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移动界面出发理解传播： 论新媒介时代移动界面传播的三重属性

三、新媒介时代移动界面传播的三重属性

一般而言，“技术现实主义”（technorealism）主张技术有其自身特性，然而技术仍然需要被放置在社会文化的脉络中使用，因而，技术应用应被视作技术特性与社会文化互动的结果。有鉴于此，对新媒介时代下移动界面传播属性特征的认识也需要从多维度进行审视。

（一）作为媒介体验的移动界面传播

界面的起源与发展最为直接的动力无疑是技术这一因素。对此，有学者断言：“界面发展是由技术发展推动的，从身体运动到语言符号，从影像到虚拟现实，技术无处不在，并且决定传播活动的成败。”[15]从此意义而言，界面的首要属性便是其技术和工具属性。

在人类文明史上，媒介技术被视作是人际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资源，具有“连接”的基本功能属性。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媒介即连接”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媒介即连接’的本质在于挖掘、处理、运用传播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并提供与之适配的内容和服务，从而增强媒介与人与物的连接”[16]。

除了基本“连接”功能以外，近年来，“体验”也成为了考察并理解人与媒介技术关系的另一个重要面向。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彼得·赖特（Peter Wright）指出，人在媒介技术的“体验”中，实际上揭示了人如何与媒介技术共同建构生活的世界，正如他们所说：“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之中，也就是在‘技术的体验中’是充满着潜在的开放性的，是一段永未完结的共构过程。如何挖掘、认识这一潜在性就成为了藉以认识人与技术之深层关系的重要关键。”[17]在传统时代中，我们更多地是将媒介视作一种工具物，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更多地探讨其工具性影响。然而，这样的认识稍不留意就容易陷入媒介“技术决定论”的窠臼，或者说，容易导向简单的“技术决定论”的化约思路——无论是社会的，还是技术的，其结果便是阻止了我们进一步探究技术与人之关系的复杂性。因而，如何舍弃这种传统的技术工具观，并尝试从新的路径去看待技术物的特性，显然，需要我们引入一种更为中立的分析视角。

近年来，媒介技术的“可供性”（affordance）这一理论概念便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被提出。“可供性”理论概念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说，近似于伊恩·哈奇比（Ian Hutchby）所提出的“行动转向”。[18]这种“行动转向”坚持将关注焦点转移至人与媒介技术遭遇的情境中所产生的行为和互动体验上。正如有学者所说，行动的转向“就是要将问题转向人们在技术之中的体验，这样的体验一方面指向了技术物的特性，另一方面也同时揭露了行动与互动的本质及可能的转变。在这过程中，我们得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探讨人与技术之关系，或是说，探讨技术物及其可能的可供性在人们的生活场景之中所扮演的角色”[19]。

“可供性”作为一种采纳主体间性立场的理论资源，主要用以说明行动取决于环境提供的可能性，或者说，物所具有的特性提供了行为的某个范围之可能性。之所以说“可供性”是一种具有主体间性立场的理论资源，是基于“可供性”不存在于行动者的主体经验之中，而是存在其行动可能之中，行动者与环境之间的行动对应，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换言之，“可供性”强调的是行动者与环境之间存在的行为对应、互动关系，这种相对关系也会影响行动者之于环境的行为。正如有学者指出，“可供性”呈现是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非主体亦非客体的一种共构共存状态。[20]“可供性”所具有的同时指向物体与行动者的特点，使得其在讨论信息技术时就成为了强而有力的分析工具。[21]近年来，随着以数字技术、移动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介时代的到来，“可供性”这一概念也逐渐“被应用于探讨信息技术对具有特定感知和技能的行动者而言所具备的行动之可能”[22]。为此，潘忠党提出将新媒介时代媒介技术的可供性（简称“媒介可供性”）划分成了三个维度，分别是信息生产的可供性（production affordances）、移动可供性（mobile affordances）和社交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s）。[23]

借助“媒介可供性”这一理论资源可以对作为媒介技术的移动界面展开进一步诠释。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选取其中的移动可供性来举例说明。首先，可携带是当下所有移动界面具有的移动可供性之一。比如，智能手机这一移动界面就如同人们的“衣饰”一样，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基本装备，甚至成为人们的“第二道皮肤”（the second skin）。借助无处不在的移动通信网络和无线网络，人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实现媒介消费。另外，可定位性是移动界面具有的移动可供性的另一重要特征。当下，移动界面为主体提供了基于位置的服务功能。在移动传播时代，一方面，由于媒介使用不再固定于某一地点和场所，媒介的“去位置化”和“去场所化”特征得到进一步彰显。另一方面，随着移动通信和网络技术、全球定位系统技术等新媒体技术应用的普及，媒介的地理属性重新回归，位置媒介的重要性得到凸显。例如，当下备受年轻人喜爱的数字音乐移动播放器这一典型的移动界面便是一种位置媒介，人们借助其内置的定位功能，可以寻找身边的好友、发现和你收听相同歌曲的陌生人，甚至还可以查看其歌单、了解其音乐品味，从而实现基于位置的音乐社交和服务功能。

