九三个年级的老师办公。不算借调走的老师，30位老师挤不下半间办公室，很多老师只得抱着成摞的作业到宿舍批改。说到这些困难处，四位老师忍不住掉下眼泪。 

而最让老师们无力的是学生的厌学情绪。两年前刚刚走进洛恩中学的时候，杨雪梅是心怀希望的，尽管学校条件简陋，但看到学生时，她觉得她能教得好。可真正开展教学后，杨雪梅才体会到困难超出想象。

学校里的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留守儿童，其中单亲和孤儿又占一半多。家里有哥哥姐姐外出打工的，回来带给学生的是外面打工染上的抽烟、喝酒的习惯。学业上的支持与鼓励几乎没有。而在当地风俗的影响下，多数学生初中毕业辍学后就早早结婚生子，或者外出打工，一个月挣一两千块钱。想要强烈改变命运的学生寥寥，学生学习动力极为缺乏。

杨雪梅说，班里甚至有一种怪异的现象，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会被其他同伴孤立，被认为是一个只会学习的书呆子。学生逃学现象严重。如果杨雪梅连续两节课叫醒一个睡觉的孩子，第二天他可能就逃学不见了。一旁的另一位老师苦笑着说，“我们那边的学生不想来的满山跑，追都追不到。”

教学的挫败与压力，学校艰苦的环境，让老师们身心俱疲。雪上加霜的是，有时老师还要背负当地政府部门转移的精准扶贫任务。李文娟说，2017年春季学期将要期末考试时，学校突然停课两周，要求老师下乡走访，了解贫困户的经济状况，一张一张填写表格。一个老师分两到三户，多的分到四户。老师们无奈却又无力拒绝。 

（结业典礼上，杨雪梅发言中）

在8月12日的结业典礼上，杨雪梅没有提及这些，她说得更多的是学生的状况和自己教学中的困惑。她反思在培训过程中慢慢意识到，之前对学生和家长的抱怨，不仅仅是他们的问题，自己也有很大问题。不够理解、包容学生，对学生还是不够耐心，有意无意中忽略了学生的诉求和想法。“我总是以为我认为对的东西，他们就会理解。有时候就把我的意志强加到他们身上。比如我觉得学习是好的，虽然成功不是只有这一条路，但它最捷径的一条。他们不认可。”杨雪梅反思，对学生的要求过多，鼓励和关爱还不够。 

但面对学校大环境和当地教育生态，杨雪梅时常又感到无力，身处其中，有些问题却无法改变。

她说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学校能有一栋教学楼和综合楼，能有一个厕所让学生洗澡，“教学方面，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她用近乎恳求的语气希望着，能有教育公益活动到学校，给学生们打开一扇窗户，让他们看见外面的世界，激起他们探索的欲望。 

怀有同样希望的还有来自红河州的另一所学校的乡村教师田洪正。她所在学校也是在山里，学生情况与洛恩中学很像，留守儿童众多，缺乏学习动力，甘于蜗居山里，过着父辈一样的种田生活。在结业典礼上，田洪正抢着发言，希望大家知道她，知道她的学生，希望能有公益项目走进学校，刺激学生，“用你们的锤子敲敲我们的井底，告诉这只青蛙跳起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这些最先看到外面世界的乡村教师回到学校，本身就成为了学生的一扇窗户。当带着外面世界烙印的老师回到当地，回到家庭，改变的可能不仅仅是学生，还有自己的孩子。

2006年，农家女学校开始做幼师培训。陈虎介绍，起初的动力是当时北京打工子弟幼儿园缺乏师资，又请不起公办园教师。园长找到农家女学校，想请其帮忙做幼师培训。尝试了一个班后，学校发现学员供不应求，还没毕业就被幼儿园要走了。后来，学校累积有40家合作园，开班数逐渐增加，面向招收的学员对象为16-20岁的农村女性。2016年开始，学员年龄放宽到40岁，培训周期三个月。

幼师班培训项目越做到后面，农家女学校越发现它的必要性。最早幼师班的多半学员会留在北京工作，但现在大多还是回到了家乡。回到家的学员不仅可以在当地乡村幼儿园带教，还能照顾自己的孩子，避免了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后来，该项目又增加了专门面向乡村幼儿园教师的短期暑期培训班，为期16天。 

