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质疑方方就会被贴上“极左”标签？

法之剑

昨天有一则新闻，引发很多人的愤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在微博指出作家方方造谣护士梁小霞去世，表示一个人的生死岂能道听途说，请尊重一个人的生命。该医生表示广西援鄂护士梁小霞于2月28日在武汉协和医院晕倒，经过救治其自主心跳和呼吸已经恢复正常，目前昏迷了近一个月，虽然不知道何时醒来，但并没有去世。

方方造谣传谣的多了，此前“殡仪馆外面满地都是无主手机”，就是听“医生朋友”说，这次也是听“医生朋友”说。她这些医生朋友为什么要坑这位足不出户的老人，总是给她传递虚假信息，多大仇多大怨啊？而这些道听途说未经核实的内容，与真实的消息掺杂杂一起，以“日记体”的方式表述出来，就会给读者一种真实记录历史进程的感觉。一旦有人指出其虚假，则会被方作家及其脑残粉们斥为“极左”。

我是文革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很难理解从文革过来的方方，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运用文革时代的语言。其扣帽子、打棍子、动辄人身攻击、恶毒诅咒的骂人方式，是我极不熟悉的一套话语系统，但她运用得炉火纯青。在她的文章中，凡是质疑其日记内容真实性的，都是怀有不可告人动机的“极左”，都是有组织地对她进行围攻的五毛，都是祸国殃民的无耻之徒。

到底是前作协主席在文学的私家花园里徜徉太久，不接地气，还是我们的某些自诩精英的阶层脱离群众太久了？他们可以家门不出，就挥笔代表一个城市的良心，他们可以台上耍耍嘴皮子，就代表一个时代的脊梁。他们看似在启蒙群众，但实际上是以一种反智在筛选韭菜，真正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是不会接受她的洗脑的。在她自己营造的教会式氛围中，谁反对她就是罪大恶极，谁质疑她就是别有用心，谁批评她就是文革余孽。

在武汉封城后，方方写日记炫耀警局派一位协警送其侄女去机场，一会儿说是公事一会儿说是私事，有没有利用特权至今说不清楚，但这丝毫不妨碍其继续代表一个城市的“良心”。在她的笔下，武汉已然是人间炼狱，殡仪馆外遍地手机的虚假场景，所传递出的恐怖信息，经网络上数千万读者放大后，惊慌失措的人流挤占本就不堪重负的医疗资源，她需要为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吗？不需要。而且，凭借其政治背景和社会资源，她还顺势得到了官方通讯社的专访加持。

我曾说过，作家如果搞文学创作，写小说，那是表达的自由，没有问题，但用“日记体”的方式把一些真假参半的消息广为散布，那就不属于表达的自由。就像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在判决中曾指出：“对言论自由作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容忍一个人在未着火的戏院中妄呼起火，引起惊慌”。相反，把一切质疑者斥责为“极左”，则是对言论自由最粗暴的践踏。也许方方认为，给反对者扣上“极左”帽子，在政治上就有了制高点，可以让粉丝们同仇敌忾，群起攻之。殊不知，她早已成为她口头上要反对的人。

我并不认为中国社会上存在方方所说的“极左”，被他点名的几个人，有的我不认识，不懂为什么质疑她就要领一顶那样的帽子，难道，不喜欢她的权利也没有了吗？有的我认识，无论在公共领域的表达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正直、善良而温和的人，他们也许只是看不惯她的造谣传谣，鼓起勇气说几句真话，然后就遭致了她的谩骂和粉丝无休止的围攻。难道，所有人的观点都必须跟她保持一致才行？顺我者昌，逆我者就“极左”？那极左极右应该是一家。

我实际上算是一个右派，法律人基本上都是右派。我们奉行民主、自由、法治、公平、正义，我们反对一切权力滥用和社会不公。但像我这样的温和右派，早在十年前就已经被公知们打成了所谓的“左派”，因为我不愿跟造谣、推墙、沉船派同流合污。在他们的政治谱系里，北大张颐武教授是极左，环球时报的胡锡进是极左，以批评见长的郭松民更是极左，他们容不下任何不同的声音。那么，到底谁在走极端？谁又是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在扼杀民主和自由呢？这帮人上台，你们觉得会比现在更好吗？我看这届公知不行。

援鄂护士梁小霞，是我们人民的英雄，她依然顽强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谁都没有权利道听途说就随意宣布她死亡，这对于其家属是一种严重的精神伤害。我们在祈祷梁护士平安，有人却早早地摆好灵堂，迫不及待想吃人血馒头。方方动不动就说要起诉这个起诉那个，虽然至今没有看到她去起诉。但我到觉得，梁小霞的近亲属其实是拥有起诉方方的权利的。只是这种诉讼没有什么意义。多年前方方因为名誉侵权被判败诉，受害者死了也没等到她履行生效判决。让“良心”道歉？不存在的！那是“极左”们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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