（二）作为社会过程的移动界面传播

席尔瓦（Adriana de Souza e Silva）曾对界面做过这样的界定：“界面是一种传播中介（communication mediators），它向互动的双方呈现信息，并以此增进双方之间的了解程度。”[24]尼古拉斯·盖恩和戴维·比尔两位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这一定义中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在曼诺维奇的‘文化交互界面’的框架下发至而来的——后者主要关注的是构建交互界面和其使用的技术结构——而是基于‘社会交互界面’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审视交互（移动）界面如何与其操作环境相互联系，以及如何形塑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25]。正如上述几位学者所言，理解移动界面最佳的方式是避免将其孤立地看作“散布的技术”，而是将它们视作是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与更深层次的社会过程密切相关的一个媒介化载体。

从作为社会过程的角度来审视移动界面，首先，移动界面促使传统的时空逻辑在新媒介时代发生了重构和再造。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曾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强调，以多种传播模式之数字化与网络化整合为基础的“新沟通系统彻底转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向度：空间与时间”[26]。而移动界面作为卡斯特所说的“新沟通系统”的典型代表同样也不例外。

不妨再以数字音乐移动播放器这一移动界面来举例说明。从时间维度而言，众所周知，在数字技术发明以前，人们对于音乐的消费往往是基于线性时间逻辑的。然而，随着数字音乐移动播放器的出现，这种线性时间逻辑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一方面体现在，主体可以在任何碎片化的时间，如通勤、逛街、健身，进行在线或离线的音乐消费，同时还可以借助数字音乐移动播放器上各种控制装置对实时播放的音乐进行暂停、停止、切歌、快进或后退等操作；另一方面，数字音乐播放器中存储的音乐数量不仅是海量的，而且在时间层面来看，它是一种可无限膨胀和爆炸的“数字化时间”，体现为一种非线性的、向前绵延的、随时可逆的时间表征，正如卡斯特所说：“在网络社会中，线性的、不可逆转、可以量度、可以预测的世界正在遭遇挫折。”[27]反而，“限制人们拥有这种时间的其实是人类自己的身体的限制，毋宁说是自己生命结构的限制，是我们人类每天只有24个小时”[28]。从空间维度来看，其一是数字音乐移动播放器的应用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聆听自己喜爱的音乐。具体来说，数字音乐移动播放器作为一种移动界面，它随着主体的身体移动，实现了其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的自由穿梭和彼此渗透。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某一特定空间形式对于音乐消费活动的束缚。其二，由于计算机界面所普遍具有的“同延性”（coextension）特征，数字音乐移动播放器开启了音乐世界在空间维度上无限延展的可能性。具体而言，从物理形态上来看，物质性的计算机界面当然是有限的，“它有固定的面积和框架，但是因为其背后联系了互联网空间以及不断被优化的硬件（比如内存容量不断增加的硬盘），所以在计算机界面中运作的任何程序和页面都有无限延伸的可能”[29]。落脚在数字音乐移动播放器上，我们通过其播放界面点击任何一首歌曲，它都能够以超链接的方式连接到更多数量的歌曲，这种音乐数量会网络空间中无限度地增长，换言之，数字音乐移动播放器是一种层叠构成的网络空间，每一首音乐仅是这个空间中的一个构成节点，不同节点又以特定形式彼此联系，结构了一个巨大的“音乐库”，从而开启了一个没有尽头的“音乐世界”。

其次，移动界面进一步使得传播过程中的传受关系发生调整。界面作为“第二媒介时代”下衍生出的一种新兴媒介，在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看来，它是“人类与机器之间进行协商的敏感的边界区域，同时也是一套新兴的‘人-机’新关系的枢纽”[30]。这里的“人-机”新关系毫无疑问指的就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去中心化的非线性关系。而随着移动网络时代的到来，以及上面所提及到的传播时空逻辑的进一步重构，通过移动界面所建立的传受关系正在从过去传统时代的线性关系向新媒介时代的非线性关系转变。正如有学者所言，传受双方依托互动界面，围绕信息所进行的互动，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单向传输的传播机制，让受众参与到对信息内容的反馈过程中。正因如此，界面传播的核心在于构建新型的传受关系。[31]

