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授衔时，毛主席说上将中一定要有陕北红军的代表，此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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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和1957年两次授勋过程中，共产生了144名荣获三枚一级勋章的开国将帅及校官和转业到地方的领导干部。
其中，10位开国元帅和10位开国大将，均被授予金光灿灿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57位开国上将中有47人被授予3个一级勋章，有10人例外：
韦国清、唐亮、苏振华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红军时期为团级干部）、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李天佑、杨至成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抗战时期在苏联养伤）和一级解放勋章；
吕正操原为东北军将领，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被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上将中只获得一级解放勋章的有4人：乌兰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都参加了革命工作，但未在军队任实际职务；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3人原为国民党军中将级军官，解放战争后期才率部起义的。
开国中将177人中，有59人被授予3枚一级勋章，占将近三分之一。
开国少将807人中，仅有15人获此殊荣。
在数以千计的开国大校中，也有1人（罗厚福）获此殊荣。
另外还有已转到地方工作、只授勋未授衔的周保中、冯白驹二位将领也获得了3枚一级勋章。
在47位荣获3枚一级勋章的上将中，阎红彦是唯一没有军队级别的人。因为在1952年全军评定军队级别时，他已离开军队转入地方工作，担任着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按说阎红彦不评上将也可。授衔时毛主席说了一句话：“这次上将名单中一定要有陕北红军的代表！我看阎红彦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于是，阎红彦就被授予了开国上将之军衔。
当时陕北红军的代表还有贺晋年，他也是三枚一级勋章的获得者。在红军时期，贺晋年就是陕北红27军军长，抗战时期担任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四野11纵司令、15兵团副司令。但由于高岗事件的影响，贺晋年成了全军唯一一个副兵团级的开国少将。
开国上将宋任穷也曾是陕北红军的军政委与军长，但他出身于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才成为刘志丹搭档的。严格意义上说，他不能算陕北红军的代表。
阎红彦是陕甘晋红军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他是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人，和陕北的另一位著名革命家谢子长是同乡。阎红彦生于1909年，与无衔大将李先念、开国上将王宏坤、陈士榘、陈再道、谢富治、周桓、钟期光、宋任穷等同龄。
1925年，阎红彦就入党了，其党龄之早在开国上将中排在前五位。
1927年10月，阎红彦参加了西北地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第一枪的陕北清涧起义，失败后在陕北、晋西一带进行兵运工作。
1930年，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阎红彦率领一部分武装在汾阳、孝义、中阳地区开展革命斗争。1931年春与吴岱峰等人创建了山西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阎红彦任副大队长，率部东渡黄河来到陕甘之后又任大队长。
同年秋，晋西游击队先后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担任总指挥，阎红彦和吴岱峰分别担任担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第二大队大队长。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二任总指挥是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曾任第三任总指挥，可见其当时的地位之高。
1934年7月，时年25岁的阎红彦奉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委派，秘密远赴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和西北的情况，于10月份到达莫斯科。在完成了向共产国际汇报的任务后，阎红彦先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大学学习。
后来的开国上将中，除了阎红彦，还有五位有过留苏学习的经历，他们是乌兰夫、甘泗淇、刘亚楼、李天佑、杨至成。
期间，阎红彦还接受了熟记密电码的任务。因为自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共产国际就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无线电通讯联系。共产国际希望阎红彦可以作为信使，把无线电密码带回中国去，从而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
因此，不懂英语的阎红彦花了极大的精力，废寝忘食地背记由英文字母编排编组的密电码。1935年4月下旬，阎红彦和战友刘长胜回国，从苏联回到陕北，足足走了八个月，历经数不尽的艰难险阻，12月在瓦窑堡见到毛主席、周恩来等，汇报了赴苏联工作和学习的情况，并把带回来的密电码交给了党中央。
除了阎红彦和刘长胜之外，林育英和潘汉年也先后从共产国际带回密电码到陕北，他们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沟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2月初，阎红彦任黄河游击师的师长。2月下旬红军东征时，黄河游击师奉命改编为红30军，阎红彦担任军长，后又改任红30军政委、红30军军长兼政委。
1937年8月25日，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红30军改编为第129师直属炮兵营。同年11月，炮兵营扩编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3团，阎红彦任团长。
后来，警三团、四团、炮兵团合编为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文年生任旅长，阎红彦任政委。
1946年9月，阎红彦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山东定陶战役中，阎红彦同志参与指挥左集团三、七纵队，他亲自率领两个团楔入敌人的心脏，使敌人内外受击，乱了阵脚。这一仗全歼敌15000多人，活捉敌整编第3师师长赵锡田。
1947年夏天，三纵队配合六纵队攻打豫北汤阴城。这一仗因司令员陈锡联生病住院，由阎红彦指挥，最终攻破了汤阴城，全歼守敌，并活捉了守城司令孙殿英。
在鲁西南战役中，三纵队协同二、六纵队攻打羊山集，阎红彦率部又活捉了敌六十六师师长宋瑞柯。
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进入宿县西南的双堆集，被我中原野战军（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包围，第二天我军发起总攻，三纵队和一纵队统归陈锡联指挥，前线指挥是阎红彦。在华东野战军配合下，全线发起总攻，逐村推进，终于拔掉了敌人最后据点双堆集等数村，敌黄维十二兵团全军覆没，兵团司令黄维被三纵队七旅活捉。
在这场紧张激烈的战斗中，阎红彦由于过度操劳，头发都白了不少。
建国后，阎红彦先后任四川省委副书记、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1958年3月，党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时，毛主席聊起阎红彦，说：“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
阎红彦的妻子叫王腾波，四川合江人。出身富裕家庭的她投奔延安后，1942年嫁给了大她12岁、已有两段婚史带着一个儿子生活的阎红彦。
后来，王腾波曾任第四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官至副部级。（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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