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企合作侧记：风口之下的复杂实验

（Photo by Avel Chuklanov on Unsplash）

作者｜芥末堆 东瓜

排版｜芥末堆 空缺

当我们关注孩子的学习环境，期望用新的教学方式培养他们的创新力时，却没有多少人关注过教育者的学习环境、企业进校的真实场景与迭代。

公立校教师，这个被视为触及孩子最后一公里的群体，在招考制度改革与素质教育大力提倡的语境下，正在经受着极大的压力，甚至质疑。

而随着校企合作的展开，另一波教育者——教育企业课程设计师们出现在人们眼前，然而，“不懂教育，不了解教学需求，课程像说明书”等标签也被带了出来。

距离大力推动素质教育、课程改革已过去数年，校企合作在这其中改变了什么，又暴露了什么？

酱酱老师的工作室最近通过渠道商接到了一个北京优质中学的师资培训订单。从海外教育学留学归国的她自2014年就开始研究STEAM、PBL（项目制教学）与创新的课程设计，此次接到这个任务兴奋了很久。

这毕竟是一所名声在外的优质中学，渠道商对接的讯息告知酱酱，这所学校将派出各学科、学段老师共20名，用两天的时间学习PBL教学。老师们跨学科了，又跨学段，普通学校只派出信息技术教师接受培训，而这所学校居然让全科教师参加，一切条件看起来都那么适合项目制教学，又那么锐意创新。

酱酱计划为这所学校定制设计一堂师资培训课，课程主题为“帮助学校设立未来分校”，她准备将在场老师分出数个小组，比如负责宣传策划的、负责商业计划书的、负责信息技术方向的等，让每位老师都能参与进这个项目来，通过一天半的项目制体验工作坊让老师们真实感知何为PBL，再用半天的时候复盘拿出成果。

然而，当酱酱的团队赶到北京，渠道商给出了新的讯息，前来上课的教师有40人，且全为语文老师，其中还有仅一个月就要退休的资深教师。

（Photo by Štefan Štefančík on Unsplash）

不出所料，课程进行的第一天就极为不顺。这堂课所有环节都需要在线进行，但教师口中一直未露面的领导却要求7至8人共用一台电脑，而组别也已经被领导分好——全部基于教研组分组。如果7至8人共用一台电脑，那么必定有教师始终居于旁观者角色，无法参与。酱酱只好拿出团队自备的两台电脑，在场部分教师也拿出了自备电脑，让分组人数降到了4至5人共用一台电脑。

好不容易解决分组问题，她准备的PBL课程又遭到了冷遇。在场的老师并不配合，有的直言质疑，有的则选择冷处理，全程看手机。

第一天“尴尬的”师资培训结束后，酱酱回到住地考虑许久，决定推翻之前准备的课程，重新根据语文老师的需求来上第二天的课。

“老师们，你们觉得语文学科需要PBL吗？”酱酱问道。今天的课程，她准备带着老师一起探讨这些年的感受，重新找到这些语文老师们的需求点。

“酱酱老师，你这样就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今天学的就是PBL，你问我们需不需要。”一位语文老师把酱酱喊道跟前来直接说了出来。

其他几位教师更是直言：“领导让我们来我们就来上，我是不觉得语文需要PBL。”“我对师资培训没有任何期待了。”

遭受质疑，酱酱后退了几步，离开了老师们的强大气场，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话毕，老师们咄咄逼人的气场渐渐弱了下来。课堂的控制权又重新回到酱酱的手里。“我其实也是在向他们示范，一个反思型的教育者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找到需求。”酱酱说。

“同样的课堂，老师们的反应就可以逆推学生们的反应。”酱酱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酱酱尝试和教师探讨需求。她也发现，起初她设计课程基于的是课程目标，和她的团队认为语文重要的部分，比如实用性的阅读与写作，逻辑等等。但是教师们认为更重要的其实是精神境界，文学性，以及高考考察的地方。

当教师们开始思考需求，这次的师资培训课渐渐步入正轨。课堂上，教师们分组进行了课程设计。

酱酱印象较深的是论语学习的组。在她的引导下，教师们转换视角，把论文学习这件事转换成学生感兴趣的内容：“看孔子与他的弟子是如何互怼的。”以此进行，论语学习的内容不再是之前课堂上的通读，了解，背诵，转换成让学生去了解这个问题，通读细读了解语法后，引导学生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他为何要怼学生，甚至去探讨教师有没有资格批评学生，有没有权利批评学生，学生如何看待教师的批评。