最后，移动界面成为主体编织社会关系过程中的重要“节点”。长久以来，在传播研究中，“技术物”都处在一个极其边缘的位置。换言之，传播学者将“技术物”当成文本进行媒介社会学研究，并未将其置于一个关键位置。直到近些年来，以媒介化取径（mediatisation）、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研究范式试图扭转过去重媒介文本、轻“技术物”本身的尴尬局面。此外，除了以拉图尔等人为代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德国学者安德里亚斯·海普（Andreas Hepp）、威廉·米歇尔（William J. Mitchell）两位学者也将“媒介”立基在不同技术所容许的传播或沟通网络之上。安德里亚斯·海普将报纸或电视视作“生产的媒介传播”（produced media communication），其特点是由高度化的组织提供特定内容，并在传播过程中连接数以万计的社会个体。相比之下，以移动电话为代表的传播则是基于“交互的媒介传播”（reciprocal media communication），其特点是强调一对一、互动且超越地域、空间限制的人际关系的连结和维系。[32]同时，他还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探讨媒介技术作为“技术物”，如何在传播或沟通过程中构成网络，并进而成为建构特定社会关系的“节点”。与安德里亚斯·海普的观点类似，威廉·米歇尔同样指出，“数字设备鲜有独立运作，而是通过传播渠道彼此相连”[33]，它们由此而形成了今天渗透进日常生活中的数字网络。从威廉·米歇尔的这一说法中不难看出，数字设备的连结性使其无时无刻不处于彼此关系网络的相互衔接之中。循着以上两位学者将“技术物”视作建构特定社会关系节点的论述思路，新媒介时代的移动界面作为一种“技术物”，已经成为主体编织社会关系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也就是说，基于移动界面本身连结性基础之上所构成的传播或沟通网络，以及其稳固的连结关系，在日积月累的媒介消费过程中被重构成为编织主体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节点”。

综上认为，移动界面“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人的工具，而是人与世界的一种根本性联系”[34]，它除了具备技术功能属性以外，还具有了某种社会关系属性。

（三）作为意义实践的移动界面传播

近年来，随着媒体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界面在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正如周宪等人指出：“界面既是新媒体时代各种文化意义交往、实践、传播与消费的平台，也是人机互动、文化展演的动态空间；作为一种技术装置，界面文化不仅改变了文化表征的方式、文化生成的过程，而且改变了当代文化的格局，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与文化观念。”[35]因此，我们似可认为，虽然移动界面诞生的机制是技术性的，背后蕴藏的主体关系是社会性的，但是如果过度强调界面的技术性和社会性，就容易忽略界面在文化层面的深远影响。

按照彼得·卢南菲德（Peter Lunenfeld）的说法，当代各种不同的新媒体形式皆具有一种“混杂”（hybird）的特性，而欲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此特性，不仅要探讨技术面向的议题，更应将其视为一种文化议题。[36]与卢南菲德想法大体一致的还有金吾伦等人，他们同样认为，“电脑、因特网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作为工具的技术，它们已经造成了人们新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因此，我们要以极大的热忱接纳新技术，同时更要充分注意到此技术更深层的文化涵义”[37]。结合以上几位学者的说法，在当今的新媒介时代，关于“移动界面传播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就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换言之，移动界面除了具有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外，我们也应该将其视作一种文化议题，或者说，从更为宏观的文化层面来对它进行更为全面地审视和观照。

事实上，关于界面传播作为文化议题这一点，美国学者斯蒂文·乔纳森早在上世纪末就提出了“界面文化”这一论断。在斯蒂文·乔纳森看来，“相较于后现代文化和美学形式，界面文化是我们的时代中最重要的文化形式”[38]。如同他自己所讲的那样：“简而言之，（界面）这个词是指形塑用户和计算机之间交流的软件。界面就好像译者一样介于两者之间，并使得双方彼此理解对方。换句话说，界面操控的关系是语义学层面的，它体现为意义和表达而非物理力量。”[39]由此不难看出，斯蒂文·乔纳森的言外之意便是说，界面传播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创造意义的体现，而这种意义的生产则是通过技术的运用而实现。