（幼师班学员在上自习）

8月12日傍晚，农家女学校的两间教室内灯火通明，三三两两的幼师班学员安静坐在座位上自习。学员林静是来自湖南一个乡村的幼儿园老师，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结婚前她一直外出打工，像很多农村女性一样。有了孩子后她开始不再外出，在家照顾孩子。 

女儿小升初时，她突然意识到，家长在孩子的学习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甚至胜过老师。五、六年级之前女儿成绩中等，考上好的初中尚有悬念。一旦考不上，就要择校到昂贵的私立学校，学费一学期六七千，一年将近两万。这对于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教育负担。她开始关注女儿的学习，时常督促和陪伴女儿学习。六年级后，女儿的成绩赶了上去，顺利升入当地最好的初中。

后来儿子开始读幼儿园，林静找到一个去幼儿园带教的机会，“当时的想法是，去幼儿园上班，能更好地陪伴孩子，对教育孩子是有帮助的。”几乎没有任何学前教育专业背景的林静进入了当地一家私立幼儿园，从小班开始教起。 等儿子毕业读小学时，她又去小学做了代课老师，边教边学。每月一两千的工资在当地不算多，但在林静看来，“陪伴孩子是最主要的，赚钱是次要的。” 

从未外出接受过培训的她，经过当地妇联的推荐报名参加了农家女幼师班的培训。近两个月的学习过程中，林静发现，以前在幼儿园的很多教法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比如小学化教学。拿一两本教材教孩子识字和算数，在农村幼儿园是普遍现象。但如果幼儿园不教小学的内容，当地家长（大多是留守的老人）又会认为学校没有特色。

经过培训林静才更新了观念，幼儿教育以开发大脑为主，游戏、唱歌和跳舞是主要内容。也是来到了农家女，她才发现，孩子的早期教育很重要，是智力开发的关键时期。

她还有一个感触，父母带的孩子与老人带的孩子差别明显，老人不怎么管孩子。她曾要求班里学生把作业带回家让家长签字，但没有学生能做到。“他们只管孩子吃饱睡好就行，很多孩子玩手机看电视，老人管不了，也教不了。”林静说，如果是父母在身边，孩子学习遇到问题，即使家长不会，也可以上网查找答案，给孩子解答。 

但在农村，像林静一样在家陪伴孩子的年轻父母寥寥无几。

（幼师班学员在上舞蹈课）

唐芸是为数不多的留守在家带孩子的年轻妈妈之一。她来自广西一个乡镇，有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一岁，孩子出生后一直全职在家。这次也是经村里的妇女主任推荐报名参加的培训。

离开学校多年后，重新回到有早晚自习的学生生活，唐芸一开始有些不适应，尤其是英语的学习。当初报名参加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照顾自己的孩子，她还是坚持了下来。

同样地，近两个月的学习过后，唐芸发现自己以前教育孩子的很多做法是错误的，比如把自己的意志过度强加给孩子，过多限制孩子。孩子喜欢玩沙子，她一直以脏、有细菌为由坚决阻止。现在的唐芸觉得那是在扼杀孩子的天性。 

以前唐芸从未接触过钢琴，在这儿学习的两个月里，她能够看着谱子弹下完整的乐曲，对孩子未来兴趣的培养也有了很多想法。

坚持在家陪伴孩子，不外出打工，是唐芸结婚前就定下的目标。以前她自己就是留守儿童，整个童年缺少父母的陪伴。她暗下想，以后一定不会离开自己的孩子，不会让别的孩子喊妈妈、撒娇的时候，自己的孩子却没有妈妈陪在身边。这种失落的滋味她体味过很深。她理解父母，“那时候没有办法，家庭经济困难”，但坚决不用父辈的方式养育孩子，尽管家庭经济并不宽裕。 

培训完，唐芸还有另一种选择，像林静一样到当地幼儿园带教。距离培训结束还有一个多月，她暂时还没考虑太多。

对曾经没有机会外出学习的农村女性来说，农家女的培训机会给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延续这种可能性的是社会各界的捐赠和资助。农家女学校除了乡村教师培训项目外，还有养老护理和创业班培训。陈虎介绍，学校每年开班数在30个左右，因为教室和师资有限，不同项目轮流开展。学校运转资金来自捐款、筹款和基金会的项目资助。农家女学校官网的右栏醒目地展示着每月收到的捐赠明细。对一个只有9名全职员工的农家女学校来说，漫长的办学路上依然辛苦着却又被支持着。

芥末堆注：文中李文娟、林静、唐芸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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