“这也是从当时老师的需求与思考入手的。”酱酱说，在论语组内，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语文教师，他觉得现在风气不好，教师没法批评学生，一批评就可能遭到投诉，工作难以进行。“这些思考就可以融入语文学习中。”酱酱说。

在最后的展示环节，那位五十多岁的语文老师拿着写字工整的笔记本给酱酱看，对她预先说起了一会要去演讲的内容，表达起来思路清晰。“我还是很感动的，第一天的时候，这位老师一直冷反抗，全程都在看手机。”酱酱说。

在采访中，酱酱道出了目前师资培训的三个痛点，其一就是提供课程方拿不到教师的真正需求，接到任务时往往中间还隔着校领导，中间商等数层，真正上课时很可能对教师意义不大；其二则是目前新概念太多，教师往往还没有消化旧概念就要应对新的，很容易产生混淆，甚至对学习抵触；其三则是校内内部矛盾也可能让师资培训的讲师背锅，遭受质疑。“当时我们上课时，那位还有一个月就退休的老师一直说，肯定是XXX收了钱，做这样的师资培训。”酱酱老师感到无奈。

事实上，像酱酱这样愿意为学校定制师资培训的工作坊并不多，这样的定制师培也只是公立校师资培训里占比极小的一部分。教师们听到的大部分是以专家讲座和观课为主的培训。

在那场师资培训里，酱酱也发现，不少教师是带着作业来听课的，一边听一边批改。课程结束后，相熟的教师和酱酱透露：其实老师们已经连续两个甚至三个星期没有休息了，酱酱的师资培训课在后面，在此之前，教师们已经经历了不少专家讲座的轮番轰炸，学习体验并不好。

(Photo by Trung Thanh on Unsplash)

在师资培训上收获的效率不高并不是这一位教师的心声。

“现在每周的周五就是我的培训日。”在深圳市某公立小学执教的刘老师说。据她透露，她们每年要求接受72节师资培训课，几乎每个周五，刘老师都要把时间空出去听课。

“但是老实说，这么多场听下来，让我记忆深刻的课都是前几年的一节了。”刘老师直言。在几年前，刘老师曾听过一堂关于电影化教学的课程，届时她也正在做课程与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等的结合，听完之后感觉有共鸣也有启发。“其实老师去听的大多还是混个课时，讲的东西多半挺无聊的，都是专家讲座之类。”刘老师说。

在讲述中，芥末堆了解到，“混课时”的原因也是多元的。首先每位教师对于自己课程的把控性很大，不同教师的需求都不尽相同，其次师资培训的课程又各有差异，从培训基础技能（粉笔字板书练习）到理论层面的讲座都有，但要把一个理论或者一个实践讲透，一个课时又远远不够。因此，每位教师真正能用上的东西很有限。硬性要求的课时量与收获不对等，教师的期待值也慢慢下降。

撇开基础的师资培训课程，不少新理念、教学法课程也是随着校企合作进入学校。像这样的课程，因为没有专科教师，或者校方研发成本大等问题，不少学校更多地倾向直接购买企业服务，让企业教师直接进学校授课。少部分学校则会选择引入课程，让自有教师经过培训后授课。

(Photo by Jelleke Vanooteghem on Unsplash)

这其中，矛盾也由此产生。

阿亚曾经的身份是国内数家知名硬件品牌的代理商。他的初衷是想做优质的创客教育内容，但在当时，内容创业是很难运维下去的，阿亚不得不借助各类创客类硬件，通过设计与硬件结合的创客课程进入学校。而慢慢地，硬件商对他的销售额要求越来越大，甚至一年翻了一倍。他也开始发现，公司的运作渐渐偏离初心，慢慢地课程就为硬件销售服务了。

据阿亚透露，当时他的情况已经算好的了。因为硬件进入学校时如果没有教材，学校很难将硬件使用起来，所以学校对于教材的需求甚至可以成为硬件进入的门槛。“那个时候有的代理商为了进校，听说要教材就说‘有的有的’，其实根本没有，然后连夜写出几节课，第二天就给你出一版教材，就是这样的东西。”阿亚面露难色，话语背后还隐藏更多的苦衷。在他看来，虽然当时公司的营收做得不错，但并不是他所追求的创客教育，过了几年，阿亚就离开了那个身份。