里维·曼诺维奇（Lev Manovich）呼应了斯蒂文·乔纳森将界面视为一种文化的界面这一观点，并把这一观念拓展为“文化界面”（culture interface）。[40]在里维·曼诺维奇的眼中，自计算机发明以来，“人-机”界面不断地从一种技术性的存在向一种文化性的存在发生转换。也就是说，他谈及的“文化界面”或“人-机”界面即“计算机如何呈现文化数据并允许我们访问这些数据的方式的界面”[41]。此外，里维·曼诺维奇还透过梳理“人-机”界面的意涵来进一步阐释“文化界面”的本质。在他看来，“人-机”界面可以指代用户与计算机之间的互动方式（例如透过屏幕、键盘、鼠标等），也可能是指计算机界面所使用的隐喻（例如文件、文件夹等），还有可能是指用户执行命令的方式和手段（例如复制、粘贴、删除等）。从计算机的发展来看，计算机一开始被视为一种用来生产文化内容的工具，它所生产的文化内容可被储存在适当的媒体（诸如印刷媒体、电影等）之中，或者透过这些媒体将这种文化内容传播出去。直到上世纪末期，随着因特网的发展与普及，计算机不再仅仅是一种生产工具，而是变成了一种媒介机器，也就是说，计算机不仅作为创作之用，更可用来储存、传播甚至连结其他媒介。因此，当我们使用计算机时，我们不仅是与计算机的“信息维度”进行互动，我们更与所有以数字形式表现的文化资料（文化形式、符码、程序、数据等）为代表的“文化维度”进行互动。换言之，当我们“在使用计算机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与机器交流，还是在于更广义的文化进行交流——即使这种文化是以数字形式表现的”[42]。正如有学者指出：“界面是‘文化主义’的行为，也就是说，与程序、数据打交道，处理它们并达成一定的目的，这是一种‘活生生经验’的生成。”[43]

事实上，除了界面本身以数字形式表现的文化资料构成了界面的文化维度以外，从某种意义而言，界面本身也是一种符号和美学形式的体现。弗莱德·内科（Frieder Nake）和苏珊娜·格拉波夫斯基（Susanne Grabowski）认为，早在上世界计算机问世之后不久，界面便已成为可以媲美广播、电视的流行媒介。这一普遍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人-机”界面“作为大众文化审美现象在全球文化中获得了也许是前所未有的重要性”[44]。除此以外，在弗莱德·内科和苏珊娜·格拉波夫斯基看来，符号学是耦合用户与计算机这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之间相互协调操作的关键，更准确地说，这两个系统之间是通过作为符号符具的界面进一步耦合起来，正如他们所述：“一个系统的输出值被其他系统所感知和解读，只要这两个协调运作，它们就是在从事符号处理。用户则根据他的解读和个人喜好来观察着屏幕并采取新的举措，屏幕对他来说是个复杂的符号”,“人机交互即为符号过程和信号处理之间的耦合，任何计算机之间的界面就是它们耦合的一个位置”。[45]除了将界面视为一种符号符具以外，索伦·庞德（S ren Pold）将界面直接看作是“传播各种数字信息的核心审美形态”，正如他自己所述，“界面是数字时代的基本文化和美学形式，它改变了人们的观看内容和观看形式，影响了人对现实的体验和互动，甚至重构了现实”[46]。进而他提出了“界面现实主义”这一分析概念，并从幻觉现实主义、媒介现实主义和功能现实主义三个维度反映出界面的美学形态。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新媒介时代下人们与之互动的移动界面不再仅仅只是一种“科技界面”，简单地满足我们对于功能性需要的愿望，而是不断演变成为一种“文化界面”，它展现的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化资料和我们如何与这些文化资料进行互动的过程。至此，在未来的新媒介传播活动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平衡这两大属性，甚至是将焦点从技术界面的创新追求，转移至对“文化界面”的关注上。要言之，唯有透过对“文化界面”的全面了解，才能真正体验界面的存在是如何形塑使用者日常经验的。

四、结语

早在上个世纪末，迈克尔·海姆就曾感叹道：“过去的20年里，技术进步令人瞠目，有一种明确的逻辑驱使着这种进步，随之而来的是‘人-机’界面的扩展和渗透。”[47]仅仅过了几十年，迈克尔·海姆或许不会想到，他口中所谓的“人-机”界面已然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化。在移动网络技术的形塑之下，“人-机”界面逐渐被“移动界面”这一崭新界面形态所取代。在本文中，笔者从界面与传播的关系出发，在梳理人类历史上界面传播的阶段演进的基础上，重点对新媒介时代下移动界面传播的三重属性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后发现，移动界面不应当仅仅被看作是一种“散布的技术物”，而应该将其视作与更深层次的技术、社会和文化过程密切相关的一个“交汇处”，从此意义而言，基于移动界面基础之上的传播具有工具性、关系性和意义性三重属性特征。移动界面不仅没有割裂主体与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反而是创造出了一种更为独特的参与方式，进一步激发了新媒介时代下新型传播实践的想象力。正因如此，探讨界面传播特别是移动界面传播的属性特征及其当代价值，无疑为新媒介时代重新理解传播实践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对移动界面传播进行持续性地关注，有助于我们今后更为全面、立体地把握和理解新媒介时代下的新型传播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