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辉| 论指定监视居住

李耀辉律师法耀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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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指定监视居住

李耀辉

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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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耀辉律师

不了解监视居住者不要轻易评价它，了解了监视居住者才知它不可轻易评价

——李耀辉

“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良民亦罹其害“。

——沈家本

作者|李耀辉

TEL：177 1711 7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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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拘留和逮捕是最为常态的羁押措施，而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在羁押率居高不下的当下，对于嫌疑人来讲乃是“奢侈品”。

作为替代性羁押措施，监视居住的地位最为尴尬，2013年刑诉法修订过程中，有过对监视居住的存废之争，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但又鉴于监视居住在整个强制措施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对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进行改造。

2013年《刑诉法》第七十三条，亦成为监视居住条款，进步意义在于限定了指定监视居住的范围，退步意义在于这是秘捕条款，是可怕的魅影。指定监视居住一旦遭到办案机关的滥用，危害远远大于在看守所的拘留逮捕。

有一种监视居住，如果可以轻而易举的免费享受，这往往意味着他/她宁可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地想待在看守所，也不愿享受这种免费的指定监视居住，这是因为办案机关在利用指定的“居所”办案，既可有足够的便利、封闭条件获得嫌疑人的口供，阻碍律师会见，又可以弥补侦查羁押期限的不足，比如拘留30天，再加上批捕7天，逮捕2个月，对于破获像涉黑犯罪案件，时间远远不够，这个时候监视居住就是很好的过渡性强制措施。

就我曾办理过一起涉黑案件说，在专案组立案后，就对涉案的几个嫌疑人以某一罪进行指定监视居住，在监视居住期间侦查人员斗智斗勇，获取了足够的证据，然后选取另一罪拘留送看守所，我的当事人被监视居住期间，遭受了刑讯，生不如死，视看守所为天堂圣地，日日夜夜想着去看守所。

在指定的监视居住场所，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被限制，自由选择诉讼角色能力消失，供述的自愿性也不再具备，反映在讯问笔录的内容也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签字实属违背其个人意愿。

一旦变更羁押场所到看守所，相对指定的监视居住处所相对要好的多，看守所的管理和设置给办案人员制造了很多障碍，嫌疑人的自由选择诉讼角色的能力逐渐恢复，反映在供述笔录上，其可以在铁栅栏一边向另一边的办案人员摇头，拒绝签字。

现行《刑诉法》明晃晃地规定了指定监视居住，有两种适用情况：一是对于嫌疑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没有合法住处，可以指定监视居住；二是嫌疑人所涉嫌犯罪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案件，办案机关认为在住处执行监视居住有碍侦查的，也可以采取指定的监视居住强制措施。

第一种情况，很容易遭到滥用，嫌疑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有合法住处，仍然采取指定监视居住，名义上在宾馆执行，但实际上这个宾馆是专门办案所长，并不具备生活条件，嫌疑人一直坐在铁椅上，保持固定的姿势，属于变相羁押。

我就曾遇到过，有的办案单位为了对嫌疑人指定监视居住有法可依，就通过指定管辖，将案件指定给嫌疑人居住地以外的其他地方，这样对于嫌疑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没有合法住处，可以指定监视居住了。但实际办案的仍是由嫌疑人居住地的办案单位侦办。

我曾办的一起诈骗专案，在某地两家看守所找遍了，也没有见到人，我分析有两种可能，一种被指定监视居住，另一种限制律师会见。经打听，果然人被指定监视居住了，法律规定了公安机关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或者办公场所执行监视居住，这个案子人被关在某宾馆培训中心，其实就是行内人所说的基地，外面挂一个牌子叫做某宾馆培训中心，不对外营业的，而且与看守所一墙之隔。

第二类犯罪案件毕竟不常见，但是什么是有碍侦查，办案单位说了算。还规定无法通知家属的可以不通知。以致使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以法律的指定监视居住条款大行其道，不问是否符合指定监视居住的条件，不顾法律的规定一律不通知家属，也不管是否属于法定两类犯罪案件，随心所欲，对嫌疑人采取了指定监视居住，不仅嫌疑人的身家性命不保，供述自愿性面临危险，而且指定监视居住不通知家属，变相剥夺律师会见权，嫌疑人无法获得律师的帮助，致使嫌疑人陷入孤助无援的境地，办案机关顶风而上，意欲明显。

我们在办的一个案件，当事人被指定监视居住，虽给了家属通知书，但没有告知指居的居所，办案人员拒不透露，还反问有哪个法律规定了要告诉家属居所住址，这明显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不言自明的问题还需要法律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出具给家属的通知书就有执行指定监视居住的住址一项，为何不写明？

所以说指定监视居住还不算最可怕的，最恐怖的是指定监视居住后不通知家属，嫌疑人去向成谜，从此人间蒸发了，家属不知道在哪里，律师无法会见，从此嫌疑人与世隔绝了。

很早以前的一个外地案件，嫌疑人在无法批捕的情况下被指定监视居住了，一不通知家属，而不告知涉嫌罪名，更不透露案情，律师无法会见，最难以理解的是下级办案机关违法办案，上级机关袒护下级，使得嫌疑人家属告状无门。嫌疑人家属辗转省市党委、人大、公检法，甚至害怕向相关机关投诉会惹怒了办案机关，滥用司法行政权，害怕变本加厉。

指定居所往往完全与外界隔离，采取近似监禁的方式来进行“监视”，话说监视，实为逼供，其强制程度与羁押强制措施无异，与监视居住本意大相径庭，实际上就是以监视居住之名，行羁押嫌疑人并运用刑讯手段逼取口供之实。

指定监视居住很容易演变为变相羁押，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行监督的规定》规定了，指定的居所应当具备正常的生活、休息条件，与审讯场所分离。

最高检规定指定的居所应与审讯场所分离就足够了？显然对实践中违法指定监视居住的现象认识不足，我确实遇到很多指定监视居住与审讯场所分离的，指居在宾馆，审讯借用附近派出所，但同时刑讯与审讯也分离了，在宾馆严刑逼供，在派出所正常审讯。

法律规定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或者办公场所执行监视居住，但实践中都在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表面上是宾馆，但不对外接待，或美其名曰什么宾馆培训中心，其实就是审讯的基地。

真正做到指居与审讯分离，就要由第三方负责监督执行。法律规定了公安机关决定监视居住的，由被监视居住人住处或者指定居所所在地的派出所执行，但同时又规定办案部门可以协助执行，必要时，也可以由办案部门负责执行，派出所或者其他部门协助执行，可想而知，实践中往往是办案机关在执行或者指导，派出所或者雇佣的保安只是协助执行看管。

还有一点对指定的居所应与审讯场所分离认识不足，一旦在指居场所发生刑讯，辩方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控方只是提供审讯场所同步录音录像作为挡箭牌，拒不提供指居的视频录像，要么说坏掉了，要么时间太久覆盖了。控方拿着审讯录像作为侦查机关合法取证证据，殊不知，讯问笔录是在审讯前在指居居所刑讯逼供下模拟演练后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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