企业教材进校并不只被代理商质疑，也经常遭受学校的“不看好”。

顿老师是深圳某公立小学的英语教师，在她的执教经历中，教研组曾用大量时间研究过自然拼读法，对比了多家出版社和企业的教材后，选择了海外的教材。

“当时国内企业也有给我们看教材，但是在教材编写逻辑上并不适合我们学校。”顿老师直言。她解释道：“这家企业编写的教材逻辑是把同一类型的词放在一页上，一页就只教一个知识点，每个知识点是割裂的，而当时那套国外的教材会把相似的知识点放在一块，更加关注知识的关联性，思维方式不同。”

(Photo by Jason Leung on Unsplash)

虽然国内企业更接地气地把PPT、教学资源、教具甚至进校教师都全部配套，但最后这所小学购买的依旧是国外的教材，只小额采买了这家企业的教具。

“其实教具用起来也不方便，一整套26个字母在寻找上花费时间，这比较适合早教机构，我们学校班额大，还是有点麻烦。”顿老师补充道。

这件事也表明，一所机构的课程想同时在数十所学校用上，且真正占据课时并非易事。在公立校里，一般一个区推广进入正课的课程大部分还是区内教研员与各教研组联合研讨所得。企业与公立校暂时还隔着一层，并不真正了解每所学校的具体情况。

“像我们现在如果有课程要去多所学校试点，最开始要关注的是基于学校的什么学情设计的，因为每个学校需求都不同，在课程教学法上甚至要归根到理论，其实要求还是很高的。”在深圳福田区某公立校任教信息技术科目的施科谈到。而对于目前处于风口的编程、STEAM等科目，施老师也表示或许在市场上看很大张旗鼓，但在校内，其实是有“结界”的。

“如果是企业培训教师教学，其实一个学校最多一个教师去做这件事，其他的人都不清楚、不参与。”施老师坦言。而在他看来，不少明星教师也主要是相关企业扶持出来，在教研方面与企业方关联度反而更深。“但是现在这类科目的师资力量是不够的，学校还是倾向于直接让企业进校授课。”施老师说。

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刘老师的学校，近年来，该学校的科学课就采用了企业的授课服务。企业固定教授一个年级的科学课，随着年龄更替，每个孩子在这个年级都能上到课程。

即便问题重重，但当校方与社会机构增加联系后，起初的壁垒正在被慢慢打破。

在采访中，施老师透露他正在运营一个名为T+的公立校教师社群，期望能成为公校教师学习的第三空间。而在社群的签名上有这么一段话：“T+社群关注教育技术与教育创新，旨在提升教师的创新能力，完善职业发展，应对未来的教育变革。”基于此，这个社群的几次活动的内容也是组织教师探访科技企业或者教育科技企业，并与对方的教研团队开展座谈会。

而致力于研究PBL等创新教学法的酱酱老师，也正在以非营利型社会企业的角色通过师资培训搭建国内教师的模型库。她期望从痛点中更了解教师的职业发展需求，提供更精准的、又可模块化的师资培训服务。

离开代理商岗位的阿亚也投入了正统课程设计研发的怀抱。“我还是以课程设计爱好者自居，还担不起课程设计师的名头。”阿亚在采访前介绍自己时不好意思地说。这个周末，他针对教师群体设计的编程课即将开始第一期试课。他透露，这堂课不再只是教授软件功能或者编程技术，而会让上课的人学到编程教学的逻辑，甚至了解到产品的设计哲学……

企业进校是一条漫长的路，从企业生产产品到经销商，到渠道集成商，再到校方，然后可能要经过校方的三级决策才最终落到教师的手上。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后，教师还要经过数天至数十天不等的师资培训和教研准备才能让课程真正落到学生身上。

风口之下，这是一场复杂的教育实验，但愿意在这条链接里持续出力的也是真正热爱教育的人，只有当链条的每一环都慢慢打通，升级，甚至产生多维度沟通链条后，教育创新才会像被打通任督二脉一样产生真正的效力。

路依旧漫长，融合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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